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撰文對影響感官和認知的網路總結說：「網路源源不斷為我們的視覺、體感和聽覺皮層注入資訊，若文字的緩慢抑制了我們對精神激發的渴望，那網路就是罪魁禍首。它使我們退化到焦躁不安的原始狀態，導致我們比祖先還更容易分心。」不只有卡爾擔憂資訊超載與過度刺激問題，許多教育學者也害怕現代人因為長期使用電子設備變得麻木和容易分心，而不能再專注地讀完長篇的文章。

　　關注這個議題長達二十多年的科技作家亞歷山德拉‧薩謬爾（Alexandra Samuel）則反問，我們為何不把這種現象轉化成優勢呢？她說：「我發現人們剛開始對社群和行動傳媒充滿熱情，但這股熱情逐漸被恐懼取代，好像就只有一種解決辦法：戒掉它們。人們大聲疾呼『不要帶手機度假』、一天不用電子設備的『數位安息日』，或者下載軟體規定每天只能用多久電子設備，試圖短暫地抽離可怕、無法抗拒、使人麻木的網路。」

　　多年來，薩謬爾致力尋找新的思維以減輕人類對科技的恐懼，她始終覺得這個「處方籤」把事情想得太過簡單，而且不切實際。後來，她的家庭發生重大變化，讓她學會用其他角度看待網路的影響。幾年前，薩謬爾的兒子被診斷出自閉症，她開始接觸自閉症研究與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

　　學者克莉斯汀‧布米勒（Kristin Bumiller）在《古怪的公民：自閉症、性別與重新看待殘疾》（Quirky Citizens: Autism, Gender, and Reimagining Disability）解釋：「神經多樣性運動旨在促進社會積極瞭解自閉症與其他神經功能障礙，反對傳統主張的治療觀念（將神經模式的多樣性視為病態），抵制同情者或非自閉症者奪走他們的話語權，並爭取集體的認同感……神經多樣性運動認為自閉症與普通人的差別只有基因差異，而不是一種潛在的病症……神經多樣性運動提供了許多強而有力的案例，使人們意識到自閉症者的獨特特質是人類處境的潛在財富。」

　　雖然神經多樣性運動中最密切活躍的是自閉症權益運動，但這個論點也被其他具神經和認知差異的群體所接受。神經內科博士艾倫‧羅斯泰因（Aaron Rothstein）在〈精神障礙還是神經多樣性？〉（Mental Disorder or Neurodiversity?）寫道：「這個用詞涵蓋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自閉症、精神分裂症、憂鬱症、閱讀障礙和其他心智與大腦功能受影響的人。在這些條件下生活的人們寫書、成立網站和建立組織以解釋與其他人不同的『神經網路』世界。神經多樣性的支持者認為，功能不同的大腦也有正向層面；因此，他們更願意將這些情況視為差異而不是障礙，並質疑為什麼他們就得被歸類成精神障礙或殘疾？」

　　這個質疑也適用於數位科技帶來的認知影響，網路或許正在改變人類大腦，但又是什麼原因讓人覺得「差異」等於「不好」？為什麼我們會把這些改變當作「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不能學習適應，並將它們轉化成優勢嗎？薩謬爾相信只要人們擁抱與接受「數位神經多樣性」一切便能解決，他說：「如果『數位健康運動』提醒人們注意科技對大腦和人際關係的影響，那『數位神經多樣性』則讓我們認識到這些影響既有好處，也有需要克服的挑戰。」

　　卡爾雖然沒有完全反對科技的益處，但他仍擔憂其負面影響，他寫道：「它確實能彌補人類的不足。研究表明，使用電腦與網路加強我們的某些認知能力，偶爾還會大幅度增長……這些幫助我們快速查找、分類和評估各種不同形式資訊的功能，使我們在大量接收刺激轟炸的時候，還能維持心理狀態。並非巧合的是，這些功能跟設計用來高速傳輸數據的電腦很類似。」

　　在卡爾指控科技把人變成智慧型機器人的同時，他也無意說出神經多樣性運動最反對的主流看法：將神經系統差異性與毫無人性畫上等號。這種刻板印象正如泰勒‧考溫（Tyler Cowen）所說：「即使自閉症者的認知能力得到認可，他們還是受到刻板且錯誤印象纏身，被描繪為冷漠、機械或毫無人性的面貌。」

　　人們難以接受科技帶來的影響源自於「群體對差異性的不安」。學者克萊爾‧麥金尼（Claire McKinney）在文章表明：「刻意避免與殘疾者互動是因為社會將他們與退化和死亡連結，更直白地說就是『視為自我與整體的威脅』。人類多樣性往往被歸類成悲劇、退化或致命，但我們不必對多樣性感到厭惡，也不需要害怕去接觸。」

　　我們對網路的影響抱持懷疑與敵意，正是源於這種不安與厭惡感。當大眾開始提倡戒掉、拋棄電子設備或自我管制時，其實只是表現出內心深處的恐懼：成為「典型神經」以外的異類。「典型神經」和「非典型神經」是神經多樣性社群所使用的形容詞，它對「大腦應該是某種統一固定的運作模式」的假設說法提出質疑和挑戰。

　　薩謬爾寫道：「在這個時刻我想表達的是，人類大量接觸科技讓我們感到不適應，進而懷疑自己正在走向錯誤。尤其對那些在網路時代之前出生、成長、上學的人來說更是如此，日常使用科技所帶來的認知影響確實使我們感受到有形的不舒服和難以承受的影響。我們的思維正在用一種陌生的方式不斷變化；也或者它們其實沒有改變，只是我們越來越覺得自己與數位環境格格不入。」

　　陌生不熟悉的情形導致人們高估和放大了科技影響的缺點，背後原因即是社會對殘疾普遍的恐懼心理。麥金尼在〈模擬殘疾者〉（simulating disabilities）一文提到：「這個模擬讓沒有天生缺陷的人短暫生活在障礙環境中，模擬使他們產生惻隱之心，但原因是他們的理解誇大了障礙環境的難度。第一次使用輪椅讓他們的行動顯得笨拙和困難，而習慣輪椅的使用者則依靠習得的知識和技巧，讓輪椅以正常方式的移動運作。」

　　薩謬爾說：「我們就像被要求坐上輪椅的學生，所有的尷尬和不適使我們很難接受利用新的方式在這個世界移動。如果我們能體悟到數位革命仍處於剛萌芽的過渡階段，需要時間找到新的生活和思維模式，那這些擔憂和不安便能緩解。與其把『數位超載』解讀成網路對人類有害，不如抱持開放和好奇態度看待它，而不是急著下結論。」

　　她最後總結：「停止把網路時代之前的大腦浪漫化為『正常』，因為正常的定義本來就是虛假的，它建立在否定、抹殺或貶抑其他不同於自己的群體之上。將神經多樣性視為人類群體重要且有價值的一部分，而不是某種需要治療、消除或抑制的東西。擁抱科技造成的影響與衝突，利用它作為使用與理解複雜大腦的新契機。」

參考報導：J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