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月，菲律賓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麻疹疫情，這些死亡原本是可防範的，可惜患者未曾接種疫苗。古老疾病捲土重來，全世界的反疫苗團體皆難辭其咎。

 

 

 

文｜Gavin Francis

 

　　所有的孩童死亡都是一場悲劇，但墓園裡無數的墓碑表明，在傳染病盛行、公共衛生、乾淨水源、消毒方法和疫苗接種出現以前的維多利亞時代，孩童早夭幾乎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

 

　　近期國際麻疹疫情頻傳，每二十個得麻疹的兒童就有一個併發肺炎，約有千分之一出現最嚴重的併發症「腦炎」，約有千分之二的患者最終死亡。醫生已經習慣相信家長說詞，但當疫苗安全性恐慌導致疫苗接種率下降時，那些拒絕為孩子接種疫苗的父母不想為此受到責備，更可能選擇對醫生說謊，或是更糟糕地選擇遠離醫院，避免育兒方式被醫療專業人士質疑。

 

　　2014年，尤拉‧比斯（Eula Biss）在著作《免疫：接種》（On Immunity: An Inoculation）審視了這種信任危機，他提議我們應該把傳染病控制視為一種維護社會平衡的系統，而不是對立雙方之間的戰爭。「接種」一詞源於園藝技術，最初用來描述將植物組織「嫁接」到另一株植物上。不幸的是，接種疫苗經常被視為一種非自然且危險的干預手段，但事實上正是透過「接種」才使受種者啟動了免疫系統的自然力量。

 

　　最近幾本由醫生、科學家和記者撰寫的書籍深入探討了疫苗與免疫的科學歷史，以及隨之而來的擔憂。在《發號施令：家長為什麼拒絕疫苗》（Calling the Shots: Why Parents Reject Vaccines）一書中，社會學家珍妮佛‧萊許（Jennifer Reich）提到了幾個例子：一名家長告訴萊許，為了避免支持疫苗的鄰居抗議，她謊稱有為孩子接種疫苗；另一名家長認為現代重症醫護比接種疫苗「更自然」，對於某些疾病提供的照護感到放心，她解釋自己選擇給孩子施打破傷風疫苗而不是百日咳疫苗時說：「破傷風是現代醫學治療唯一沒有取得進展的疾病，目前沒有真正有效的治療方法。但是像百日咳，他們可以用插管治療。」

 

　　拒絕疫苗但謊稱有接種疫苗的決定不只是因為醫生或鄰居影響，還包括校園：2014年的研究顯示，80％的家長認為所有學齡前兒童都應該施打最新的疫苗，還有74％的家長會考慮要求托兒機構把25％（或更多）未接種疫苗的孩子帶走，但他們的要求有其道理。

 

　　萊許講述了加州醫生羅伯特‧希爾斯（Robert Sears）的故事，這名醫生因提倡非傳統的「部分疫苗接種計畫」在醫學界聲名狼藉。2008年，一名在瑞士感染麻疹且未接種疫苗的男孩來到希爾斯的診所，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後來證實，有四名兒童因此在候診室感染了麻疹，其中三名是低於正常接種年齡的嬰兒，一人更需要住院治療。還有另一名感染者搭機前往夏威夷，讓所有乘客陷入危險之中。希爾斯後來厚顏無恥地發表了一份自私的聲明，宣稱這起事件證實他的理論：只要足夠多人繼續接種疫苗，選擇性的接種部分疫苗仍然可行。

 

 

　　接種疫苗的不信任問題在西方最早可追溯至18世紀初期，而萊許列出近期的幾種因素：包括1986年雷根總統簽署的政策《全國兒童疫苗傷害法案》（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對美國大型製藥公司的不信任、恐懼無所不在的環境毒素，以及社會責任感降低。此外，由於接種疫苗的效果顯著，人們越來越輕忽傳染病的危險，對於抵抗傳染病過於自信。再加上倡導「健康主義」的精英群體崛起，他們深信健康飲食和鍛煉能夠完全抵禦傳染病。但事實是，傳染病幾乎貫穿了整個人類歷史，無時無刻都威脅著我們的生命。

 

　　「疫苗」（vaccine）的原意為「從牛而來」（from cows），最初用來描述英國醫生愛德華‧金納（Edward Jenner）預防天花的方法，透過為受種者接種牛痘（並使受種者染上牛痘）對天花產生免疫抗體。自從幾萬年前天花首次從齧齒動物傳染給人類以來，天花便一直在屠殺和殘害人類。西元前12世紀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被認為可能受到天花折磨，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中也發掘到一些天花跡象。十五世紀時，歐洲人把天花帶到美洲，它的致命性也是美洲原住民最後只倖存5％至10％人口的部分原因。

 

　　在中國，大約從西元1000年開始，人們把天花的結痂部分磨成粉末吹入鼻內，雖然這是一種接種免疫方法，但也可能釀成天花全面爆發。鄂圖曼人則採用一種被稱為「人痘接種法」的改良技術，把天花患者結痂處的液體物質引入受種者的皮膚之下，使其染上天花並產生免疫力。1715年，英國駐鄂圖曼土耳其大使夫人瑪麗‧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夫人因天花留下傷痕，為了兒子的健康著想，她成功執行了人痘接種法，並請英國大使館外科醫生查理斯‧梅特蘭（Charles Maitland）觀察整個過程，梅特蘭後來把這項技術傳播到英國醫療機構。

 

　　在大西洋彼岸波士頓的清教徒牧師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也是參與塞勒姆審巫案的馬瑟）從他的奴隸奧尼西姆斯（Onesimus）那學到人痘接種法，由於奧尼西姆斯兒時曾被族人實施過。1720年代初，天花不斷反覆爆發，馬瑟與當地醫生安排對280名波士頓人實行人痘接種法，最後只有六人死於天花，大幅降低原本的三分之一死亡率。

 

 

　　在英國，民間流傳擠奶女工不會得到天花，她們能毫無畏懼地照顧天花患者。由於先前與該病毒的變體「牛痘」接觸過，似乎讓她們對天花免疫。在十八世紀末期天花疫情爆發期間，一名叫班傑明‧傑斯蒂（Benjamin Jesty）的多塞特郡農民想出了一個方法，他利用牛身上的牛痘（而不是天花）為家人實施人痘接種法（他曾經得過牛痘，牛痘在人類身上傳染性更弱，而且症狀比較溫和）。

 

　　然而，反疫苗運動與疫苗技術的發展歷史同樣悠久：馬瑟被一些人視為違反「神聖自然法則」，朝他的窗戶扔進一顆小炸彈，上面咒罵著：「科頓‧馬瑟你這條該死的狗，讓我用這顆炸彈幫你接種，讓你長痘。」而農民傑斯蒂的跨物種預防方法則引發新的擔憂，旁觀者擔心受種者可能變成「長角的怪獸」。

 

　　愛德華‧金納並沒有發明疫苗，而是稍微修改了傑斯蒂的方法，他從得牛痘的人身上（而不是直接從牛身上）提取牛痘樣本，使傑斯蒂的技術得以普及。由於他與醫師學院和皇室的關係獲得了巨額資助（十年之間獲得三萬英鎊），並利用這筆資金推廣這項技術。法國、西班牙和美國政府陸續開始接種疫苗，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不想讓家人冒風險嘗試，於是先讓他的奴隸接種疫苗；金納則被拿破崙授予勳章，在為一半的法國軍隊接種疫苗後，拿破崙稱他為「偉大的人類救命恩人」。

 

　　天花病例在接下來的一個半世紀裡逐漸減少，最後一例天花是在自然狀態下感染，而不是實驗室樣本。感染者是一名叫阿里‧馬奧‧馬阿林（Ali Maow Maalin）的索馬利亞醫院廚師。1977年，他得到天花後潛逃，引發索馬利亞的全面搜捕。原本所有在醫院工作的職員都必須接種天花疫苗，但馬阿林卻刻意避免接種，他在2006年向《波士頓環球報》表示：「當時我很懼怕接種疫苗，因為看起來很像被槍射擊。」馬阿林感染到一種毒性比較弱的次天花病毒，多虧他的同事、鄰居和親朋好友（總共牽涉了54777人）及時隔離與接種疫苗，疫情才沒有全面爆發。

 

　　隨著馬阿林康復，他也為自己的無知懺悔——他從一個拒絕接種疫苗的人，變成積極致力於推廣疫苗的社會活動家，並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根除小兒麻痺症的計畫，他說：「當我遇到拒絕為孩子施打小兒麻痺症疫苗的家長時，我會告訴他們這段往事。我告訴他們疫苗有多麼重要，希望他們不要做出像我一樣愚蠢的決定。」

 

 

　　免疫學家和生物科學企業家麥克‧金希（Michael Kinch）在《希望與恐懼之間：疫苗與免疫的歷史》（Between Hope and Fear: A History of Vaccines and Human Immunity）一書中對於人類的集體失憶感到驚訝，他毫不避諱地指出：「少部分人可憎地大肆鼓吹假消息，這些人的聲音蓋過以事實為基礎的可信賴資訊，後者試圖宣導接種疫苗的益處。」

 

　　金希表明，人類對疾病的理解源自堅忍不拔的毅力、靈光一閃的觀察力和大量的運氣，例如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無意間發現他的細菌樣本被青黴菌殺死，從而發展出人類最早的抗生素「青黴素」，類似的故事在醫學歷史中屢見不鮮。金希提到人類瞭解並戰勝白喉、霍亂、狂犬病和百日咳（透過接種疫苗）的過程，這些疾病原本幾近絕跡，但遺憾的是由於疫苗接種率下降，百日咳現在又捲土重來。

 

　　1947年，日本有兩萬名兒童死於百日咳；到1972年，因為接種疫苗的關係數字降低為零。然而，在1974年至1975年冬季，接種疫苗後發生兩起引人注目的死亡事件，導致疫苗接種率大幅下降。1970年代末期百日咳死灰復燃，日本每年約有40多人死於這種疾病。

 

　　在八Ｏ年代以前的美國，由於類似的不良反應事件控訴疫苗製造商時有所聞，讓一家接著一家製藥公司放棄疫苗生產。1986年，雷根總統簽署了《全國兒童疫苗傷害法案》來保護企業免受疫苗訴訟。與此同時，這個法案也播下不信任的種子，許多人認為大型製藥公司與政府勾結且隱瞞真相。這種不信任感成為後來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簡稱MMR疫苗）風波的導火線，2011年發表在《藥物治療年鑑》（Annals of Pharmacotherapy）的論文指稱，MMR疫苗「可能是過去100年最具破壞性的醫療騙局」；1998年，現在已經名譽掃地的英國醫生安德魯‧韋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精心挑選出12名兒童，並且發表一系列的「醫學研究結果」將MMR疫苗接種與兒童自閉症連結。雖然《刺胳針》（The Lancet）最後撤下這篇論文，但傷害已經造成。

 

　　金希估計，在過去150年內，麻疹已經造成兩億人死亡。接種MMR疫苗可使病例減少99.99％，讓死亡率降低100％。但從韋克菲爾德論文發表到2000年的短短兩年間，僅愛爾蘭（人口476萬）的MMR疫苗接種率大幅下降，估計造成100多人住院，3人死亡。

 

 

　　未接種疫苗的兒童可能攜帶未發作的傳染病，造成社區裡容易受感染的人得病與傳播疫情。雖然你永遠不知道孩子是否因為疫苗受益，但接種疫苗確實讓孩子對某些疾病的風險降低99％甚至更多。雖然接種疫苗的不良反應很少見，但只要幾個孩子出事，公眾很快又對疫苗失去信任。1952年，美國小兒麻痺症流行感染了5.8萬人，導致2.1萬人癱瘓，於是製藥公司加緊腳步匆忙生產更多小兒麻痺症疫苗。1954年，加州卡特實驗室製造出一種含有未充分去除活性病毒的疫苗，據稱當時已經生產了10萬多劑，其中192人因為接種卡特實驗室生產的疫苗而癱瘓，最終造成10人死亡。次年，由於人們對疫苗的恐懼激增，其結果是小兒麻痺症再次席捲美國，共產生2.8萬起病例。

 

　　還有一些不信任疫苗的人的理由是他們在電視上看到「真相」，例如WRC-TV製作的紀錄片《DPT：疫苗輪盤》（DPT: Vaccine Roulette，1982）為了提高收視率公然扭曲事實，利用虛假資訊嚇唬觀眾。雷根簽署的法案助長了陰謀論，韋克菲爾德精心挑選的研究結果造成更多人開始不信任科學，以及科學期刊的審查過程。

 

　　反對疫苗的宗教也不僅限於羅馬天主教徒。在近期的一次假資訊事件中，一份針對極端正統派猶太社群的宣傳手冊錯誤地宣稱疫苗不符猶太教教義，因為裡面含有「猴子、老鼠和豬的DNA，以及牛的血清血液」，加劇了紐約市和羅克蘭縣的麻疹疫情。這件事讓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宣佈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下令要求未接種疫苗的人全面施打麻疹疫苗，否則將被罰款。

 

　　在一個多世紀以前，童年是人生中的危險時期。在MMR疫苗事件後的今天，情況似乎再次變得如此。2003年至2004年，英國部分地區的MMR疫苗接種率下降至80％以下，遠低於群體免疫門檻（即必須接種疫苗的人口比例，好讓那些未接種疫苗的人得到保護），而世界衛生組織的目標是95％。2013至2014年，疫苗接種率恢復至92.7％，但去年英格蘭地區的MMR疫苗接種率連續第四年減少（相比之下，蘇格蘭過去十年的疫苗接種率一直維持在95％左右）。在美國，2017年的疫苗接種率顯示明顯的地區差異，從密蘇里州的85.8％至麻州的98.3％，但整體趨勢（至少對MMR疫苗）來說有所改善。

 

　　金希寫道：「現代拒絕疫苗的人不再有藉口聲稱自己不知情……事實已經表明，疫苗每年在全世界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這種不幫孩子接種疫苗的選擇是家長所決定——也許是出於好意，但卻是極其自私的行為。」

 

 

圖片出處：Wellcome Collection

 

參考報導：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