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Paul Musgrave

 

　　自從《權力遊戲》開播以來，便引起研究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的學者目光。他們急切地應用自己所學的專業理論，為每個角色坐上鐵王座的機率反覆進行排名，還有學術期刊文章透過模擬劇情的方式教導國際關係理論，美國知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更將影集裡的龍比喻為核武器。

 

　　他們這麼做有個重要原因，很難想像還有哪個奇幻世界比《權力遊戲》裡的維斯特洛更能吸引國際關係學者。畢竟，國際關係理論與維斯特洛在很多方面相似，它們都來自同一個源頭：沒學好的歐洲歷史。

 

　　諷刺的是，國際關係學者如此嚴肅認真地看待《權力遊戲》是因為他們覺得其內容很寫實，儘管專門研究中世紀的學者樂見影集讓很多人中世紀產生興趣，但他們也擔心該劇扭曲了中世紀世界的真實樣貌。

 

　　在《權力遊戲》劇情出現龍和異鬼以前，中世紀歷史學家便指出它所描述的中世紀生活一點也不寫實，真正的中世紀不僅生活步調更慢、宗教色彩更濃厚、種族更多元，而且領主可能更關心徵稅問題。一名學者認為《權力遊戲》的背景更像浪漫化的近代早期歐洲（如三十年戰爭和殖民美洲）時期，而不是中世紀。

 

 

　　這解釋了為何國際關係學者認為《權力遊戲》那麼具有吸引力：簡單來說，國際關係學者對於研究歷史真相並不在行，正如歷史學家不太擅長發展理論。當政治學家研究一個案例時，他們通常更感興趣的是觀察事件發展如何反映出根本的理論趨勢，而不是釐清事實真相。

 

　　除了少數深入鑽研某段歷史的學者以外，絕大部分國際關係學者都是站在高空看待歷史。這也是為什麼國際關係學者特別重視1648年（學者普遍認為簽訂《西發里亞和約》標誌著主權概念的現代國際系統產生）和1919年（巴黎和會籌組國際聯盟，重塑現實政治格局）這種轉捩點，並在國際關係教學和學術領域賦予它們至關重要的地位：因為與其全面理解複雜地歷史轉變脈絡，把重大變化固定在某個日期或年份要容易得多。

 

　　正因為歷史知識的差距，所以對國際關係學者來說《權力遊戲》很逼真。當觀眾接觸虛構小說時，敘事必須成功地將觀眾從現實世界轉移到一個連貫的故事世界裡，並在這個世界逐步發展敘事。觀眾期待在《權力遊戲》裡看到龍，而不會是星際飛船，要是違反了這種敘事規則，就會造成違和感使觀眾出戲。

 

　　然而，造就敘事移轉並非敘事本身的準確性，而是它在特定受眾眼中的可信度。舉例來說，當一個律師觀看法庭劇時，他們會對普通人能接受的錯誤所震驚，並感到難以置信。如果觀眾缺乏背景知識去驗證故事說法，他們傾向於相信故事訴說的內容，並把看似可信的陳述視為真實。

 

 

　　這就是維斯特洛成功的原因。喬治‧R‧R‧馬丁（George R.R. Martin）曾表示他採用「混搭」的方式，參考英國和歐洲歷史譜寫出《冰與火之歌》。自從1948年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出版的《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將國際政治定義為「權力鬥爭」以後，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就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情：他們大肆擷取歐洲歷史的不同片段，拼湊出似是而非的理論來闡述政治進程。

 

　　馬丁翻閱不同的歷史書籍，創作出一部講述權力的系列小說。幾十年來，國際關係理論家的所作所為也是如此，他們號稱在構建關於權力的科學，但這門學問往往看起來更像故事而不是科學。

 

　　正如辛西亞‧韋伯（Cynthia Weber）所寫：「國際關係理論——一部關於國際政治的故事集——仰賴國際關係的神話，好讓它看起來很真實。」由於馬丁和摩根索都是回顧一個想像出來的歐洲歷史，因此他們把主權和國家戰爭視為自然概念，並在故事賦予特別顯著的地位。

 

　　這種做法自然為奇幻小說和學者的「科幻理論」導入了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幾十年來，課堂上充斥著各國為了生存如何維持權力平衡，以抗衡可能毀滅它們的潛在敵人；直到2007年，學者們才開始系統性地研究非歐洲背景下的平衡案例，進而發現這些國家並沒有維持權力平衡的傾向。今天看來，歐洲歷史上那些近乎無政府主義的時期看起來更像例外，而不是常態。

 

　　當國際關係理論家們碰見《權力遊戲》時，他們很興奮地以為出現了一篇論述權力、暴力、權威以及個人與體制的重要文本。然而，他們其實只是找到與自己一樣奇幻的鏡像。在中世紀歷史學家眼裡，他們看到《權力遊戲》錯誤或不準確的地方；國際關係理論家則看不到這點，只是把他們一直以來犯下的謬誤奉為古老真理。

 

 

　　這衍伸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為什麼國際關係學者不願反駁影集的不準確之處？中世紀歷史學家試圖探討《權力遊戲》的錯誤部分，指出哪些地方符合歷史和那些錯誤需要釐清或糾正，就好比科學家也經常指正流行文化中錯誤傳達的科學資訊。但相對而言，很少有國際關係學者出面深入說明影集的失真部分。

 

　　他們保持緘默的原因有很多：部分原因在於這部熱門影集對授課教授來說就像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可以幫助他們逐景解釋許多重要概念，讓學生更容易理解如「安全困境」這種概念，自然不會太苛求影集的準確性。還有一部分原因是許多學者運用自己的個人時間參與流行文化討論，所以他們不僅是以學者的身份撰文，更是以「書迷」的身份書寫，因此不太願意探究喜愛的作品有何缺點。

 

　　然而，還有比這些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國際關係與流行文化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這是一場悄無聲息的改革，學者開始從寬泛地理論構想（例如用《星艦迷航記》第一部解釋六Ｏ年代的美國外交政策）轉向更為嚴謹的研究。有實驗表明，對於科幻小說的殺人機器人瞭解程度越高，就會越抗拒現實世界中的自動武器，而閱讀反烏托邦小說會為激進和暴力的政治行動提供更充分的辯解藉口。有足夠多的理論與經驗相信，即使是政策制定者也會受虛構的外交政策敘述所影響，例如雷根總統高度接受湯姆‧克蘭西（Tom Clancy）的小說內容。

 

　　這些研究為學者指出認真對待流行文化的一種新方式：不要把《權力遊戲》當成反映真實世界的案例，而是運用其熱門程度幫助觀眾更理解政治，甚至改變他們對權力運作的看法。探討這些問題有助於人們理解國際關係這種複雜的事情，也有助於國際關係學者停止繼續天馬行空，而是著手創造現實世界所需要的深度知識。

 

（本文作者為麻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政治學教授）

 

 

原文出處：Foreign Policy （本文為部分節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