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生宿舍裡頭與同學一起辦服裝秀稱得上是一種革命嗎？然而，在阿爾及利亞，你絕對想不到辦一場服裝秀的代價會是什麼，這不只是90年代，更是阿爾及利亞的進行式，因為這部電影在阿爾及利亞便被當局「永遠禁播」，所幸，它最終在坎城風光上映，同時也告誡所有自由地區的人民，我們所習以為常的自由有多麼的珍貴。

 

　　什麼是奴隸？並不是有好的物質生活就不是奴隸，並不是有國民的身分就不是奴隸，並不是沒被剝奪生殖權就不是奴隸。奴隸，就其本質而言是「附屬性」一個奴隸可以活的很風光，可以凌駕於另一個自由人之上，然而除去了他的主人，他什麼都不是，奴隸的特徵，在於他勞動的一切都是為了主人，而受到主人青睞而能在屋裡擔任管理職的奴隸，甚至會看不起在田裡工作的奴隸，奴隸可以善終，只要他不要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價值離脫不了主人。奴隸也可以有慾望，不過他的慾望必須被主人認可，否則就是罪過，就是屈辱。

 

　　這便是這群阿爾及利亞女孩們的生活，她們雖然住在首都阿爾及爾，雖然接受的是高等教育，卻必須被深鎖在大學內部，連想穿時髦的衣服都得偷偷跑到夜店去換，中途還要在罩衫下戒慎恐懼的接受武裝人士檢查，她們餐點裡的牛奶被學校摻了鎮定劑，只為了「降低她們的性慾」，她們走在路上只因沒有包起頭髮，沒有把自己綁的密不透風，在當地男子看來就是「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的暗號，性騷擾？不存在的，存在的是「蕩婦」與「有膽識的男人」

 

　　「妳想要被殺嗎？不想的話就別穿這樣招搖！妳這個蕩婦！」

 

　　最悲哀的一面便是，在阿爾及利亞這樣的話語不只是恐嚇與威脅，還帶有一定的真實性，因為當地真的有激進宗教份子會組團巡視並標記「亂紀份子」，必要時會有人來實行「榮譽槍決」。此外，穿著全身式黑色罩衫的她們會衝進女宿檢查女孩的房間與衣著，而校方完全拿她們沒有辦法，她們也是女人，然而透過對伊斯蘭教的原教旨式理解，她們得出了必須來「教化」其他女孩的結論，女性竟也成為女性的打壓者，以保護之名行打壓之實，她們認為自己的道路是正確且唯一的，而與她們不同的則是異端，就算同樣都信奉阿拉也一樣，她們口中的「姊妹」正好是她們得以進入對方房間，翻箱倒櫃，施以暴力的理由。

 

　　她們是如此的愛戴阿拉，以致於她們沒有想過，阿拉是否愛她們，然而透過阿拉之名，她們相信自己手中的權力正是愛的證明。

 

　　導演妮雅梅杜爾（Mounia Meddour）細膩的用她的攝影機，勾勒出她記憶裡的這一切美好與幻滅，即便至今這段阿爾及利亞的90年代歷史仍不被鼓勵談論，她仍希望用自己的大學記憶，創造出這一個背負阿爾及利亞悲苦宿命的故事，所有的女孩在本片裡都活靈活現，我們不再需要看著一對又一對在黑袍重重封鎖之下，試圖透漏秘密的眼睛，猜測她們的夢想與慾望，而是近距離看著這一群打扮現代、活力四射的女孩們如何在那個越來越緊繃的年代，盡可能的追求自由，導演的場面調度與聲音處理是精緻的，有別於一般議題向的電影可能會在美學上較為淡薄，《女孩要革命》裡女孩的臉龐與舞蹈、沈痛與哀傷都在最好的距離被捕捉，與女孩一起肆無忌憚的攝影機彷彿感染了她們的活潑，而當意外的死亡突如其來，卻又被處理的稀鬆平常，攝影機隨著呼吸一同起伏，女主角娜吉妮沒有轉頭去看，她看著我們，而我們看到了一切，畫面緩慢的轉黑，我們與她一樣的震驚，彷彿我們第一次看到槍殺場面。

 

　　因為這不是我們所預期會發生的，生活就這樣無預警的被拋入暴力之中，導演讓一切在背景發生，只播放一次，只用一個角度，沒有慢動作，這一場戲事後也沒有被閃回，卻令人難以忘懷，我們看著娜吉妮的臉龐，她聽到了，她沒有回頭，因為她知道發生什麼事。

 

　　她的姊姊被射殺了。

 

　　《女孩要革命》裡有數個如此令人不安的橋段，並不是因為裡頭的暴力行為我們前所未聞，這並不是獵奇也不華麗，然而其之所以使人震驚，在於它說出了一個事實，這就是她們所生存的社會，在宿舍裡，在夜店裡的那些自由生活，乃是無人知曉的生活，即便她們漫步在沙灘上、狂舞在夜店裡、闊論在宿舍裡，那些自由都來自於沒有暴露在陽光下，當她們進入公共的場域，所有自由都如接近正午的影子迅速消退。

 

 

　　在陽光下，她們被監視著，學校後來所興建的高牆與鐵絲網不過是她們生存狀況的體現，當片頭娜吉妮與好友鬼鬼祟祟的搭上計程車，在還沒被攔車檢查，在他們還沒手忙腳亂的披上罩衫時，我們或許就該知道她們雖然像個「一般」的女大學生，但她們生存的地方卻不適合「一般」的女大學生，這個「一般」意味著妳不會因為不把自己包的像核電廠工作者而被人槍殺。

 

　　愛鄉土的娜吉妮嘗試無視這一切，替朋友還有自己創造些美好生活，例如美好的夜生活、美好的衣服、美好的沙灘、美好的時尚走秀……如同她說的：「我做的不是挑釁，而是無視。」然而朋友的男友卻聽不懂，認為她在玩「文字遊戲」，認為她是個「反骨妹」。其實他之所以聽不懂，不是因為他是個男人，而是因為他沒有意識到自己依存的宗教是一個多麼厭女的宗教，在這樣的宗教裡，唯一自由的可能是它的教規因政府的世俗化而沒有被徹底執行或進行彈性詮釋，然而真正要追究起來，在這個宗教裡的女人必須處在被動的位置，她們沒有主體性，她們的榮耀來自丈夫的榮耀，正如她們的地位來自丈夫的地位，離脫了丈夫，她們回歸父親統治，離脫了父親，她們回歸兄長統治，離脫了兄長，還有弟弟呢。

 

　　那如果全家男性都死光了呢？

 

　　那她等著被說一輩子的閒話。

 

艾布·胡萊勒傳述：使者說：「一個人不得把孀婦嫁予他人，直到和她取得商議；一個人不得把未婚女子嫁於他人，直到得到她的允許。」聖門弟子們問道：「安拉的使者啊！未婚女子的同意如何表示呢？」使者說：「她的沉默。」──《布哈里聖訓》

 

　　表面上來看，古籍裡保證了伊斯蘭婦女的婚姻自主權，然而在實務操作上，她們卻必須聽從父兄的安排，而她們的肯定則是得以沉默來表達，她們不被鼓勵以言語表達意見，言語是男人的，沉默是她們的，如同那個至高無上的聲音，被設想為男人。

 

　　「妳必須聽從，不要說話。」

 

　　這難道不是最荒謬的嗎？與精神病患同居，結果你不但不能勸他去接受治療，一旦抱怨、一旦反抗，還要被檢討「你不要惹他」、「你順從他就不會被打」、「乖一點就有甜頭吃」的話語，居然被奉為圭臬，被男人及女人給傳遞著。

 

　　「我懷孕了，孩子的父親不是他，他會殺了我……」娜吉妮其中一位朋友的恐懼是如此真實，因為這些謀殺的發生是如此稀鬆平常，法律嘗試保護人權，然而宗教卻深植人腦。

 

　　那男性在這樣性別不平等，而且看似傾向男性的制度下就更加自由嗎？

 

　　電影裡有個橋段是這樣的，因為娜吉妮的晚歸，門口警衛藉故邀她進警衛室，然後準備強暴她，校園裡的一個與娜吉妮友好的男人拯救了她，他們是時常有服飾買賣關係的熟悉朋友。

 

　　然而在後半段娜吉妮在女生宿舍舉辦時尚走秀後，一群人突然衝了進來，一句話也不說的便突突突的殺害了大量的女學生，娜吉妮害怕的逃跑，一個熟悉的聲音叫住了她，那是曾經拯救她的男人，此刻卻拿著槍追殺著她，或許在他看來，這完全是為了挽救娜吉妮的名聲，藉由她的死。

 

　　在錯誤的理性結構下，人人都是奴隸，如果自由與政治有什麼交集，在於好的政治總是讓人看到彼此的差異，壞的政治則鼓勵人們監視彼此的差異，前者使人自由，後者剝奪人的自由，無論你在什麼位置都一樣。

 

　　《女孩要革命》所帶給人的恐怖是相當具有臨場感的，片尾儘管陽光普照，娜吉妮也撫摸著朋友的肚子，感受新生命的喜悅，然而當她讚美阿拉的時候，是否曾想過或許那些人沒有誤解阿拉，而是阿拉本來就不愛她們呢？

 

 

 

 

電影資訊

《女孩要革命》（Papicha）－Mounia Meddour，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