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終於要進入重點──諜對諜的部分了。

 

　　作為川島浪速的養女，川島芳子透過川島浪速夫婦的身分及日本軍政界的人脈，結識了近衛文麿（1891-1945）、本莊繁（1876-1945）、多田駿（1882-1948，傳說也是川島芳子的義父）、土肥原賢二（1883-1948）、和知鷹二（1893-1978）等軍政界人士。從1931年9月日本進軍中國東北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期間，她在中國上海、東北、蒙古、華北，日本東京等地留下活動蹤跡，更進一步的，她的名字逐漸與日本情報界的特務板垣征四郎（1885-1948）、田中隆吉（1893-1972）、軍部將領多田駿、東條英機（1884-1948）、外交官松岡洋右（義母族親，1880-1946）等人連在一起。靠著這些傳聞，川島芳子「國際女間諜」的形象得以在九一八事變後逐步深入人心，而日本媒體沸沸揚揚的說她在「滿洲事件、上海事件（即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九死一生大為活躍」則更加強化了她的間諜形象。川島芳子在答辯中堅決否認她在中國曾經擔任舞女的腳色，只坦承了日本軍方常常要求她開舞會，並出面與各方人士應酬。不過，我們在川島芳子的判決書中則看見了中國信誓旦旦宣稱：

 

　　「被告冒充舞女，刺探中國軍情，以助敵人上海事變屬實。況被告出身貴冑，生計豪華，如無重大使命，豈能執此賤業，飾詞狡辯，自無足採。」

 

　　雙方似乎都有道理，也似乎都強詞奪理。舞女、交際花、舞會、主人，孰為真實各人自有一把尺。

 

　　作為一個被宣傳的主體，日本人以訪問川島芳子所獲得的資料加油添醋創作成小說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小說後來被改編成電影《黎明之曉》，一方面加強了川島芳子「女間諜」的形象，讓芳子陶醉名利之餘，或許也成為她另一種自我催眠的寄託。但川島芳子與創作者沒能想到的是，村松梢風的《男裝の麗人》到後來竟然成為川島芳子被起訴論罪的材料之一。

 

 

　　1931年11月11日，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將溥儀護送出關後，他徵召川島芳子以皇親身分護送婉容出國與溥儀會合。雖然川島芳子順利完成護送的任務，但她並未因此取得溥儀夫婦的信任。在溥儀的小朝廷中，川島芳子與溥儀的互動相當有限，不過據說溥儀與善耆的其他子女互動也不熱絡，或許這樣的結果是此時的中二皇帝溥儀對任何外人都不願意信任的問題，而不能單純推給川島芳子。畢竟，川島芳子與善耆的其他子女多半在日求學、居住，言談舉止與生活習慣與保守、接受英國教師莊士敦教育的溥儀格格不入，多半兩邊是話不投機半句多的，儘管川島芳子曾因熟悉日本文化與政軍人脈而協助1935年溥儀訪日的記者訪問，並讓溥儀頒發勳章答禮，但溥儀身邊的皇族對於桀驁不馴、反覆乖張、男女關係複雜的川島芳子其實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何況是內心中唯我獨尊的溥儀呢。

 

　　的確，從記錄得知，川島芳子雖一度出任滿洲國執政政府女官長，但不久後隨即去職，另由多田駿委任為別動隊司令。這樣的認命與改派或許說明了芳子雖然在政治圈中的確獲得了一席之地，但仍與眾人格格不入。雖然肅親王善耆有二十四名子女在日本受過教育，可是當滿洲國不過僅是日本關東軍控制下的傀儡，川島芳子以及溥儀等前清遺民不過只是日本軍閥在亞洲權力中的佈局棋子。如果這些子女／棋子想要發揮影響力去過問或影響關東軍的滿洲對策，不但不太現實，大抵也會引起日本的極度不滿。這樣的情勢，可能已經脫離善耆或川島浪速的一開始的預想與期望，而這種「被利用」的態度，溥儀後來終於弄清楚了，川島芳子也認清了。

 

　　只是，已經太晚了。

 

　　1933年間，當田中隆吉正在熱河發動華北獨立運動時，川島芳子也率領一群由土匪改編的散兵游勇，在熱河製造事端與田中隆吉相呼應。川島芳子日後宣稱，這批名為「安國軍」的散兵游勇是由當時擔任長春市長的兄長憲基所給予充作滿洲國皇帝的親衛隊──但也有一說這批散兵是滿洲國軍政部最高顧問多田駿給川島芳子的「酬謝禮」──無論真相為何，由於率領著這群散兵，川島芳子因此成為了「金司令」。

 

 

　　但對於好大喜功的芳子來說，成為「金司令」的喜悅並沒有維持多久。不久後，散兵部隊被日本繳械，而芳子的司令大夢便隨著部隊消散而破碎。但對日本來說，由於東北地方的原有地方勢力在當時仍有抗日反滿致日人對各收編地方武力不表信任，再加上滿蒙人士可能仍與抗日者聯繫，導致日本對東北當地部隊──無論是屬於地方原有勢力還是滿蒙人士──皆多有戒心。而在這個情勢下，川島芳子私蓄軍隊卻仍能保住一命而僅是「安國軍」遭解散，在當時的情勢來說，已是日本人給予芳子的禮遇。

 

　　認清了自己終究無法取得軍事上的權力，再加上受到多田駿、松岡洋右的庇護，於是川島芳子另闢蹊徑：她待在中國，長居北平、天津一帶，並逐步將自己轉型成日本憲兵與中國人之間的權力仲介角色。

 

　　經過了一番跌撞，川島芳子終於暫時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定位──無論她內心中喜不喜歡──中日之間的中介者。接下來，她到底想做甚麼呢？

 

　　1930年代中期，因毆打日本憲兵，川島芳子被迫暫離中國。離開中國後，川島芳子回到日本並順道為川島浪速過壽，而在日期間，她對日本軍部在華行動卻大表議論。她在一份審訊筆錄中聲稱，由於她當時在京都公會堂的演說徹底觸怒軍部，她被下令於三日內離開日本。於是，因為躲風頭而來到日本的川島芳子，又在日人監視下返回北平，不可不說相當諷刺。

 

 

　　大概在1936年7月間，因搭乘飛機迫降而傷及脊椎的川島芳子又回到東京治療，但1937年初，以坐在輪椅上的姿態，川島芳子再度被人目睹在日本下關港即將搭船返回中國。

 

　　這樣的來去顯然也代表著雖然當時的川島芳子仍有利用價值，但誰也不喜歡她。而就顯琦的說法，川島芳子當時：

 

　　「很氣憤，時常發表一些抨擊日本的言論，發泄不滿情緒。她並非覺醒，而是 『狗咬狗』的心態。」

 

　　對於軍部怎麼樣都不願聽她的話，一向特立獨行／刷存在感的川島芳子自然是有話直說的。但在當時的日本政治圈，軍部已然聲音最大，因此，對於軍部並不回應川島芳子的任何訴求，除了生氣並大發議論，芳子其實也沒有其他手段可以抗衡。於是，無事可做的川島芳子，便在肅王府舊宅中過起公子哥兒一般的生活。她聲稱：

 

　　「雖然在我的性格上是極厭惡這樣環境，可是始終未能找到另一個出路。」

 

　　不過，川島芳子並不忌諱提起在1938年間，她曾與和知鷹二談及在中國建立幾個地方政權並施行南北分地而治的政治想法。川島芳子認為，由於家族曾為行刺攝政王失敗並被捕的汪精衛求過情，因此家族對汪精衛具有救命之恩，並自信身為家族代表的自己能對汪精衛具有深厚影響力。考慮她毛遂自薦作為日本與汪精衛連絡的中間人，表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雖然軍部對到處放話的川島芳子已經有著不耐煩，但芳子仍是不甘寂寞，甚至不惜誇大其詞，想要藉此證明自己在政治圈內還是具有影響力的。

 

　　作為一個男裝麗人，川島芳子還是不滿足於單純的中間人角色，她期待能在男人的軍政界中獲得更實質的權力。而1939年到1941年間由多田駿擔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的機會，便讓當時居住在善耆舊宅──北平東四九條胡同34號（現門牌67號）──的川島芳子獲得機會，在中國人眼中成為說話有分量的「有力者」了。

 

　　川島芳子是否滿足於如此的「有力者」外表我們並不清楚，但確實的，在中國養傷的芳子依舊動作頻繁以累積自己的實力，而這次，她把觸角，伸到了娛樂與宣傳體系。

 

　　川島芳子在日本期間也跟父親，或說大部分的滿人貴族一樣喜好京戲，並曾出借衣服給留日學生扮戲。她對戲劇的喜好，讓她也利用在日本的機會充分的與演藝人員交往，甚至錄了單曲《蒙古之歌》。有份報導提到過川島芳子在滿洲國公使館停留時，曾和松竹電影公司的演員、新劇演員水谷八重子（1905-1979）交際往來。我們甚至能在另一份報紙的報導看到，板垣守正（1900-1951）的劇團打算把川島浪速扶助「滿洲國」的建國事蹟改編成《男裝的革命公主》一劇，由「亞洲社會教化團」劇團演出，並計劃將此劇改編成電影在中國東北實景拍攝。於是劇團寫信給川島芳子，並希望她能為此劇現身說法，而板垣守正後來也跑到滿洲國為日本從事宣傳工作，以上的例子或許能顯示川島芳子對於螢幕前後的相關事情並不算陌生。也因此，當她無正事可作、而脊椎受傷的疼痛又讓她有藉口染毒後，川島芳子在北平、天津流連劇場、舞廳，藉各種名義舉辦宴會找樂子。有些日本軍人──如日本駐北平使館陸軍武官輔佐官今井武夫──因耳聞川島芳子有「放蕩的私生活」，便以此為由拒絕芳子的會見要求。

 

　　雖然多少有些聲名狼藉，川島芳子卻持續的在光鮮亮麗的社交場合中出入，並認識了因為拍攝滿映影片而突然竄紅的年輕女星李香蘭（本名山口淑子，1920-2014），並認識了好些中國伶人，而這時建立起的關係，未來也成為她的財源之一。

 

 

　　川島芳子曾經以同名「YOSHIKO」向李香蘭示好，而李香蘭則稱出於對芳子的某些崇拜心理，她也一度當過川島芳子的小跟班。但川島芳子生活的生活並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她下午三點起床、晚間總是到夜總會舞廳狂歡到天亮方休。這樣的生活讓李香蘭大為吃不消，於是只能藉故逃走。但這個說法其實有點疑慮，畢竟在1987年，李香蘭曾說是因為義父潘毓桂看川島芳子生活反常，加上山家亨的規勸，李香蘭因而疏遠芳子。

 

　　同為女性，李香蘭曾經敘述川島芳子對待男性的態度：

 

　　「『男裝佳麗』川島芳子站在自己喜歡的男性面前，就會立即變成妖豔的女性。她的熱情，使我也認識的山家亨走上破滅的道路。」

 

　　除了李香蘭以女性的角度、亦敵亦友的口吻敘述了她心中的川島芳子，芳子初戀情人的家人，又是以甚麼角度敘述她的呢？山家表示，川島芳子將前初戀情人山家的德國高級相機、個人衣服，連內衣通通搬到她家裡，而山家並不敢去取，怕人被芳子「扣留」。但關於這件事情，李香蘭卻又以自己的角度出面幫川島芳子說話。李香蘭認為，川島芳子可能看有不少鶯鶯燕燕與山家糾纏不清，出於嫉妒，卻又想挽回感情無奈出此下策。在這種嫉妒最激烈的時候，川島芳子甚至於故意寫匿名明信片／黑函投告山家與李姓女明星（川島意指李香蘭，李香蘭則說實為李明）為雙面間諜。而「不甘示弱」的山家則進一步宣稱曾經收到密令要求殺掉川島芳子──對他來說真是人生一大諷刺──而他根本殺不下手，只好設計縱放川島芳子逃脫。

 

　　透過上述的敘述，我們又看到了川島芳子、李香蘭之間微妙的女人心機。如果再加上山家亨就女性心理詢問李香蘭意見，讓李香蘭對糾纏在山家身邊的女明星們與川島芳子吃飛醋各有觀感，或許川島芳子的懷疑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女人間的角力、心機、友誼、袒護其實也不下於諜報事業的複雜。

 

 

　　李香蘭表示曾在九州雲仙（九州有名的風俗區之一）溫泉旅館中碰到川島芳子，而在晚餐前的私下談話中，川島芳子歷述山家、田中、多田這些日本軍人都不是好東西，並在半夜三點親書三十多頁長信，勸李香蘭：

 

　　「一個人被人們奉承的時候最吃香，但絕不能為人家所利用。你應該照你的信念去做。被人家利用而終於像垃圾丟掉。妳看我。從我痛苦的經驗，我要忠告妳，現在我的心境是瞪著太陽要沈下去遼闊的曠野。我很孤獨。我應該往何處去？」

 

　　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當牽扯的人物太多而人的敘述都有所保留之時，有時，故事真的比民視更民視。

 

 

 

 

參考資料：
1. 《讀賣新聞》，1933年7月12日，版7；1937年1月26日，版2；1933年8月23日，版7；1933年9月22日，版7。
2. 〈巨奸川島芳子判決書全文〉，1947年11月10日，南京《中央日報》，版3。
3.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調查筆錄（1947年4月10日）〉，轉引自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頁220。
4.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頁223。
5. 《今井武夫回憶錄》翻譯組，《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頁2-3。
6. 山口淑子，陳鵬仁翻譯，《李香蘭自傳：戰爭、和平與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頁40-44、23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