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描繪了獨裁政權吉利德的恐怖，在這個神權國家裡，自我保護是人民所能期盼的最好結果，因為他們無力反抗。但其續集《證詞》（The Testaments）則提出一種可能性，若一個人夠幸運、擁有勇氣和聰明才智就能進行反擊。

 

　　但真的如此嗎？在現實世界裡，無論過去和現在有著數不清的專制政權，為何有些人能挺身抗暴有些人則否？許多人會立刻把順從制度的人視為有病且邪惡的人，或認為他們的道德感不如自己。但如果換成我們身處在同樣環境下，又有多少可能成為英勇的反抗者，拒絕成為維護或順從邪惡體制的共犯？

 

　　美國組織理論家詹姆斯‧馬奇（James March）和挪威政治學家約翰‧奧爾森（Johan Olsen）在2004年提出了一篇經典分析，他們認為人類行為是由兩種互補且截然不同的「邏輯模式」所控制。第一種是「後果性邏輯」，就像經濟學家那樣選擇行為：根據個人目標，來權衡每種選擇的成本與收益，基本上這是人們得到想要東西的方式。但還有第二種「適當性邏輯」，結果無論好壞往往都是次要，我們經常藉由問自己「像我這樣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麼做？」來選擇行為。

 

　　這個論點得到心理學研究的支持，人類的社交互動取決於我們是否傾向遵循一些不成文的「適當行為」規範。大部分的人誠實、有禮、玩遊戲不作弊、遵守禮節的人，也樂意接受法官或裁判的執行判決。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我們甚至會順從「任何規定」。

 

　　適當性邏輯具有自我強化的性質，我們不贊成、排斥或檢舉那些撒謊或欺騙的人。研究表明，即使是在匿名的實驗性遊戲裡，人們也會不惜付出金錢代價，懲罰那些不合作的他人。因此，適當性邏輯對於理解我們如何將個人組織成團隊、公司和整個國家來說至關重要，我們需要共享規則或體制來進行合作。這種心理基礎從很早就開始，如果有人違反「遊戲規則」，三歲大的小孩也會出聲抗議，就像人們斥責在公開場合違反著裝、言詞或行為規範的他人。

 

 

　　建立和維持一個專制政權需要這兩種邏輯，為了確保人民做出「正確的」個人選擇，壓迫的主要手段為獎賞與棍棒——獎勵服從制度者，並懲罰所有可能反抗的跡象。

 

　　個人利益（或生存）本身就為壓迫提供了脆弱的基礎，適當性邏輯則將合作力量轉變成一種維持壓迫現狀的機制。我們順從「規則」，並要求別人也這麼做，而且通常不會問規則為什麼是這樣。

 

　　因此，制度透過自我監管的規範、規則和條約來附加獎勵與懲罰。「良好」的政黨同志、邪教或恐怖組織成員會學到，他們應該服從命令、剷除異己、不去質疑權威，然後將這些規則強加於他人。因此，極權國家最關心的就是維護意識形態——定義「正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讓人們毫不猶豫地順從。

 

　　這當然有助於解釋納粹德國的恐怖，表明主要不是個人邪惡的問題。正如政治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著名論點，大屠殺暴行是平庸的普通人所造成，他們被操縱去遵循和執行一連串極為異常的行為規範。

 

 

　　如果我們真的生活在吉利德會怎麼樣？可以確定的是多數人會選擇順從（帶著或多或少的不舒適），並發現自己根本難以撼動與擺脫一切。

 

　　試想人們在強制實施著裝規定、禁止褻瀆性語言或飲食規範時的狂熱程度，儘管這些規範看似無關緊要，但確實都可能讓我們產生某種「道德義務」來維護政黨、民族、國家或宗教，無關性質為何。

 

　　然而，我們當中有一小部分人會反抗，但這些人絕非多數，主要基於個人道德品格的差異。反抗者也需要運用適當性邏輯——他們需要找到不同的規範和理想與反抗運動的其他成員共享，或者受到歷史或文學的啟發。因為在打破一套規範的同時，也需要一個可行的替代選擇。也就是說，有些人或許天生比別人更不願墨守成規，但反抗成功與否，部分取決於他們是否能說服自己和他人。

 

　　對不公平的反應也會影響我們反抗的傾向。一項研究發現，厭惡風險、容易信任他人的人，不太會對不公平做出強烈反應。另一個因素為社會環境，在1920至1940年代期間，德國中產階級加入納粹黨的可能性幾乎為底層階級的兩倍。因此，那些最有可能損失以及渴望爬上社會階梯的人，特別容易隨波逐流順從規則。當然，如果社交圈內的其他人也有同樣看法時，你也更可能相信這是「適當的做法」。

 

　　在仔細權衡後果後，很少人會願意起身反抗吉利德，畢竟，最可能發生的結局是失敗然後被消滅。但是什麼推動了反抗的誕生？那是一種與此完全相反的見解──一種平等、自由和正義的視野，一種無論後果為何、都得極力保護上述價值的體悟。

 

 

圖片出處：BBC

 

原文出處：The Conver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