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陰謀論，告訴你那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實都不是偶然，而是有權有勢的人所策劃的陰謀，通常是為了讓神秘的「幕後主使者」受益。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在1963年的著作《臆測與反駁》（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指出，有些人傾向將自己不喜歡的事情，歸因為一些有影響力的「他人」所做的刻意行為。儘管陰謀論存在已久，但網路時代更加速了這些理論的傳播。哪些人相信陰謀論呢？這些人又有什麼共同點？

　　當然，每種陰謀論的可信度與合理性都不同。在2013年的一次問卷調查中，雖然半數以上的美國人認為1963年的甘迺迪遇刺案背後存在巨大陰謀，不過還有4％的人深信這是「蜥蝪變形人用人類形體奪取權力以控制世界的手段」，也就是說可能會有1200萬美國人相信這個理論。

　　儘管陰謀論存在細節差異，但關於陰謀論研究最具說服力的結論之一是，儘管理論本身可能不同，但陰謀論者確實具有共同點。例如，相信蜥蝪變形人的陰謀論者，也更可能懷疑李‧哈維‧奧斯華（Lee Harvey Oswald）不是單獨犯案。相對地，那些相信賓拉登在海豹突擊隊擊斃他前就已經身亡的人，也更可能認同賓拉登或許還活著。這些特點讓研究人員得出結論：具體的陰謀論並不是那麼仰賴特定主題，而是一種更普通的世界觀體現。「陰謀主義思想」、「單一信念體系」或「陰謀心態」是某些人把世界當作受隱藏邪惡力量支配的觀點。

　　大多數指責陰謀心態的批評者，將原因歸咎於這些人缺乏掌控生活和處境的能力。一項調查指出，較無法控制工作條件的受試者（如長期失業、臨時工）比更能控制工作條件的受試者（如長期僱員）表現出更高的陰謀心態。其背後理論認為，缺乏掌控能力提高了參與需求，進而用補償性的幻想滿足——也就是陰謀論。

　　雖然這有一定道理，但並非陰謀論者的全貌。補償性理論將陰謀論者描繪成被剝奪掌控事物能力的可憐受害者，把陰謀當成對抗混亂世界的最後一擊。但是，這種刻板形象與其他經常四處宣揚陰謀論、宣稱擁有超群洞察力，並貶低不相信之人（他們將不信的民眾稱為「沉睡的羊群」）的陰謀論者行為又互相矛盾。

　　這些行為顯示，相信某種陰謀論並不單純是因為無法掌控事物的補償心態，而是信仰陰謀論可以讓自己與「愚昧無知」大眾不同：一種自以為是、吹捧自身有獨特思想的做法。堅信陰謀論不一定是某些人所認為缺乏掌控能力的結果，反而是一種對「獨特性」的潛在需求。德國美茵茲大學心理研究所所長羅蘭‧因霍夫（Roland Imhoff）和研究團隊為驗證這種假設進行了一系列實驗。

　　他們的第一項研究發現，想要認為自己比較獨特的需求程度，與是否認同某種陰謀論具有相關性。更重要的是，那些比較容易接受陰謀論的人，往往更傾向於選擇只被極少數人相信的理論。換句話說，具高度陰謀心態的人更會相信冷門的陰謀論。研究團隊猜測，這可能表明理論的「排他性」也是他們所追求的方向。

　　當然，相關性並不代表因果關係（即使它們經常同時發生），但研究團隊發現那些對獨特性有高度需求的人，確實普遍傾向支持陰謀論：或許是心理需求驅使他們相信這些理論，好讓自己與無知的大眾區別開來；也或許兩者根本沒有直接關聯，他們根本不在乎別人怎麼想。

　　為了驗證因果關係，因霍夫和研究團隊設計了一套虛構的陰謀論。他們要求美國受試者閱讀一場在德國進行的虛構辯論。根據德國住房法規定，家家戶戶必須強制安裝煙霧探測器（這點是事實），但研究團隊編出了陰謀論的說法：據說，一位退休工程師找到這些煙霧探測器會造成嚴重副作用的證據，產生令人噁心、胃痛和憂鬱症的「超音波」。但這個指控被「VdS Schadenverhütung GmbH」（歐洲最具權威之消防及安全組織，也是生產煙霧警報器的廠商）嚴正駁斥。編造的陰謀論表明：該組織與德國政府官商勾結，政府明知道煙霧探測器會造成危險副作用，卻毫無作為。接著研究團隊以兩種數據來介紹假的陰謀論，分別是大多數（81％）或少數（19％）德國民眾相信這套陰謀論。

　　實驗結果顯示，那些具高度陰謀心態的人（與更高獨特性需求相關）更可能認同陰謀論，而且當他們發現這個陰謀論比較少人相信的時候，也更容易接受它。這正是因霍夫的研究想表明的結果：如果某個陰謀論比較少人相信時，似乎更具有吸引力，因為它讓自己好像比較特別。

　　這些發現讓人們對陰謀論有更細微的瞭解。儘管煙霧探測器的實驗效果相對較小，但整體來說結論是一致的。另一項由法國研究團隊實驗的相同假設（他們並不知道因霍夫的研究），也得出非常相似的結論。陰謀論者幾乎能從任何事件背後看到邪惡陰謀，不只是看待與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同，更多時候是為了滿足自我需求：陰謀論賦予人們獨一無二的知識魅力，讓自己有別於那些「沉睡的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