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Mumu Dylan

 

　　家長和政府經常懼怕媒體與科技的影響帶壞孩子。2014年，英國《太陽報》將電動遊戲與海洛因相提並論；2017年，《大西洋》文章標題為「智慧型手機毀了一個世代嗎？」（答案：不是。）數十年來，部份學者積極地展開研究，嘗試找出娛樂科技帶來的不良影響。但這些說法真的有道理嗎？或只是學者與記者嘩眾取寵的伎倆罷了？

 

　　自二十世紀初開始，心理學家始終關注著科技如何影響健康與幸福：1930年代，他們評估了收聽廣播的影響；1960年代，他們將注意力轉向電視；近幾年來，他們把研究擴及到電動遊戲與智慧型手機。簡單來說，長久以來心理學家不斷對娛樂科技可能造成的問題發表意見和看法。

 

　　但無論是過去或現在的爭議都表明，有關娛樂科技的利弊問題仍屬難解的複雜問題。由於研究結果往往參差不齊，因此很難直接轉化成政策聲明、新聞標題或家長建議。1960年代如此，直到今天也是。

 

 

　　舉例來說，電視暴力與孩童侵略行為的議題便是這樣。在1950年至1970年期間，電視已經成為美國家庭的標準配備，但不是每個人都相信它是個有助益的科技產品。從家長、教育工作者乃至政治家紛紛發表對電視的疑慮，質疑他們所看見的過度暴力與性暗示情形。

 

　　1969年，美國衛生局辦公室將電視暴力列為公共衛生問題，呼籲心理學家就其影響提供確切證據。這項耗資百萬美元的計劃，仿照了過去評估使用菸草的健康風險模型，希望從社會與行為科學中找到直接證據，藉此終結電視暴力對侵犯行為的影響。

 

 

　　那最後結果是什麼呢？根據23項委託研究與總結報告顯示，儘管電視確實可能會影響某些孩子，但其他因素對侵犯行為的影響同等重要：如家庭教育、天生性格與社群暴力等等。總之結論寫道：「電視只是隨時間可能發展成侵犯行為的眾多因素之一，要從個人生活的其他因素中抽離出來並斷定原因極其困難。」

 

　　心理學家認為，雖然研究結果混雜且存在局限性，但電視暴力與侵犯行為之間確實存在聯繫，並覺得媒體低估了結果。《紐約時報》在報導中直接宣布：「電視暴力對青年無害」，加上其他相關媒體大肆報導，心理學家只好寫信回覆給編輯，聲稱因果關係已經被找到。於是，這又導致了公民團體介入，開始在電視上公開譴責「虐待與暴力」內容，並引用衛生局辦公室的報告作為證據。如果說這23項研究達成了什麼成就，大概是它們的絕大部分都被人們所曲解。

 

 

　　時間來到1990年代，隨著學者注意力轉移至暴力電動遊戲（VVGs）上，電視已經不再是首要問題。1990年代美國發生了一連串的校園槍擊事件，並在1999年科羅拉多州發生的科倫拜校園事件後達到巔峰。由於槍手生前是射擊遊戲《毀滅戰士》（Doom）的狂熱粉絲，此事件更加鞏固了暴力電動遊戲與青少年暴力的聯想。

 

　　然而，這種聯想卻與統計數據不符。研究證據顯示，暴力電動遊戲與促進犯罪率下降有關。一些研究甚至發現，當熱門的暴力電動遊戲發行時，實際上能立刻降低犯罪率。但是，當研究結果被政策聲明、新聞標題與建議解讀時，又再次出現了不同說法，而這次連學者的解讀也出了問題。

 

　　科倫拜事件發生後，部份學者錯誤地暗示暴力電動遊戲與大規模槍擊案的關聯，或是宣稱暴力電動對侵犯行為的不良影響有如抽菸之於肺癌那樣。還有人聲稱，陸軍使用暴力電動遊戲來訓練士兵殺人，所有的科學證據自那時起都已經被抹黑。美國心理學協會（APA）和美國兒科學會（AAP）甚至針對暴力電動遊戲做出強硬聲明，完全不管內容與研究結果互相矛盾的事實。

 

 

　　如今，這些聲明招致越來越多的批評。2013年，超過230名學者寫信給美國心理學協會，要求他們停止繼續發表類似的不當聲明。澳洲、英國、瑞典以及美國最高法院審理後也做出結論，認為不能將暴力電動遊戲與嚴重侵犯行為或暴力事件連結在一起。終於在2017年，美國心理學協會發布了一項新的政策聲明，警告記者切勿將暴力電動遊戲與社會暴力事件做連結。

 

　　也許是暴力電動遊戲與暴力事件之間的關聯不存在證據，以及以前的玩家步入中年對電動遊戲的憤慨情緒也稍微緩和，最後一次相關的道德恐慌止於2012年的「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雖然當時仍引起暴力電動遊戲與槍擊事件的聯想，但事實上經官方調查發現，嫌犯大部分沉迷於非暴力的舞蹈遊戲《勁爆熱舞》（Dance, Dance Revolution）。

 

 

　　從那時起，人們對新科技的恐慌也進入了其他領域，尤其是看待社交媒體與智慧型手機。其中一個令人擔心的問題是自殺，一部份人主張社交媒體、智慧型手機以及如《漢娜的遺言》（13 Reasons Why）的電視影集與青少年自殺率提升有關。

 

　　《漢娜的遺言》這類探討自殺的節目真的會鼓動青少年自殺嗎？研究結果仍非常混亂與複雜，大多數實驗條件也具有缺陷，並產生互相矛盾的結果。整體而言，現階段並沒有證據能支持這些人的擔憂。

 

　　至於將智慧型手機和社交媒體與自殺聯繫起來的數據也極為局限，儘管近年來青少年自殺率（特別是女童）有上升的趨勢（仍低於1990年代初），但不光是青少年而已，中年人的自殺率也逐年攀升，這代表背後應該有著更為巨大的文化或社會問題，而不單是新科技造成的特定結果。

 

　　科技恐慌歷史提醒我們，儘管針對社會問題分享心理學專業看法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也經常有所幫助，但同樣重要的是必須考量證據強度，以及教育公眾正確解讀證據。在研究結果不一致的情況下，政策或媒體也不該依據模稜兩可的結論提出非黑即白的政策或建議，因為我們不清楚這些反應會不會造成更大傷害，而不是帶來更好的結果。

 

 

參考報導：Behavioral 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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