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auren Teixeira

 

　　結合民俗樂器與喉音唱腔的蒙古搖滾在孕育十幾年後，近年逐漸受到世人注目在國際樂壇崛起。這股風潮與鄰國「中國」形成了鮮明對比，儘管中國擁有14億人口（蒙古為300萬），但至今仍沒有一個融合傳統與現代，或至少在國際上具影響力的搖滾天團。相反地，中國搖滾圈始終停滯在大量模仿其他國家的曲風，這衍伸出一個問題：為何蒙古搖滾能以自己的風格走向世界，中國搖滾卻無法？

 

　　定居成都的記者羅倫‧提賽拉（Lauren Teixeira）長年關注中國流行文化和次文化，她發表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文章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部分源於歷史。蒙古過去是蘇聯的衛星國，蘇聯對音樂的政策是希望提倡民族意識的民俗音樂、對外來音樂保持警戒，並透過收集、錄製與表演民謠創造反帝國主義、多元文化的形象。這種態度讓蒙古免於遭受像其他共產國家那樣的文化災難，遊牧草原文化音樂也得以在這種環境下繼續保存。

 

　　不意外的是，年輕人還是渴望牛仔褲和搖滾樂。1970年代，蒙古政府注意到首都青少年熱衷於秘密錄製西方音樂，於是文化部順勢發起了一場運動：強制把傳統音樂與搖滾音樂結合，但當時這樣子的「蒙古搖滾」並不受歡迎。

 

　　但正也因為1970年代的蒙古政府支持，搖滾樂為蒙古青年提供了穩固的基礎，以至於在1980年代學生開始推動民主時，搖滾樂順勢成為重要的力量。這股新浪潮說白就是西方式的抗議搖滾，正如蘇聯時代的維克多‧崔（Viktor Tsoi）與中國的崔健的異議音樂，當蒙古人聚集在烏蘭巴托要求民主時，〈敲響鐘聲〉（Khonkni Duu）這些歌曲團結凝聚了群眾。

 

 

　　蒙古民主化後，烏蘭巴托日益茁壯的搖滾圈對傳統蒙古音樂也重新產生興趣，並發展出獨特的蒙古搖滾。這些先驅包括烏蘭巴托的搖滾樂團「Altan Urag」，他們率先嘗試全新的搖滾風格，例如將蒙古傳統樂器「馬頭琴」電子化，以及在歌曲中加入特殊的喉音唱腔。這些改變都很成功至今仍深受人們喜愛，也影響了後來的蒙古樂團，陸續將現代音樂融入傳統元素。

 

　　2015年紀錄片《烏蘭巴托搖滾現場》（Live From UB）的導演羅倫‧克納普（Lauren Knapp）指出，這種共享音樂文化的感覺依然強烈。音樂家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無論是新公司開業或孩子成人禮，人們都會聘請馬頭琴樂團演奏慶賀。

 

　　音樂也幫助蒙古人釋放憤怒的情緒。2016年由於中國需求減少導致礦產市場崩盤，蒙古的經濟榮景在這一年戛然而止。人們的憤怒情緒反映在蓬勃發展的嘻哈音樂裡，他們訴說與批判了過度依賴中國的現況：年輕的蒙古人意識到，自己的國家曾經是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強國，但現在卻遭到鄰國的控制和威脅。

 

 

　　相較於蒙古，假若中國傳統音樂在中國年輕人面前播放，絕大部分的人根本無法認出它們。當然，中國傳統音樂的構成並不像蒙古那麼單純，蒙古人口少，文化特色又很強烈。眾所周知，除了周朝的禮樂，孔子鄙視所有的音樂，但禮樂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經失傳，沒有人知道它真正的樣子。另一方面，普通的中國人其實相當熱愛音樂，早在絲路時代就是全球化的產物：二胡起源於中亞草原，後來成為中國傳統音樂的核心樂器之一，四弦琵琶在唐朝時經由中東傳入中國，而文人也經常在閒暇時譜寫笛曲。

 

　　中國幅員遼闊，地區的差異也很大。南方城市蘇州的民俗音樂與相隔遙遠的陝西山區民俗音樂有很大的不同，甚至與幾公里外無錫的民俗音樂也明顯不同。中國戲曲在各地也具有不同的風貌，其中又以發出刺耳顫音的京劇最有名。

 

　　然而，中國多樣化的民俗音樂，幾乎跟其他部分的文化一樣，都在文化大革命時慘遭破壞。在政治主導藝術和文化的幾十年內，大多數形式的傳統音樂難以倖免。文化大革命要求一切藝術為革命服務，京劇和民俗音樂皆被明文禁止，只有少數歌曲以重新改寫的方式保存下來，例如著名的紅色歌曲《東方紅》，它是根據一首古老的陝西民歌改編。

 

　　毛澤東去世不久後，中國年輕人似乎重新對民俗音樂產生興趣。1980年代，「西北風」的曲調席捲了中國：它繼承中國西北部貧脊地區的民俗傳統，使用傳統樂器，配上鏗鏘有力的節拍與響亮粗獷的唱腔，直白地宣洩強烈的不滿情緒。這是那個時代的大規模尋根運動的一部分，中國年輕人試圖重新找回他們遺失的傳統：音樂人用荒蕪的風吹高原為意象，訴說他們對於年輕人前途黯淡的苦澀。它雖然不完全是搖滾樂，但已經相當接近。

 

　　確實，在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時期，一些西北風曲調成為琅琅上口的傳唱歌曲。但隨著1989年6月4日坦克開進廣場後，這些真誠樸實的中國聲音也連同學生運動一起被輾碎。與西北風密切相關的搖滾樂一度被禁，最重要的是對於在血泊中失去希望的這一代中國人來說，文化本身成為危險的代名詞。九Ｏ年代後，中國人對「致富」更感興趣，而不是尋根。與此同時，隨著數以「億」計的人離開鄉村前往城市工作，地方性的傳統音樂也逐漸消失——甚至永遠失傳。

 

 

　　雖然財富為音樂創造出龐大的商業需求，但它還是可能帶來危險的東西。21世紀初，平庸的音樂得到極大的擴展，從矯揉造作的流行歌曲到懷舊的革命歌曲，乃至把民俗音樂重新包裝為無害的花樣，而非文化熱情的表現，例如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正是演唱維吾爾和西藏音樂出名的漢族歌手。

 

　　地方上的創作（例如武漢的金屬樂團和北京的龐克樂團）也都因為嚴格的文化審查制度無法擁有全國性的舞台，或者莫名的「被消失」，任何存在檯面的聲音都是經過仔細檢查的「閹割版」。從「中國有嘻哈」改名成「中國新說唱」的音樂節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除了節目名稱被改外，一些受歡迎的選手被官方禁止，第二季的審查制度也加大力度，包括幾個維吾爾族選手採用「中國風」演唱。

 

　　提賽拉在結尾寫道：「將這些迪士尼版的的中國音樂，與馬背上表達真實憤怒的蒙古音樂進行比較，不難想像為何北方遊牧民族能脫穎而出。」

 

 

原文出處：Foreign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