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科學家和科學作家共同慶祝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理察‧費曼（Richard Feynman）誕辰100周年。但所有人都在齊聲頌揚之時，作家萊拉‧麥克尼爾（Leila McNeill）引用費曼暢銷的自傳標題發了一篇推特寫道：「別鬧了，費曼先生！」麥克尼爾指出，費曼在書裡宣稱上酒吧的女性都是「婊子」，原因在於她們不願意跟他上床。麥克尼爾不滿《自然》（Nature）大肆讚揚費曼的科學貢獻，卻只粗略提到他「對女性進行性掠奪」的「性別歧視」事實，更沒有進一步描述費曼豐富的性掠奪歷史。

 

　　1988年去世的費曼是極具爭議的著名男性科學家，爭議焦點往往在於「科學成就」與「科學家」是否能當成兩件事分別評論。在過去幾年，即使有幾位知名科學家因性騷擾或性別歧視而失去工作，但#MeToo運動並沒有改變或翻轉科學界的性別和權力文化。麥克尼爾表明，這個過程必須認真反思我們如何看待歧視女性的男性科學家，以及我們為何讓這些男性科學家反過來控制科學的歷史與發展走向。

 

　　以普遍定義來說，理察‧費曼確實是非常聰明的科學家。他的科學成就無庸置疑，為量子物理學的關鍵概念做出貢獻，並因發展量子電動力學領域獲得1965年的諾貝爾獎。費曼與那些遙遠、極端嚴肅、只工作不娛樂的科學家刻板印象相比，他在暢銷書給人的印象既幽默又有趣，還喜歡數學、惡作劇和邦哥鼓。

 

　　這些都是事實。但同樣真實的是在費曼的職業生涯中，他也明目張膽地仇視女性和性別歧視。在《別鬧了，費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一書中費曼稱自己為「搭訕藝術家」，他貶低女性毫無價值，並在她們拒絕他的求愛時無情地批評。他經常在脫衣俱樂部工作和開會，當他還是加州理工學院教授時，還叫女學生讓他畫裸體肖像。也許更糟的是他假裝成大學生，欺騙年輕女性與他上床。就連費曼的第二任妻子也無法忍受他的個性，多次指控他的壞脾氣和惡意言論。

 

 

　　單純指出費曼的生活和個性事實，彷彿就向全世界的男性科學家發出戰帖，這些人會義不容辭地跳出來保護自己的「科學英雄」。麥克尼爾長期在網路上書寫女性主義與科學的評論文章，她非常熟悉評論「偉大男性科學家」時隨之而來的尖酸刻薄言論。費曼的情況似乎更為極端，因為白人男性科學家在他身上看見了自己。1984年，《人物》（People）雜誌評論《別鬧了，費曼先生！》這本不經修飾的回憶錄是「賦予宅男好的形象」。影集《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裡的謝爾頓‧庫珀（Sheldon Cooper）相當崇拜費曼，也曾演出一段邦哥鼓表達敬意。《自然》期刊最近的文章將費曼描述為「狂野不羈」的科學家。種種讚譽就像是給予費曼醜陋面的一張免罪通行證。

 

　　麥克尼爾並非刻意針對費曼，性掠奪的男性科學家數量相當多，若細數會是一項永無止盡的任務；不久前，知名的天文學家奈爾‧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就被多名女性指控不當行為。麥克尼爾指出，除了把濫用權勢和地位的科學家進行分類外，還必須消滅那些允許他們繼續恣意妄為，而且幾乎從未中斷的權力結構。而這意味著人們不應該繼續把「科學成就」與「科學家」當成兩件事分開談論。

 

 

　　天才是科學界常見的頭銜，從古至今經常廣泛套用在男性科學家身上。當蔑視這個頭銜的科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逝世時，《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雜誌的愛蜜莉‧阿特金（Emily Atkin）詳述了這個詞在歷史上如何不平等地分配在男性和女性之間，並主張這個詞應該從科學界完全消失。《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為題材的電視影集命名為《天才》（Genius），而最近公開的愛因斯坦日記揭露了他嚴重的種族主義和排外情緒；詹姆斯‧格萊克（James Gleick）也將1992年出版的費曼傳記為他冠上了天才頭銜。

 

　　在科學界，天才的迷思不僅包括智力，他們也被期望具有詭異的癖好、打破常規和非傳統思想與行為。但是當涉及到濫用權勢進行性掠奪時，擁護者又將這些經常發生的事情歸類為個案。另外兩位「隨心所欲的天才」是天文學家傑佛瑞‧馬西（Geoff Marcy）和理論物理學家勞倫斯‧克勞斯（Lawrence Krauss），他們最後都被迫在各自領域承擔多年性掠奪的後果。媒體對這些案件的報導表明，馬西和克勞斯所任職的大學和同事們在事情曝光前，早已知道這些醜事。2018年11月，《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報導達特茅斯大學三位前神經科學教授將心理與腦科學院變成自己「後花園」的醜聞，任意性侵犯或性騷擾女性學生，其中七名受害者正與校方打官司。長久以來，人們一直以科學貢獻——假定是天才的證據——為他們脫罪，而同樣的藉口至今仍被費曼擁護者使用。

 

　　有些人認為把不同時代的科學家行為進行類比是錯誤的，試圖以無知和傳統思想替他們辯解。然而，馬西多年任意支配研究生的權力結構與費曼隨意對女學生畫裸體肖像的權力結構並沒有不同，而這種權力差距從未消失。麥克尼爾指出，如果人們在費曼濫用權勢時追究責任，今天或許就能減少像馬西這樣為所欲為的情況發生，使科學界的受害女性變少。

 

 

　　漢娜‧蓋茲比（Hannah Gadsby）在Netflix播出的喜劇專場《漢娜‧蓋茲比：最後一擊》（Nanette）更好地詮釋了過去的錯誤與現在的連結。她利用藝術史將人們對畢卡索的崇拜與好萊塢不斷爆出的性侵暴行相互連結，她說：「他們都是同一種人：川普（Donald Trump）、畢卡索、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比爾‧考斯比（Bill Cosby）、伍迪‧艾倫（Woody Allen）、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這些男人都不是例外，他們就是主宰。他們不是單一的個體，是我們的故事，故事的寓意是：『我們毫不在乎。我們才不管女人和小孩的死活。我們在乎的只有男人的名聲。』而這些男人控制著我們的故事。」

 

　　科學和藝術也是相同的故事。這些故事特別糟是由於我們讓費曼這樣的男性控制了它。撇開不談費曼公開的壞記錄，費曼在回憶錄裡告訴世人他是怎樣的人：在《別鬧了，費曼先生！》和《你管別人怎麼想？》（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他用笑話掩蓋自己對女性的厭惡和性別歧視，並以無所畏懼的態度加以掩飾，將自己的錯誤編織成天才的特權。他之所以能控制自己的故事，正是因為科學賦予男性的特權標誌——而這種特權很少被授予女性科學家，特別是有色人種的女性科學家。

 

　　費曼並非唯一一個利用權勢貶低女性的科學家。長久以來，全世界一直以為羅莎琳‧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與詹姆斯‧華生（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發現DNA結構毫無關聯。那是因為華生宣稱她毫無貢獻，而我們卻相信了他。華生在1968年出版的自傳《雙股螺旋》（Double Helix）公然以性別歧視方式描述富蘭克林的外貌，並刻意省略他和克里克未經允許使用富蘭克林的「51號照片」（解開DNA結構的關鍵證明）部分。他雖然無法完全抹殺富蘭克林的成就（因為太多人知道她是誰），但他故意給她取了古怪綽號，並對其形象進行抹黑抨擊來削弱其影響力，以至於很容易讓世人忽略她在故事裡的重要性。

 

 

　　像費曼和馬西這樣的人，除了擁有塑造自己故事的特權外，還能控制廣泛的科學發展走向。馬西是天文學界的權威，他在天文界的影響力和地位使他成為該領域數據的仲裁者，這意味著需要為自己研究取得數據的女性經常處在艱難的情況。正如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天文學副教授露絲‧默里－克萊（Ruth Murray-Clay）受訪時所說：「你不會想跟一個可以決定你能取得哪些數據的人為敵。」在達特茅斯神經科學家的案例中，起訴書詳述了男性科學家如何利用權勢「控制學生的學術生涯」，包含延後考試、不開會，乃至威脅其研究資金。這些男性決定了誰能拿到什麼，而誰不能。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有多少女性的職業生涯被這種行為改變或終結，每當人們哀嘆「偉大科學家」被逐出科學界時，都應該想起這種權力差距。

 

　　科學家身份的費曼與仇女身份的費曼故事沒有差別，它們是並行存在的事實，但講述故事的方式卻會掩蓋這點。當馬西在天文學上取得重大突破時，他也在肆無忌憚地騷擾女性。科學賦予這些男性權力和威望，使他們變得無懈可擊。科學界的地位使他們能在不承擔後果的情況下繼續獵取女性，而且還得到許多保護。麥克尼爾寫道：「因此，我們不應該再把科學與科學家分開談論。」

 

 

參考報導：The Baff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