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塑造了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成長階段的俄國政治文化：在沙皇統治之下，明確表意的政治文字幾乎不能公開出版，而破壞規矩的作家則會遭到監禁，直到他們收回之前公開發表的政治觀點。在此期間，只有小說和詩歌受到的限制較為寬鬆，但也並非每一次都如此。

　　這便是列寧成長時俄國知識界的氛圍。列寧的父親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保守派，並擔任地區總督學，是個受到敬重的教育家。而在家中，莎士比亞、歌德和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著作會在週末下午一再地被大聲朗讀，因此生在烏里揚諾夫家（列寧是日後用來躲避沙皇秘密警察追緝所用的化名）是不可能不受到文學的薰陶。

　　列寧在就讀高中時愛上了拉丁語，其導師也期盼他日後能成為語言學家和拉丁語專家。儘管後來未能如願，但列寧對拉丁語和經典文學的熱情卻從未消逝。他閱讀了維吉爾（Virgil）、奧維德（Ovid）、賀拉斯（Horace）和尤維納利斯（Juvenal）的拉丁原文著作，就連古羅馬時期的元老院演說也有所涉獵，並在二十年的流亡生涯中，反覆地閱讀歌德的經典著作《浮士德》（Faust）。

　　列寧也將文學底蘊運用在領導1917年的十月革命。當年四月，他與俄國社會民主黨主流派分道揚鑣，並用一系列激烈的文章呼籲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此舉引來許多親密戰友譴責他，但列寧靈活地援引《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說過的話回應：「我的朋友，理論向來是灰色的，但綠色是長青的生命之樹。」

　　列寧比任何人都清楚，古典俄國文學總是與政治聯繫，即使是那些「最厭惡政治」的作家，也難以掩飾他們對國家現狀的蔑視。列寧喜愛的岡察洛夫（Ivan Goncharov）小說《奧勃洛莫夫》（Oblomov）就是一個例子，這本小說生動描繪地主名流的懶惰、遲鈍和無能，並為俄國字典增加了一個新詞：oblomovism，意即沉溺於空想不願行動改變現實的奧勃洛莫夫作風，經常被用來形容助長獨裁政權的地主階級。

　　列寧後來認為，這種痼疾並不僅限於上流社會，同樣也感染了大部分的沙皇官僚並向下蔓延，就連布爾什維克也無法免疫。岡察洛夫所舉起的這面鏡子，真實地映照出整個俄國社會的面貌。而列寧在與對手辯論時，更經常將對手比作俄國小說裡總是讓人不愉快的小人物。

　　俄國文學作家對是否應該推翻現有政權的想法也有所不同（當然，他們並不是唯一面臨該問題的群體）：普希金支持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挑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繼承權問題；果戈里（Nikolai Gogol）在放棄立場前也曾諷刺農奴遭受壓迫的情況；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雖然批評沙皇專制制度，但厭惡宣揚恐怖的恐怖主義者；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曾傾心於無政府恐怖主義思想，但在聖彼得堡發生駭人的謀殺事件後轉向反對這股思潮；托爾斯泰（Leo Tolstoy）抨擊俄國的專制主義雖然讓列寧高興，但他對托爾斯泰信奉基督教及和平主義感到困惑。

　　列寧曾發出疑問說：為何一個天賦異稟的作家能同時成為革命家和保守派？在多篇剖析托爾斯泰矛盾性的文章後，他得到了答案：列寧認為托爾斯泰的小說承認並表達了農民受到經濟剝削的集體憤怒，但卻沒有為其制定解決方案。托爾斯泰並非構想一個革命的未來，而是以一種更簡單的基督教式烏托邦尋求慰藉，他寫道：「托爾斯泰的觀點與教義矛盾並非偶然，而是反映出十九世紀後三分之一時期俄國人生活的矛盾環境。」

　　與此同時，列寧還批評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受難主義」，儘管其文字力量無庸置疑。不過，列寧對文學的個人看法從未變成國家政策。1918年8月2日革命不到一年後，蘇聯打算為俄國作家建造紀念碑，於是《消息報》（Izvestia）列出作家名單由全國讀者投票，最高票由托爾斯泰奪得，杜斯妥也夫斯基則位居第二。該紀念碑於同年11月在莫斯科揭幕，並由象徵派詩人伊萬諾夫（Vyacheslav Ivanov）致詞。

　　然而，對列寧來說（乃至整個世代的激進派和革命份子）影響他們最大的作家是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車爾尼雪夫斯基為牧師的兒子，但後來成為唯物主義哲學家和社會主義者。他因政治信念被關押在彼得堡羅要塞時寫下了烏托邦小說《什麼是該做的事？》（What Is to Be Done?），迅速成為新一代青年的聖經。在列寧遇見馬克思主義以前，這本書就已經激化了他，而為了向革命主義前輩致敬，他還刻意把1902年發行的第一本重要政治著作取了相同的書名。

　　儘管車爾尼雪夫斯基作品成功擄獲青年，但也招來其他作家的批評。有些是源於嫉妒，而有些則源自根深蒂固的政治傾向。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在最後一本俄語小說《天賦》中，花了五十頁篇幅貶低和嘲笑他；屠格涅夫也因為敵視所有「試圖發起革命摧毀土地制度，並重新分配給農民」的人而毫不留情地抨擊他。

　　《什麼是該做的事？》不是一本典型的俄國文學作品，而是在特定時期引起俄國知識份子共鳴的特殊產物。它對每個議題都極其激進，特別是在對性別平等和男女關係方面；而對如何鬥爭、如何識別敵人、如何在某些規則下生存也有著獨到見解。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哲學都源於單純的事實，但也深刻地影響著列寧一生：人類起源於猿人，而非亞當和夏娃；生命是個短暫的生理過程，所以必須為每個人帶來幸福。但這一切在充滿貪婪、仇恨、戰爭、自私和階級劃分的世界裡幾乎無法實現。正因如此，一場擴及全世界且徹底的社會革命更加必要。

參考報導：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