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哲學家瑪莎‧納思邦（Martha Nussbaum）在《波士頓評論》（Boston Review）發表的新文章提出，現代的女性主義運動花費太多時間在「報復」，推動這些運動者的契機為「狂怒」（Fury）。納思邦認為，狂怒並非「絕對不好」，但「只有狂怒」而沒有其他東西（例如正確的結盟策略，或合理的辨識「並非所有男性皆為敵人」的能力），這樣的運動註定使狂怒者自我變形，最終帶來自我與他人的毀滅。

 

　　納思邦從古希臘戲劇談起：當特洛伊戰爭結束時，高貴的特洛伊女王赫庫芭（Hecuba）承擔了許多損失：她的丈夫、孩子、祖國都毀於戰火。然而，此時她還是個可敬的人，她心中仍存有愛、仍有信任和維繫友誼的能力，也會主動關懷他人。但隨後她遭到背叛，這起事件重創她整個人格：赫庫芭委託摯友波呂梅斯托為她照顧唯一在世的孩子，但波呂梅斯托卻為了錢謀殺這個孩子。這是歐里庇德斯的《赫庫芭》的核心事件，是特洛伊戰爭故事中一個不尋常的版本，其道德醜陋得令人震驚，但仍是悲劇經典中最為深刻的戲劇。

 

　　從赫庫芭得知波呂梅斯托背叛的那一刻起，她就變成了另一個人。她再也無法信任任何人、不願被說服，變得完全以自我為中心，一心只想著復仇。她殺死了波呂梅斯托的所有孩子，將波呂梅斯托的雙眼挖出——象徵兩人過往的情誼徹底斷絕，同時也象徵她從此拒絕友好信任的可能性。瞎眼的波呂梅斯托在舞台上用四肢爬行，彷彿他生來就是野獸。在這齣戲劇的最後，預言說赫庫芭將變成一隻狗（古希臘人將狗與瘋狂追逐獵物和缺乏人際互動關聯在一起）。正如但丁在《神曲：地獄篇》總結赫庫芭的故事：「她精神錯亂如狗那樣狂吠：痛苦將她的思想扭曲至此。」

 

　　赫庫芭不僅悲痛欲絕，其道德人格的核心也深受打擊。她再也無法維持那些曾經將她定義為人、朋友與公民的美德。在描寫她的轉變時，歐里庇德斯顯然反轉了艾斯奇勒斯的最後一部劇作《奧瑞斯提亞》（Oresteia）所描繪的公民身份和人類社會的神話創造，在當時是著名的雅典民主創造故事。傳說中，冷酷無情的復仇女神們最早跟狗一樣整天嗅聞獵物的氣味，她們沒有愛或正義。但在戲劇的最後，她們同意相信女神雅典娜的承諾，轉而採用「溫和性情」和「公共有好的心態」的新思維方式。她們站起身接受了成年公民的長袍，慶祝這座城市遵守法紀的正義。

 

　　艾斯奇勒斯的道德觀點是，一個政治群體必須拋棄對復仇過度執著的追求，不是把獵取獵物為重心，而是採取以法治和福祉為導向的正義，以制止不當行為和創造繁榮為目的。然而，對歐里庇德斯來說，道德創傷會導致信任和其他相關美德的崩毀，從而產生一種沉溺於復仇、對真正正義的拙劣模仿。

 

 

　　對女性主義者來說，相信受害者（女性與其它受不公對待者）永遠是純潔正義的觀點很具吸引力。她們通常受到一種流行的現代哲學觀點影響：善意不受人們無法控制的意外事件所影響。康德（Immanuel Kant）是這種觀點最具影響力的源頭之一，他在1785年的《道德形上學基礎》（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指出，即使善意不可能成就所有事情，「但它就像一顆寶石閃耀著自身光芒，本身就具有完整的價值。它的有效或無效既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價值」。寶石的形象顯然暗示著，意志不會被相同的外部環境所腐蝕。持這種觀點的人或許還受著名的心理學假說「公平世界」影響：苦難降臨必然是罪有應得，如非應得就必毫髮無傷。

 

　　現代女性主義者確實有許多強烈理由堅持康德的觀點。「指責受害者」就是一種普遍存在的主從關係策略，編造自身的道德優越性對支配者而言輕而易舉，他們將從屬者描繪成「因智力和道德上卑劣，理應居於從屬地位」。這也是殖民者將侵略行為「合理化」的典型藉口，他們聲稱從屬者跟孩子一樣，需要受到嚴格的控制。沒有一個從屬群體不被系統性地指控存在道德缺陷，這些指控則間接否認統治者對從屬者所造成的傷害。

 

　　整體來說，這就是我們眼前的世界。首先，統治者通常有一種缺損的道德文化，從許多方面把統治進行合理化，尤其是指責受害者。其次，他們為了鞏固自身權力，往往會在從屬群體中鼓勵奴性，以及自主性和勇氣的缺乏。他們還會用殘酷手段造成創傷，其目的之一是讓受害者的心智崩潰。有時他們會失敗：人有很強的適應能力和洞察力，確實可能在惡劣的環境仍像寶石那樣閃閃發光；但有時他們會成功，而這種成功是統治者最深層的道德罪行。

 

　　納思邦提到，女性主義者對被害者無辜的確信，相信有些規範具有無條件的至高性，其實是接近於康德主義的，「保護被害人」是她們至高無上的信條。納思邦沒有說這樣「絕對不好」，但光是如此並不足夠。

 

 

　　哲學家麗莎‧特斯曼（Lisa Tessman）對美德提出更具價值的觀點。她認為，與系統性不公正行為的抗爭，需要一系列在抗爭背景下是道德的特質——有助於推動目標，但不是運動者努力想過上好生活的必要因素。例如，在政治鬥爭中可能需要不加以批判的忠誠和團結，但這種忠誠和團結可能無法使我們獲得最好、最互惠的友誼。

 

　　考量到兩種情況密切相關，這讓我們回到歐里庇得斯的戲劇。首先是對「另一邊」的信任與友好的否定，其次是報復性的憤怒。特斯曼明確地評論了後者：她說這種類型的受害者憤怒對政治鬥爭有其效果，但它也可能變得過度和偏執，導致自我變形與扭曲。因此，人們面臨悲劇性的選擇：不是無法適應最具力度的抗爭，就是做完但失去某些完整高尚道德人格的豐富性。

 

　　納思邦同意兩種情況都存在人格的扭曲，但她不同意這種扭曲對於訴求平等的抗爭有效，她說：「我們終究沒有悲劇性的選擇，儘管我們確實面臨極其困難的抗爭，但如果我們的長遠目標是在未來和解共生，我們最好知道如何避免陷入這個名為美德的重負。」

 

　　讓我們思考對「另一邊」所有人的不信任。赫庫芭只知道波呂梅斯托不值得信任，但她由此斷定所有人都不值得信任，這是女性主義運動常見的行為。在納思邦生長的時代，異性戀女性經常被指責對女性主義不忠誠，一些女性主義團體甚至建議成員不要與男性進行專業方面的合作（其他爭取平等的運動也能看見同樣的趨勢）。

 

　　納思邦認為，如果我們不能仔細辨識「另一邊帶有善意的人」與之合作，就沒有可能達成最終的和解。因此，拒絕信任並不是特斯曼所說的「重負下的美德」：它是沒有效的，而且阻礙了抗爭的進展。

 

　　的確，抗爭有時需要沒有可證明確鑿意圖的信任，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整個南非抗爭期間，他和白人盟友建立了密切關係，包括里沃尼亞審判的共同被告丹尼斯‧戈德堡（Denis Goldberg），以及後來著名的大法官奧比‧薩克斯（Albie Sachs）。這些友誼經過多年的仔細篩選，部分是透過曼德拉與南非猶太人社區的緊密關係。

 

　　上面的信任關係具有良好的基礎，但曼德拉也曾試過有風險的信任關係。在2013年曼德拉葬禮的報導中，一位中年警察淚流滿面地回憶1994年曼德拉總統就職遊行的景象。當曼德拉下車和一群年輕警察交談時（當然他們都是白人），他握著年輕警察們的手說：「我們相信你們，我們信任你們。」這群警察原本以為曼德拉對他們懷有敵意和報復心態，但曼德拉卻對他們展現了信任。這跟薩克斯、戈德堡和其他盟友不同，這種信任並不是搏感情爭取，也不是經過仔細篩選。但這些人很年輕可塑性高，曼德拉透過友好與信任的方式贏得了對方的友好與信任。納思邦認為，這是所有運動都該走的正確方向：如果沒有信任（當然信任從來不可能絕對安全），就沒有共同體的希望。

 

 

　　納思邦接著談到憤怒。女性主義者將憤怒想像成強而有力的抗議，與奴性的不作為完全相反。如此一來，憤怒顯得特別強大，而且有其必要性。然而，憤怒也必須做出區別。如果分析憤怒的組成部分，它包括：感知到錯誤行為所帶來的痛苦，錯誤行為影響到憤怒者本人，或者他關心在意的人事物。納思邦提到，光是這樣就已經具備很多犯錯的空間：憤怒者對於行為是錯誤導致還是偶然導致可能存在誤判；憤怒者對重要性的判斷也可能存在錯誤。但如果假設這些想法經得起推敲：那麼憤怒（至此）是對錯誤行為的適當反應。它表達了一項要求：這種行為是錯誤的，不應該再次發生。它提及過往但面向未來，並計畫修補未來的世界。

 

　　納思邦將這種憤怒稱為過渡性憤怒（transition anger），它記錄了已經發生的事情，並轉向未來尋求補救機會。但這種憤怒只會是階段，而不會是「整個運動本身」。過渡性憤怒可能伴隨懲罰罪犯的提議，但這些提議將以一種或多種面向未來的方式理解懲罰：作為改革，作為重要規範的表述，作為對違反者的「具體威懾」，作為其他企圖進行類似罪行的違反者的「普通威懾」。

 

　　過渡性憤怒對於追求公平正義確實重要。它是一種憤怒的反抗，而反抗本身很重要，它能引起人們對錯誤和不平等的注意力，並鼓勵人們設法解決問題。過渡性憤怒也不會造成人格的「重負」。它直接面對問題，想像解決問題的方法，令人感到振奮和自由，不會有帶來偏執或扭曲的風險。

 

　　但現實是，這並非所有人通常用憤怒表達的意思。憤怒極少存在其他因素：往往都是希望報復加害者使其承受同等的痛苦。過渡性憤怒能夠賦予懲罰有效的作用，所以要區別未來導向型和單純過去導向型的報復很棘手。但人們對未來福祉的定位通常並不純粹。受到攻擊時，他們的衝動便是反擊。他們很容易幻想另一邊的疼痛能平衡抵銷自身所承受的痛苦，這也是為何謀殺案受害者的親屬普遍支持死刑。但死刑從未被證明具有威懾價值，人們要求它只是因為報復比例適當性：讓受害者的死亡由罪犯的死亡償還。

 

　　我們都知道執著於報復性幻想或計畫對付待他們不公的受害者。事實上，所有的離婚和子女撫養權訴訟的實質內容都具有精神上的報復性質，極少以公平和整體福祉為目的。一項關於「受害者影響」陳述書對刑事審判作用的研究表明，這些陳述大多是為了提高懲罰程度的報復需求。然而，過去的傷痛已經過去，疼痛只會產生更多的疼痛，並不能修復原本所受的傷。痛苦與過去痛苦的比例本身，並不是嚴厲懲罰的理由，而且通常分散了人們對於修補未來的注意力。

 

 

　　西方和印度的哲學傳統都認為，普通的憤怒具報復性質，但過渡性憤怒是例外。重要的是該如何區別，但在整個哲學傳統中，這種區別從來沒有被明確地表述。

 

　　過渡性憤怒對抗爭有效，而且不會為人格帶來負擔；報復性憤怒會加重人格的負擔，而且在爭取平等的抗爭中並不總是有效。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承認並強調了這種區別，他認為人們在運動中的憤怒必須被淨化與疏導。他在1959年的一份聲明中，生動地描述了兩種類型的憤怒：「一種是發展健全的社會組織，以有效堅定的措施抵制任何阻礙進步的努力；另一種是受混亂和憤怒驅使的暴力反擊，意圖傷害對方。首先，它試圖製造傷痛來報復自己所受的苦難，這是懲罰性質的，而不是基進或建設性的方法。」

 

　　納思邦同意金恩的觀點：報復性憤怒對抗爭毫無幫助，因為它是混亂而不具建設性，也不是真正試圖創造更新更好東西的「基進」。金恩想要問責制、法律懲罰與共同價值的公開表達，他拒絕痛苦（因為造成痛苦很容易）、軟弱、愚蠢的以牙還牙。

 

　　納思邦認為，今天的女性主義也需要做出類似的區別。若憤怒表達有其根據，並且面向未來、帶有建設性的想法，拒絕以牙還牙的報復主義，以及讓人們期望透過團結一致創造基進的信任，那憤怒就會是強大而可貴的。如果沉溺於原始的報復主義，它既不強大也毫無價值，但我們都知道落入報復主義是人類普遍的弱點。如果我們清晰地看見報復主義在死刑背景下的弱點，那麼將報復主義作為女性主義運動的要素似乎顯得特別奇怪。

 

　　納思邦總結寫道：「然而，即使報復性憤怒和過渡性憤怒的區別已被言明並作為中心，但女性主義對憤怒價值的探討往往忽略掉這種區別，並盛氣凌人地淩駕之上——要改變人們知道存在一種非報復式憤怒的想法太困難了。但我們還是需要面對未來，為此我們需要一種不確定的信任與一種基進的愛。」

 

 

原文出處：Boston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