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Peter Adamson 

 

　　2009年電影《風暴佳人》（Agora）改編自天文學家、柏拉圖主義哲學家希帕提亞（Hypatia）的故事，她是當時德高望重、博學多聞的異教貴族，最後卻在亞歷山大港被一群基督教暴徒謀殺。儘管劇情偶爾略顯誇大，但它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科學和哲學領域並非完全由男性主導，這與大學課程教材呈現的相反。

 

　　很少哲學系學生有機會思考或閱讀古代女性哲學家著作，安妮‧康威（Anne Conway）、瑪格麗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沙特萊侯爵夫人（Émilie du Châtelet）等近代女性哲學家的作品正以緩慢速度納入課程中，那為什麼會沒有希帕提亞呢？主要原因在於，我們沒有留存下她的任何哲學著作。

 

　　我們連最著名的古希臘時代女性哲學家的思想也知之甚少，還有可能探索她們的思想嗎？此外，即使是希帕提亞這樣知名的哲學家，我們甚至沒有歷史文獻可證明其哲學論述確實出自女性。

 

　　學者只能從畢達哥拉斯學派和柏拉圖學派的傳統作品尋找蛛絲馬跡：古典時代晚期的彙編包含一系列女性哲學家提供道德建議的言論，還有一份檔案宣稱保存了柏拉圖母親珀克里提俄涅（Perictione）的思想，但就像學者安妮特‧惠津加（Annette Huizinga）所說，這些文件的真實性有待商榷。值得一提的是，據說從語言學角度判斷，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文獻似乎都是在之後的幾個世紀才寫成。

 

 

　　因此，令人沮喪的是這些古老的哲學思想很可能完全由男性書寫，不過這不是最後的結論，因為其中一些男性提供了女性哲學家思想的實質性描述。最著名的例子為狄奧提瑪（Diotima），她在柏拉圖討論愛的本質《會飲篇》（Symposium）中發表了精彩演講。儘管沒有能證明狄奧提瑪是否真實存在過的獨立證據，但從柏拉圖對她的生平細節描述表明很可能真有其人。

 

　　鮮為人知的則有柏拉圖記載一篇紀念雅典陣亡士兵的長篇葬禮辭《美涅克塞努篇》（Menexenus）中的阿斯帕西亞（Aspasia），阿斯帕西亞確定是真實存在的女性，她與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的關係密切，也在其他古代文獻中被提及。雖然《美涅克塞努篇》現在很少被人閱讀，但在古典時期它受到高度重視，阿斯帕西亞的演講經常在雅典舉行的儀式上宣讀。

 

　　那我們應該相信柏拉圖多少呢？他是否精確地描述這兩位女性的思想？人們過去認為柏拉圖對歷史人物的描述都很準確，例如普羅達哥拉斯（Protagoras）在同名對話錄的言論或蘇格拉底的辯論，被視為柏拉圖敘述兩位哲人所說所想的鐵證。但這種觀點現在已經過時且站不住腳，因為把柏拉圖的對話錄當成特定人物的真實言論或思想論據並不可靠，好比我們不會把莎士比亞歷史劇裡的亨利國王言論當真。

 

 

　　因此，關於柏拉圖對狄奧提瑪和阿斯帕西亞的描述，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為什麼他會在這些對話錄裡，選擇採用女性發言者的言論？

 

　　最有可能的解釋是，這些文字想讓人誤以為是女性哲學家所提出的道德建議。惠津加提到，古代哲學家最關切家庭倫理問題，當他們在討論怎麼處理出軌的丈夫（要有耐心和毅力）、如何養育孩子（要有堅定的決心）或如何對待家庭奴隸（要有紀律但溫和）時，便以女性哲學家為名發表言論。這為女性知識份子在古希臘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線索，自然假定她們的思想與家庭有關。

 

　　柏拉圖利用了這種性別期望，但沒有完全顛覆它。他所描述的狄奧提瑪思想從養育子女視為追尋永生起頭，接著又提出哲學可能是這種渴望的最高表現形式，其目標是「在美之中養育」，意味著柏拉圖式的美。

 

　　阿斯帕西亞在《美涅克塞努篇》的演說伴隨軍事背景，乍看之下超出了家庭生活的範圍，但演講核心仍圍繞在家庭。阿斯帕西亞鼓勵雅典人將彼此視為同一個母親養育的兄弟姐妹，即阿提卡這塊土地的子女。政治理論家莎拉‧蒙諾遜（Sara Monoson）也提出了類似觀點，她認為柏拉圖利用阿斯帕西亞提醒，提出忠誠的公民與國家之間的情愛關係：他們應該「日復一日地凝視城邦力量，然後成為她的情人」。

 

　　柏拉圖對女性的描述運用了古希臘社會對性別與性關係的常見概念，但通常目的是提出一些跟女性本身無關的思想：狄奧提瑪在《會飲篇》的演講聚焦在哲學本質和目的；阿斯帕西亞在《美涅克塞努篇》的演講旨在教導人們把公民與國家視為家庭或情愛關係。

 

 

　　然而，如果我們將目光轉向古典時代晚期，女性在古代哲學界的地位變得大不相同。特別是男性基督教作家將女性描寫為成熟的哲學家，而不是單純把女性與家庭連結。最好的兩個例子是希波的奧古斯丁，他在西元五世紀左右用拉丁語寫作，以及尼撒的貴格利，他比前者早一至兩代以希臘語寫作，兩人皆推崇有智慧的女性家族成員。奥古斯丁的對象是莫妮卡（Monica），她的耐心與虔誠影響並幫助他皈依基督信仰，作為對話者出現在奥古斯丁早期的哲學著作中。

 

　　尼撒的貴格利則為我們呈現了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的女性哲學家形象。貴格利寫了兩部關於姊姊馬克麗娜（Macrina）的作品，一部是對其一生的記述，圍繞在她的宗教使命與偶爾的奇蹟遭遇：另一部是受柏拉圖《斐多篇》（Phaedo）啟發的對話，《斐多篇》描述蘇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探討了靈魂的不朽。在貴格利的著作中，記錄了馬克麗娜在臨終前與貴格利的對話，她在貴格利悲痛欲絕的情緒狀態下顯得特別平靜，並為靈魂的不朽提出一系列的論據。

 

　　馬克麗娜的理性是對貴格利缺乏決心的譴責，並在女性被認為更情緒化的古代環境下，她的理性顯得更有力量。一些解讀認為貴格利對馬克麗娜的刻畫使她更有男子氣概，但維爾納•哈里森（Verna Harrison）和漢斯•波爾斯瑪（Hans Boersma）兩位學者的觀點則認為，貴格利的思想更接近於「人類應渴望完全超越性別之分，並在過程中更貼近上帝」。

 

　　這一點在關於靈魂的爭論（佔據對話的大部分篇幅）中得到呼應。對馬克麗娜來說，人類靈魂的不朽首先從我們與上帝的相似來證明，體現在靈魂之於身體的純粹理性與優越性。對馬克麗娜和貴格利來說，人類是在肉體層面上被性別化，而非無形理性的靈魂層面。正如貴格利在另一部作品所說，上帝本身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自我」，因為上帝的非物質性意味著「他」既非男性也非女性。簡而言之，男性和女性具有同等的理性辯論能力，因兩性都擁有不朽的靈魂。

 

　　貴格利與馬克麗娜的對話顯示，受過教育且懂得思考的古代女性哲學家真的存在過，而且男性哲學家也與她們一起進行哲學思辨。

 

 

原文出處：New States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