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簡單直白的廣告偶爾會刊登在學生報紙和小報，上面寫著：「懷孕了嗎？不想生下來？打給珍。」下面則附上一組電話號碼。這是近半世紀前的事，當時墮胎在美國各地均屬違法，事實上「珍」不是指某個人，而是一個秘密墮胎互助組織。

　　這個在芝加哥運作的秘密組織又被稱為「珍團體」（Jane Collective），她們從1969年至1973年為非自願懷孕的女性提供諮詢和協助，並悄悄進行了無數次的墮胎手術。大多數手術並不是由專業醫生進行，而是隔壁的家庭主婦、某個社區的大學生或當地教師。

　　在1973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使美國墮胎合法化的關鍵判決）出現以前，女性如果意外懷孕而想墮胎，非常困難且風險極高：1930年，私下墮胎被列為近2,700名美國女性的正式死因，而且不包含更多未被紀錄的人。在當時，避孕的工具與藥物並不易取得，甚至直到2015年，美國才有一個州（加州）讓女性得以直接在藥房購買避孕藥。1940年代抗生素發明後，因非法墮胎死亡的女性數量急劇下降，但每年仍有數千名女性因墮胎後的併發症被送往全國各地醫院。

　　「珍」的創始人海瑟‧布斯（Heather Booth）六Ｏ年代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曾經幫助朋友的妹妹找到願意進行墮胎手術的醫生，她表示：「我聽說她因為這件事幾乎要去自殺。我不認為這是違法行為，而是按黃金定律（Golden Rule）行事罷了。有人在痛苦中，所以我試圖去協助她。」

　　布斯後來接連收到三通詢問墮胎的電話，她意識到自己無法獨立做這件事，於是在1969年成立了「珍」，她們的客戶包括像桑尼‧查普曼（Sunny Chapman）這些十九歲意外懷孕的女孩。查普曼回憶：「那次懷孕相當艱辛，還經常大量出血。」她和其他女孩一樣，最先向當時的「非法墮胎業者」求助，她說：「我和電話那頭的人聊了幾句後認為很不安全，他們的口氣聽起來像幫派分子。」然而，大醫院的醫生對她充滿敵意，幾乎找不到合適的墮胎管道（當時想墮胎的女性只有有限且可怕的選擇），最後她打給了珍。

　　珍的策略彷彿間諜小說劇情。想墮胎的女性電話打去會轉到答錄機留言，接著由一名「回電者」（Callback Jane）負責回覆和收集資訊，再把訊息傳給「大珍」（Big Jane）評估。客戶接著被帶到名為「前線」的地址諮詢，最後才被帶至「地點」（the place）進行手術。當時28歲的全職媽媽成員瑪莎‧史考特（Martha Scott）回憶說：「中間有很多階段，她們可以在任何時候表明：『不，我改變主意了。』我並不認為有任何人會輕易選擇墮胎。」

　　剛開始，珍找來對墮胎很嫻熟的人（多數是為錢動刀且沒有執照的密醫）進行手術。到後來許多成員認為假如這些人能做到，那我們沒有理由做不到，便開始學習墮胎技術。隨著時間推移，珍逐漸成長為擁有數十名成員的全女性組織，包括學生和家庭主婦。

　　七Ｏ年代初期黑市的墮胎費用高達500至1000美元（相當於今天的6500美元）不等，由於組織成員開始接受墮胎訓練，這代表她們能大幅降低手術費用讓更多女性受惠。她們最後僅收取100美元的費用，如果客戶負擔不起也能議價，這些錢則被拿來支付手術物資、公寓租金和其他雜支。

　　珍妮‧加拉澤－莉薇（Jeanne Galatzer-Levy）加入「珍」時才20歲。她說：「我們會事先告知客戶，我們並不是執照醫生。」在巔峰時期，珍每週四天進行墮胎手術，每天大約為十名左右的女性服務。加拉澤－莉薇回憶，據他所知她們從沒有讓一個女性因墮胎死亡。

　　史考特也執行過數百次墮胎手術，她坦承珍所做的事情確實有風險，一些人最後必須送到急診室或不得不將子宮切除。她說：「你在處理別人的身體時，不代表不會讓她們受傷。無論如何這並不完美，但我們面對的是那些沒有其他選擇的女性。」

　　1972年，芝加哥警方突擊搜查了「珍」所在的公寓，並逮捕了其中七名成員。這些被逮捕的成員為保護客戶，在警車內撕掉寫著病患姓名和地址的資料卡，並將資料吞進肚子裡。

　　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對羅訴韋德案做出判決改變了一切，針對「珍」的11項墮胎和串謀墮胎指控也隨之撤銷。由於墮胎在全國合法化，珍自然沒有繼續下去的意義，沒過多久就解散了。史考特說：「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勝利，所以我們就分道揚鑣各自去忙其他的事情。」史考特繼續在一間婦女健康診所工作，現在仍是活躍的女權運動者。

　　然而，關於墮胎在政治、文化和宗教鬥爭至今仍未結束。羅訴韋德案的判決被各州法律以其他形式加以限制，例如懷孕超過多少周數禁止墮胎、強制規定等待期，或禁止在網路購買米索前列醇和美服培酮等墮胎藥物。多數州要求執照醫生才能開藥，而許多州則堅持規定服用藥物必須有醫生在場，種種限制對那些生活在沒有墮胎診所的鄉村女性造成巨大困擾。

　　儘管有這些障礙，自行墮胎的情況依然盛行。僅在2015年，Google就有超過七十萬次的「自行墮胎」搜尋量，其中許多人是想「在網路購買墮胎藥」。史考特說：「我們當時真心以為墮胎合法化後，就不再會有政治阻力，而是像其他問題一樣迎刃而解。但我們錯了，我們錯了。」

參考報導：

NYTIMES、N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