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兩伊戰爭結束的兩個月後，時任伊朗議員的阿克巴爾‧哈什米‧拉夫桑雅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一年後當選伊朗總統）表示：「化學和生物武器是窮人的原子彈，我們至少應該考慮把它拿來防禦。雖然這種武器並不人道，但戰爭告訴我們，國際法只是紙上的墨水罷了。」

 

　　化學武器確實慘無人道，但拉夫桑雅尼的發言也不是毫無理由。從二十世紀初化學武器大規模發展以來，各種禁用條約在戰場上幾乎形同廢紙，沒有任何強制性和約束力。

 

　　從1899年最早簽訂的《海牙公約》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交戰國幾乎都是締約國，其簽署者同意「禁止使用任何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氣體的射彈。」唯一例外是美國，代表美國出席的海軍作戰委員會委員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Alfred Mahan）在會議中辯解說：「這種化學炮彈還未開發出來，需等到我們瞭解窒息砲彈的效果才能決定，沒人知道它是否會比現在允許使用的導彈更仁慈或是更殘酷。」

 

 

　　然而，《海牙公約》還是沒能阻止化學武器的使用。1915年4月22日，德軍在比利時伊珀爾首次發動大規模的化學武器攻擊盟軍。他們規避公約條文不使用射彈攻擊，而是將五千多個固定到位的鋼瓶釋放出氯氣。氯氣很快地形成約五英尺厚的黃綠色雲朵，接著隨風飄向西邊盟軍的壕溝裡。不久後，數百名士兵窒息、嘔吐和瀕死，其餘部隊則慌忙撤離到後方。

 

　　為了因應化學武器攻擊，盟軍也製定出化學戰的策略，美軍於1918年5月開始將各種新式化學武器放到陸軍戰役中。屆時，雙方已經放棄了規避公約條文，直接射擊裝有不同毒氣的砲彈，其中包括比氯氣毒性高十八倍的光氣，以及透過灼傷皮膚、眼睛、支氣管和肺部使敵人致死的芥子毒氣。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雙方在戰場上共部署了22種不同的化學武器，分別裝載在砲彈、迫擊砲、手榴彈和空投炸彈中。總而言之，大約有56萬人成為化學武器的受害者。

 

　　當時倡導化學武器的支持者堅持認為，生化武器是「較人道的戰爭手段」，他們辯解受害者未必會比受子彈和高爆炸彈攻擊的死傷還多，被特別禁止只是因為顯著的作戰效果。不過，根據1922年的民調顯示，美國公眾幾乎一致支持全球禁用化學武器，而大部份的歐洲民眾也是如此期盼。

 

　　1925年，國際武器貿易會議在日內瓦舉行，133個締約國再次簽訂了《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即俗稱的《日內瓦議定書》（Geneva Protocol）。儘管美國參議院和化學戰爭部門許多官員仍視化學武器為人道的攻擊手段，認為需要儲備強而有力的化學武裝庫以抗衡其他國家發動戰爭，但由於美國當時實行的孤立主義最終使軍事預算下降，包括化學戰爭部門的撥款連帶受到影響。

 

　　再加上其他軍事部門並不喜歡化學武器，因為他們發現使用這種武器很麻煩，不但受環境和氣流影響，士兵還必須隨時穿戴防護服和面具才能抵禦自家的毒氣，而軍方也開始擔心使用化學武器將造成國內民眾的反彈。

 

 

　　毒物技術是一把雙面刃：它能用來消滅蟲子，其殺傷力也能殺死人類。事實上，在二次大戰以前德國就已經研發出新型的化學武器。1936年施拉德博士（Dr. G. Schrader）替藥廠開發更有效的殺蟲劑，最後製造出一種足以讓人類致命的殺蟲劑。透過包含猩猩在內的動物實驗證明，這種新型毒劑只需要十毫克物質就能攻擊神經系統並產生劇烈影響，包括瞳孔縮小、呼吸急促、抽搐，最後導致死亡。

 

　　德國軍方意識到施拉德的研發能讓德國的化學武器進一步升級，將這款新型毒劑命名為「塔崩」（Tabun），並鼓勵他繼續研究新的神經毒素。1938年，施拉德博士設計出一種改良物質，自己將它命名為「沙林」（Sarin）。隨著塔崩與沙林的發明，也揭開了化學武器的新時代。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盟軍害怕德國可能會再次訴諸毒氣攻擊，英美雙方採取了兩面手法的政策：羅斯福總統一方面宣稱除非敵方先部署，否則美國絕不會主動使用化學武器；另一方面，美軍也已經恢復了進行化學戰爭的能力，大量生產芥子毒氣，光氣和其他防毒設備。此時的盟軍具備四十八小時內在德國城市投下數百噸的光氣和芥子毒氣的武力。

 

　　羅斯福的「不主動使用」政策源於他堅信化學武器的野蠻和不人道，但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的觀點卻相對務實。1944年7月，當德國人開始用V-1火箭襲擊英國本土，不分青紅皂白的向平民進行轟炸後，丘吉爾要求國防大臣對使用毒氣可能遭受敵軍反擊的代價進行「冷血計算」。他說：「在這個議題上還考慮道德面是荒謬的，在上一次戰爭中對開放城市轟炸也被視為禁止，但現在每個人都這樣做。」但最後軍事顧問成功說服丘吉爾不要主動使用化學武器，由於代價很可能是德軍使用化學武器襲擊英國城市。

 

　　在德軍方面，二戰期間的幾個重要時刻，希特勒的軍事顧問曾籲請他空投塔崩炸彈至敵方城市，或是用來對抗蘇聯軍隊。雖然納粹毫不留情地用毒氣屠殺集中營裡的猶太人，但希特勒卻厭惡在戰場上使用化學武器。一方面是他在一戰從軍期間曾見識過化學武器的威力，更重要的是他也怕盟軍的報復攻擊，當時負責化學武器部門的奧托‧安布羅斯（Otto Ambros）向他匯報，盟軍可能也發展出類似的毒氣且已經大量生產。最終，由於雙方同樣懼怕遭到報復行動，二戰期間的歐洲戰場才避免了全面性的化學戰爭。

 

 

　　1947年，美蘇關係惡化為冷戰，杜魯門總統撤回1925年批准的《日內瓦議定書》。同年，美國、加拿大和英國三方協議化學武器計劃，促使三方都能獲取各方的化學武器情報。

 

　　甘迺迪政府上台後意識到蘇聯核武庫的強大，再次重點發展了化學和生物武器，並強化常備部隊以避免全面核戰爭的威脅。由於化學武器相對便宜，也能運用在有限的衝突上，因此在1961年至1964年間化學兵團的預算增加了三倍，芥子毒氣和沙林毒氣也在沒有知會日本政府的情況下秘密地部署在沖繩島，而五角大廈也在西德、法國和義大利等地儲放了許多化學武器。冷戰期間美蘇雙方的化學武器競賽，比檯面上的核軍備競賽還來得更神祕。

 

　　1968年3月中旬，在猶他州西北部進行VX神經毒劑的活體實驗時，由於風向轉變神經毒素飄到了距實驗地點43公里遠的山谷，接觸到大群放牧的綿羊。接著綿羊的行動開始變得詭異，造成幾千頭綿羊死亡或嚴重傷害。儘管政府官員極力掩蓋事件，但災難早已被公開報導。隔年，沖繩居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接觸到陸軍部隊洩漏的沙林氣體影響，最終讓事情曝光。美國被迫從島上清除化學武器，並承認在西德等地也儲放了其他化學武器。

 

　　接連事件的爆發，讓美國的反越戰情緒和環保運動激起了更大規模的反彈聲浪。化學家和生物學家原本就批評美軍在越南使用落葉劑的行為，而事件爆發後經過記者和國會的調查顯示，軍方還把有毒化學物質儲放在美國境內人口密集的地區。

 

　　這些抗議最終對尼克森總統產生了影響。1969年11月，尼克森放棄使用侵略性的化學武器，恢復早期的不主動使用政策，並宣布美國會限制其進一步生產，使化學武器只能作為威懾武力。儘管結束了落葉劑的使用，但他仍允許使用防暴氣體，並認為這些行動並沒有違反《日內瓦議定書》。

 

 

　　隨著冷戰結束，美蘇長期以來的化武軍備競賽也大幅停止。最關鍵的轉變是1990年美國與蘇聯簽署了一份雙邊的化學武器協議，致使兩國停止生產所有包括二元武器在內的化學武器，並將化學武裝庫在八年內減少到五千公噸。

 

　　1992年9月於日內瓦舉行的會議，終於又制定出一份化學武器公約，共有130個國家簽署。作為《日內瓦議定書》的重大延伸，新的公約禁止化學武器的發展、生產、儲存和轉讓，並要求各國在十年內銷毀所有庫存。

 

　　然而，埃及、敘利亞、黎巴嫩、利比亞和伊拉克等國都拒絕簽署「化學武器公約」，他們堅持全面禁止所有種類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化學武器才會從中東消失，這也是在暗示以色列擁有的核武庫。因此從1970年代以來，這五個國家都擁有生產和部署化學武器的技術能力，包括被運用在後來的兩伊戰爭中。

 

　　化學武器成功與否雖仰賴技術、氣象條件和訓練有素的部隊，但因為費用便宜、容易取得且易於運輸，化學武器至今仍被貧窮國家和恐怖份子視為絕佳的武器選擇。從歷史角度來看，儘管它被譽為「窮人的原子彈」，也從未展現出足以扭轉戰局贏得戰爭的能力，大多受害的卻是無辜的平民百姓。

 

 

書籍資訊

神經之戰：從一戰到蓋達的化學武器史（英文）

 

圖片出處

E-IR、Wikipedia、Bizarrepedia、RT、Infow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