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可能永遠無法「客製」出聰明的人類，對群體的生存來說，這其實或許是一件好事。因為，使人「聰明」的基因涉及很多組，沒有特定一種基因能決定個體聰明與否。此外，最聰明的個體也未必最適合生存。人類崇尚智力，但沒有人能簡單說出符合哪種標準才是「聰明」，許多所謂的智力測驗都具有文化偏差，甚至能透過反覆練習取得好成績，而很多對世界有益的才能，例如寫作、音樂或繪畫都跟智力無關。

　　2017年發表在期刊《自然－遺傳學》（Nature Genetics）的論文稱，在分析數萬基因組後，科學家將52個基因與智力關聯，然而，沒有單一種基因對智力影響可超過一個百分點。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醫學中心的統計遺傳學家、研究資深作者丹妮爾．波斯特馬（Danielle Posthuma）對《紐約時報》表示：「科學家想真正利用遺傳基因預測智力，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即便如此，這件事對社會仍造成可預期的影響：學生開始把自己的基因測序結果附在大學申請書上；雇主研究求職者的基因數據；試管嬰兒診所承諾使用強大的新工具，例如基因編輯系統CRISPR-Cas9來提升新生兒的智力。

　　有些人甚至準備為這個新領域背書，曼徹斯特大學的約翰‧哈里斯（John Harris）和牛津大學的朱利安‧薩伏列斯庫（Julian Savulescu）等哲學家認為，人們有責任操縱攸關孩子未來的基因，薩伏列斯庫將此概念稱為「生育仁慈」。他們把「父母忽視」一詞擴大解釋為「基因忽視」，聲稱家長如果不利用基因工程改變孩子基因，那就是一種虐待。新墨西哥大學教授美洲研究的大衛‧科雷亞（David Correia）則設想一種反烏托邦的後果：富人利用基因工程將權力轉化為基因本身。

　　這些擔憂存在已久；至少從科學家發展出DNA重組以來，人們對改變智力基因一直保持警戒。早在1970年代，諾貝爾獎得主大衛‧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就曾質疑，他的開創性研究是否可能表明「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為基因差異，而不是環境差異」。

　　電腦生物學者吉姆‧科祖貝克（Jim Kozubek）撰文反駁，認為這些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寫道：「事實證明，雖然基因對智力影響廣泛，但影響力卻很微小。基因相互作用的關係複雜，打造出可能無法逆向操縱的神經系統。」事實上，想瞭解基因如何相互作用以達到最理想神經網路的科學家，都遇到所謂的「旅行推銷員問題」（travelling salesman problem，或稱最短路徑問題）的硬限制。

　　理論生物學家斯圖爾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在1993年出版的《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Order）說：「任務是從一系列城市中的一處開始，依序前往每個城市，然後再用最短路徑返回最初的城市。這個問題聽起來簡單，做起來卻極其困難。」

　　演化從很早就鎖定一些最有效率的模型，並在數千年時間中不斷完善。蛋白質和細胞在更高維度上相互作用的情況下，使複雜度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更重要的是，遺傳學研究並不是用來診斷、治療或根除精神疾病，也不是用來解釋促進智力的複雜相互作用，因此科祖貝克相信短期之內人類都不可能製造出「超人」。

　　事實上，複雜性可能阻礙一個物種的演化能力。在《秩序的起源》中，考夫曼提到了「複雜性災難」的概念，即複雜的生物體在演化過程中被優化，基因以多種方式相互連結，減弱了自然選擇在提升特定個體適應性方面的效果。簡單來說，一個物種在長久以來的修補下，最後成為無法輕易演化或改變的形狀。

　　如果說複雜性是陷阱，那麼某些基因為「優越基因」的理論也是陷阱。1960年代，理查‧列文丁（Richard Lewontin）和約翰‧哈比（John Hubby）利用一種名為凝膠電泳的新技術分離獨特的蛋白質變體。他們的研究表明，不同版本的基因產物（或等位基因）的分布具有比預期更高的變異。1966年，列文丁和哈比提出「平衡選擇」原則解釋為何那些不是最優秀的基因變異，還會保留在一個物種裡：因為它們有助於多樣性。

　　人類基因組是並行工作，在所有顯性染色體的任何基因都至少有兩個副本，擁有另一個基因副本具有好處，特別是對免疫系統或任何細胞功能的多樣性。演化有時會想嘗試風險更大的改變，這樣也至少能保留一個可靠的基因版本。更重要的是，我們從很久以前就知道，三萬個基因無法決定大腦100兆個突觸連結的組織結構，這說明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智力一定程度是透過逆境和大腦發育的壓力之下形成。

　　科祖貝克寫道：「我們知道，演化是在風險與優勢之間權衡利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總是會有導致自閉症、強迫症、憂鬱症和思覺失調風險的基因變異。這也是為什麼我深信新自由主義（科學終將解決大多數心理健康問題）的觀點肯定錯誤。因為在演化過程中，並沒有所謂的『優越基因』，只有那些能夠承受一定風險的基因，以及更適合特定環境與任務的基因。」

原文出處：A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