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MeToo運動爆發，許多有權有勢的名人接連被指控性行為不端。這些加害者（無論男性女性）雖然受到嚴厲的社會輿論制裁，但有些人沒多久便開始談論自己的復出之路。隨著喜劇演員路易士‧C‧K（Louis C.K.）重返舞台、前美國參議員艾爾‧弗蘭肯（Al Franken）推出新廣播節目、政治記者馬克‧哈爾博林（Mark Halperin）在廣播發表評論和出版新書，他們重操舊業的速度似乎正在加快。

 

　　這些人被指控的惡行不同，表達悔意的方式各不相同，這也衍伸出另一個問題：救贖是否可能？畢竟，監獄裡的罪犯若服滿刑期，也能／必須回歸社會，我們不可能永遠「流放」這些犯錯的人。但這條贖罪之路應該長什麼模樣？誰可以得到改過自新的機會？要過多久才可以？目前似乎沒有這樣的機制，人們只有辦法談論復仇，卻沒有辦法談論救贖。

 

　　社會活動家塔拉娜‧伯克（Tarana Burke）說：「我們必須解決誰能回歸，以及誰不能回歸的問題。」她認為重點仍然在於維護倖存者，但她也承認社會必須更關注後續的修復，不是為了罪犯而是為了真正且持久的改變，她說：「如果我們不研究加害者怎麼演變成加害者，以及怎麼讓他們改過自新，那我們就永遠無法實現沒有性暴力的文化。把問題堆在路邊不是解決辦法，但讓加害者從後門偷溜逃走，假裝事情沒有發生過也不是答案。我們應該期盼把問題解決，讓加害者意識到問題嚴重性，並希望他們改正錯誤行為。」

 

　　有些人認為這場運動的未來取決於加害者的救贖之路，性侵犯預防專家瓊‧塔巴齊尼克（Joan Tabachnick）表示，讓受害者說出真相是關鍵的第一步，但為了運動的持續發展，#MeToo還需要超越現階段，創造讓加害者承認「是的，我做過這些壞事」的機會與空間。塔巴齊尼克指出，這不是要讓「加害者擺脫麻煩」，而是讓「他們為自己所做的事情負責」。

 

 

　　哈爾博林是嘗試認錯的加害者之一。大約一年半前，他因被多人指控性侵犯、強迫接觸和猥褻行為而遭到解雇，幾個月後他現身邁克‧斯梅科尼什（Michael Smerconish）在天狼星衛星廣播（SiriusXM）的節目，對那些曾被他傷害的女性再次致歉。

 

　　他談到自己幫助更生人重新融入社會的志工服務，以及他與女性進行「數百次」的對談，並「真正理解到性騷擾帶來的極大痛苦」。他說：「我知道我需要繼續成長。當我犯錯時我不是完美的人，我現在也不完美，我也很樂意被完美的人糾正。但是，我也想變成可以繼續工作的人。」

 

　　然而，接不接受懺悔因人而異，有些人感受不到他們的悔意，哈爾博林的指控者之一戴安娜‧梅（Dianna May）說：「他給我的感覺就像按照流程做事，他真正關心的似乎只有如何重建事業。」

 

　　哈爾博林拒絕對此發表評論。他先前承認大部分的指控，包括粗暴具侵略性的不當行為，但他也否認其他更重大的指控，包括人身攻擊和恐嚇。對梅來說，他並沒有在救贖之路上邁出關鍵的第一步，也就是完全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為，並對所有被他傷害過的人做出直接、個人、具體且真摯的道歉。

 

　　梅聲明自己並不反對救贖的想法，因為她原諒過另一名男性做出的不當行為，這名男性真誠地道歉和認錯悔改，她說：「我不會因為自己是記仇、報復心強的人，就繼續對他們窮追猛打。要得到受害者的原諒並不簡單，而我沒有看到哈爾博林的誠意和付出。」

 

 

　　但其他人，例如哈爾博林的出版商、雷根藝術公司（Regan Arts）負責人茱蒂絲‧雷根（Judith Regan）則認為，他的道歉和付出的代價應該夠多了，雷根說：「他受到嚴厲的批評和羞辱，他失去所有的工作。我認為作為一個社會，我們不能讓所有犯過錯的人都永遠蒙羞，永無翻身的機會……就馬克‧哈爾博林而言，他在自己的公寓裡寫書，我不覺得有什麼壞處。」

 

　　所以我們該如何決定誰可以捲土重來？在什麼情況和條件之下？如果是刑事犯罪，我們有法官與量刑指南，但在法律體制外，是否能找到方法衡量這種行為的嚴重程度、道歉的誠意、風險與所有無形的因素，從而決定誰能得到第二次的機會？紐約大學倫理學家亞瑟‧卡普蘭（Arthur Caplan）說：「這裡面沒有演算法或公式，道德規範相當複雜。」律師阿里‧威肯菲爾德（Ari Wilkenfeld）也同意說：「這種是很主觀，但我真心認為，當我們發現時就會知道。」

 

　　威肯菲爾德已經為性騷擾受害者擔任律師長達二十年，其中一人的指控導致《今日秀》（Today Show）前共同主持人馬特‧勞爾（Matt Lauer）下台。威肯菲爾德與致力消除新聞編輯室性騷擾的非營利組織「前進新聞」（Press Forward）合作，試圖構想一條改過自新的路線圖，或者至少理出一個粗略的指南。他認為真摯的道歉是第一步，但加害者還需要參與修復的過程，讓這些曾經是問題一份子的人，成為解決問題的一部分。

 

　　威肯菲爾德說：「運動已經進行兩年，但進度令人失望，因為我們需要繼續把那些危險份子逐出職場，同時我們也應該讓已經學到教訓，而且願意向別人分享經驗的人重返職場。這樣做比起終身流放更有意義。」

 

 

　　但對許多人來說，救贖的想法既不成熟，也可能造成誤導。威爾斯利學院知名的女性與性別研究客座教授雷伊‧吉爾摩（Leigh Gilmore）指出，人們應該更關心幫助受害者找回失去的東西。她問道：「你要怎麼讓毀掉你事業的前輩回歸？你要怎麼讓佔你便宜的老闆回歸？我認為應該先著手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想著怎麼讓加害者重回職場和延續他們的事業。」

 

　　前電影製作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指控者之一、模特兒兼演員佐伊‧布洛克（Zoe Brock）也認為這麼做可能造成誤導，而且有損運動至今取得的進展，她說：「好像加害者只要先暫時避避風頭，然後就能重回檯面。我認為我們所面臨的巨大危險仍在持續，我懇求所有人：永遠不要為此自滿。」

 

　　不過也有堅定為倖存者捍衛權益的人士認為，罪犯的救贖之路與大多數受害者的期望並不矛盾，芝加哥反性剝削聯盟執行董事凱西‧摩里斯‧霍夫（Kaethe Morris Hoffer）說：「很少倖存者的目標是復仇，或者徹底毀掉加害者的人生，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期盼的是『加害者對自己所造成的痛苦負責，承諾改過自新，避免繼續傷害其他人』。」

 

　　當然，捲土重來的機會可能不屬於那些累犯，但還有許多性騷擾者屬於情節較輕的另一端，加州柏克萊的執業律師艾咪‧奧本海默（Amy Oppenheimer）說：「我負責的案子都是一些越界的人，他們沒有適當拿捏手上的權力而做得太過火，但他們是可以改正的。」

 

　　奧本海默回憶起一名與她共事過、極其高傲的主管：第一次見面時，這名主管就對她咆哮、貶低和辱罵難聽的字眼，但當她告知其行為不恰當後，他便停止這些行為，她回憶說：「他開始哭泣。很顯然有些惡行難以改變，但事實是有些東西可以被改正與解決。」

 

 

原文出處：N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