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Mumu Dylan
撇開性別來說,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是非常傳統的總統候選人,但許多美國人卻視她的候選人資格為「非傳統」。根據民調機構的統計顯示,對希拉蕊感到「極度厭惡」的美國選民比例,超過了自1980年以來所有的民主黨候選人,其中白人對她的反感程度更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比例。根據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的調查結果指出,有52%的白人極度厭惡希拉蕊,而這個數字比2012年選民看待歐巴馬時還高出了20%,也比2008年高出了32%。
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美國人對她的敵意就更加明顯了。會場內群眾反復高呼「把她關起來」的口號;而會場外則擺滿各種充滿性別歧視的周邊商品:例如印著「別當個娘們」字樣的黑色別針,或是印著「生活已經是個婊子:所以別投給另一個」的紅色別針。
大眾對希拉蕊的攻擊和批評,大多圍繞在電子郵件醜聞、班加西案、口才不足和信賴問題上。但如果翻看學術文獻裡,關於傳統男性地位如何對女性做出反應時,許多情況則令人不安。
在過去的幾年中,政治科學家反常地認為,歐巴馬當選總統或許會讓多數具有種族歧視思想的白人更能接受;然而,當類似的情況變成性別議題時,他們則預測希拉蕊的當選將可能引發性別歧視的反彈,而這股反撲力量將會在未來幾年讓美國政治遭受挫敗。
若要理解這種反應,就得從社會心理學家的「不穩定的男子氣概」(precarious manhood)理論談起。該理論假設女性特質為自然且恆定,而男性則必須得「贏得並維持」自己的男子氣概:但既然是贏來的,代表它也可能失去。南佛羅里達大學和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的學者對大學生進行的調查報告指出,當問及「怎樣是失去男子氣概」時,多數學生舉出如「失業」這類社會挫敗的例子;而當問及「怎樣是失去女性特質」時,他們則舉出像「變性手術」或「子宮切除術」這種實際改變生理狀態的例子。
對於多數男性來說,最懼怕的事情莫過臣服於女性,而這種恐懼也並非完全不合理。2011年《實驗社會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的一項研究發現,上面有女性上司的男性比起有男性上司的同性,通常賺得較少也較沒有威信。
而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兩者都對女強人懷有更苛刻的評論,勝過其他同樣有權勢的男性。在2010年的研究發現,當告訴受試者一位虛構男性參議員具有政治野心時,受試者對他的看法並不會改變;而反過來告訴受試者一名虛構女性參議員具有政治野心時,無論男女都「經歷了道德憤慨的感受」,像是鄙視、憤怒和厭惡的情緒。
雖然無論男女都批評女強人,但男性更有可能做出激烈地反應。一項研究報告指出,求職時若面試官為女性,男性應徵者會要求比面對男性面試官還要高的薪水和待遇;另一項研究則指出,當男性感受到性別身份的威脅時,更容易進行高風險的賭注。此外,根據康乃狄克大學的研究表明,經濟上依賴於妻子的男性,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出軌。
而這些都不是最糟糕的情況。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進行的大型研究發現,若女性偏離了傳統性別地位(例如從事傳統男性的工作或具有較陽剛的個性),更容易成為性騷擾受害者。而另一項義大利的實驗發現,女權主義者更有可能遭到性騷擾,而這些性騷擾大多來自支持傳統性別地位的男性。
為什麼上述這些事情與希拉蕊有關呢?因為大多數極度厭惡她的選民,正好就是那些害怕失去男子氣概的美國人。根據公共宗教研究所的調查,在「是否認為美國變得軟弱、女性化」的問題中,選擇「完全同意」且對希拉蕊感到「極度厭惡」的人,比「完全不同意」且對希拉蕊感到「極度厭惡」高出超過四倍。而這些深信美國正變得女性化的選民,他們大多支持的對象是唐納德‧川普,而且並不是已經退選的泰德‧克魯茲。
還有其他令人擔憂的預兆則來自如澳洲和巴西,他們的第一位女性領導人皆遭受了嚴重反撲。而研究也表明,女性領導者比男性領導者更不容易被接受其合理性:前澳洲總理朱莉亞‧吉拉德(Julia Gillard)上位僅三年就因黨內鬥爭而被迫下台;今年九月,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被正式罷免,雖然在她之前的男性領導者做得更糟,但她還是成為巴西25年來首次被罷免的總統。不過事實也證明過去仍有女性領導人在政壇上站穩腳步的例子,像柴契爾夫人、梅克爾、英迪拉‧甘地等人,但在她們執政期間也不乏眾多具性別歧視的反對派。
這股性別反彈的力量或許不會擊倒希拉蕊,但也不會因為她的當選而消退,人們對女性掌權的不滿和厭惡將成為一股強大力量。2015年公共宗教研究所的調查指出,更多的共和黨人深信「白人受到很多歧視」,而不是「女性受到很多歧視」;今年春天,42%的美國人表示他們相信美國已經變得「太軟弱和女性化」。雖然42%不到半數並不能代表所有美國人的意見,但這已經足夠造成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動盪。這些數據讓人不禁要問,人們真的需要害怕一個女總統嗎?
參考報導:The 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