蘋果公司與聯邦調查局（FBI）的訴訟角力，起因是聯邦調查局要求蘋果公司，駭入聖貝納迪諾槍擊案兩名恐怖份子所使用的iPhone來協助調查。政府部門在面對這件事總是用同樣的說法解釋：如果你想要擁有安全，那就必須交出一部分隱私作為交換。儘管將個人資訊交給政府，也不一定能獲得絕對安全的保證，但政府部門卻經常用這類說辭取得公眾認同，悄悄地擴張權力。

　　這則企業對抗聯邦調查局強硬立場的案例，實際上不是第一次發生，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在去年一個研究小組就曾發表一篇題為《地毯下的鑰匙》（Keys Under Doormats）的論文，內容提到：「正因為電腦工程師擁有豐富的安全性與系統經驗，我們認為若執法部門用特殊方式存取系統，將會帶來巨大風險。」

　　設置後門以便讓某些人存取系統的風險，包括必須將原本就已經很複雜的系統變得更加複雜難解，也不能保證其安全性，況且企業不可能專為聯邦調查局打造特殊的存取機制。再加上若是有這樣的後門存在，意味著駭客也能利用漏洞來駭入系統。

　　「如果我們能寫出只有聯邦調查局能特別進入的系統，這將會是一項偉大的發明，但它並不存在。相信每位數學家、密碼學家和電腦工程師都一致同意。」電子前哨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律師奈特・卡多佐（Nate Cardozo）表示。

　　若是每當發生類似的情況就將特權授予政府部門，等於公民隱私權將屢屢被削弱，而安全性還是一如往常，並不會因此提高。資訊安全公司Rendition InfoSec執行長賈克・威廉斯（Jake Williams）說：「這個問題不在於解鎖一支手機，我們不可能要求微軟或是其他公司，刻意製作特別容易被入侵的應用程式。」

　　蘋果公司的律師透露，公司目前收到來自聯邦調查局至少十幾項要求，希望透過各種手段來解鎖iPhone，因此這才不是聯邦調查局堅稱的「單純解鎖一支手機」如此而已。同時，這項判例也將會應用於美國以外的地方，特別是那些無視人權的國家。

　　卡多佐說：「如果當今的中國政府要求蘋果設置一道後門，蘋果公司將會堅決拒絕。」而假設蘋果公司為聯邦調查局首開先例，那麼全世界都會知道蘋果給了執法部門特殊待遇；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很可能會利用關閉產品線的作法來威脅蘋果公司，並且開始對他們予取予求，最終讓蘋果陷入更多麻煩和險境。

　　另外，將iPhone隱私訴訟塑造成與槍擊案有重大關聯的作法，其實本質是一種公關手段。卡多佐表示：「聯邦調查局非常小心謹慎地選了這次下手。」他認為執法部門將此事視作提起訴訟的「絕佳機會」。在缺少能讓執法部門順理成章設置後門的法規支持下，煽動民眾對槍擊案產生惻隱之心，進而讓聯邦調查局從中得到好處。若勝訴將可能催生有利於執法部門的法案誕生，而敗訴也沒有什麼損失，甚至還能得到公眾認同。「我想如果聯邦調查局直接說出：『嘿！我們希望打造能隨時存取用戶資料的後門，方便以後能拿到任何我們需要的東西！』我想一般民眾都不會同意。」威廉斯說道。

　　然而，恐怖主義喚醒的恐懼，將隱私權與安全性偽裝成了二元對立的面貌，大多數人都被聯邦調查局說服。皮尤研究機構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美國有51％的民眾認為蘋果應該解鎖iPhone協助執法部門調查，而只有38％的人認為蘋果公司不該答應，剩下的人則沒有意見。

　　但如果用聯邦調查局的論點「隱私與安全是互斥關係」來看，執法部門為了「提高安全」而要求蘋果公司做出「降低系統安全性」的做法，會發現這是個多麼奇怪的解釋。

　　2月16日加州聯邦法院發佈通知，要求蘋果公司協助聯邦調查局解鎖手機。雖然蘋果公司迅速聲明拒絕接受，但在這個先例出現後，可以預見未來不僅是蘋果公司，其他高科技公司也將可能被迫要求做出更多危害公民自由的軟體。

圖片出處

vk、W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