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Amanda Mull

 

　　時尚產業對階級的熱愛從來沒有減退，它命令人們看起來應該怎樣，也告訴人們哪些品味是無法接受的：花錢的感覺很好，但首先它必須讓消費者產生罪惡感，相信自己有消費的需求。數十年來，時尚產業幾乎無法容忍深色皮膚、肥胖、皺紋，對於各方建議和批評也不以為然。

 

　　《大西洋》記者阿曼達‧穆爾（Amanda Mull）判斷，反種族歧視運動與武漢肺炎造成的失業潮脫不了關係，而全球疫情造成的收益損失，又反過來逼迫主流時尚產業龍頭正視消費者所發起的抵制活動（時尚界長期拒絕回應，以彰顯自身的尊貴）。一時間，「美白肌膚」、「燙直頭髮」、「購買白人名模代言的名牌包」變得不再理所當然，而產生可以質疑的空間。

 

　　2020年6月，頗受歡迎的時尚品牌Reformation的執行長耶爾‧厄法拉蘿（Yael Aflalo）和時尚網站Man Repeller的意見領袖萊昂德拉‧梅迪恩（Leandra Medine Cohen）離開了自己創辦的公司，原因是員工指控他們帶有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的偏見。長期擔任《Vogue》主編的安娜‧溫圖爾（Anna Wintour）也為了保住工作，被迫對自己長期種族歧視員工的行為道歉。

 

　　時尚界的醜陋並不是新聞，而且大多是公然且公開的行逕，例如《Vogue》封面把職業運動員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定位為野蠻的金剛（King Kong），而把吉賽爾‧邦辰（Gisele Bundchen）定位為金髮少女。許多時尚界的知名人士也經常被指控種族歧視、性騷擾、虐待勞工，但他們對質疑聲浪從來都不予理會。隨著美國社會的動盪與疫情肆虐產生的憤怒，業內敢於發言的人更受到輿論支持，高層人士也感受到威脅而恐懼。

 

　　但在時尚界，展望未來的道路尤其複雜。因為對「白人」與「財富」的崇拜並不是全球時尚產業的偶然，而是整個產業的核心價值，根植於它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從找誰代言到產品的行銷策略等等。時尚建立在人類渴望的情感框架之上——如果每個人都厭倦了崇拜富有的白人時，時尚產業會發生什麼變化？

 

 

　　早在服裝生產和銷售成為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產業以前，服裝就已經被當成表明身份的方式。喬治亞大學國際服裝和時尚研究員卡塔林•梅德韋傑夫（Katalin Medvedev）指出：「在大型社會中，與眾不同的服裝一直很重要。」隨著社會轉型變得更集中化，人們開始把服裝當成展現自身事業、社會地位和群體地位的方式。例如在古埃及，女僕穿著樸素的服裝和髮型，而貴族婦女喜愛化妝、珠寶、香水、假髮以及金線裝飾的長袍。天主教修女和基層神父穿著簡單且相同，在為上帝服務時拋下個人身份；相比之下，教皇的服裝則繡滿刺繡圖案且色彩豔麗，來展現自己與眾不同的宗教權威。根據梅德韋傑夫的說法，時尚產業透過穿著來體現身份認同的基本理念，並帶進資本主義的邏輯極端。

 

　　從古代貴族、宗教領袖到全球社交媒體的影響力人物，從時尚代言到每年賺取數百萬美元的收入，兩者之間的關係相當清楚。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不斷將資本注入歐洲精英階級，高級服裝製造商和箱包製造商——Burberry、Louis Vuitton、Gucci——如雨後春筍般在英國、法國和義大利興起，為新興貴族階級提供日常生活用品。這意味著軍官要穿尖挺的外套，搭乘輪船到各地旅行時要攜帶大衣箱，騎手要使用精緻的皮革馬鞍。隨著歐洲殖民勢力擴展到世界各地，這些品牌和富裕歐洲白人的審美觀也擴散到全世界。

 

　　時裝業跟能源或採礦業一樣，本質上也是一種採掘業。幾代以來，西方國家都有技術嫺熟的工匠——皮革工、刺繡工、時裝設計師——但原材料必須仰賴進口，才能做出象徵「尊爵不凡」的奢侈品，例如絲綢來自中國，喀什米爾羊絨來自蒙古。最終，隨著各大品牌壓低成本的策略，廉價勞動力從四面八方湧入。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紡織品和皮革製品的製造直接從西歐轉移到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等地。如今，許多奢侈品都是在這些地方進行部分組裝，並在西歐「組裝完成」後貼上義大利製造或法國製造的標籤。梅德韋傑夫表示，這些歐洲工藝的品牌鼓勵消費者將眼前的奢侈品，視為長達數世紀的頂尖時尚系列成員，好讓他們產生一種「自己也是一份子」的錯覺。

 

 

　　時尚產業不僅服務精英階級，它們的目標還包括讓那些想擁有影響力的普通人掏錢。因為對於想展現自身經濟實力，但又不是真的那麼有錢的人來說，拿出信用卡很容易就能買到標價幾百美元（而不是數千美元）的身份象徵入門款——Gucci的腰帶、Chanel的耳環或Louis Vuitton的皮包，這些錢最終還是回流到處在時尚頂端的歐洲富人手中。整個時尚產業最成功的品牌幾乎都由路威酩軒集團（LVMH）和開雲集團（Kering）兩大集團包辦，而這兩家集團的大股東則是法國的億萬富翁、他們的子女和其他歐洲貴族後代。以今天的匯率計算，2019年這兩間集團旗下的公司收益加起來接近790億美元。很多人對時尚界所打造的權力想像買單，但這些依然只是想像。

 

　　透過時尚界最有權勢、最有影響力的品牌嚴加控管，它讓出身名門的白人精英階級以外的人很難踏入這個產業，因此也很難撼動奢侈品的定義。配飾品牌Brother Vellies的創始人兼設計師奧羅拉‧詹姆斯（Aurora James）說：「時尚業有很多看門人，想進入這個產業數不清的障礙。」儘管有些品牌與公關公司承諾與背景更多樣化的模特兒合作，或是在廣告或時尚報導中使用其他膚色的代言人，但業內的改變依然很小。

 

　　當代時尚經常借鑒美國黑人文化的美學，街頭服飾、嘻哈音樂和限量運動球鞋都是目前時尚產業備受消費者喜愛的因素，但使用這些理念的大多沒有付費，也不需要提及原創者。2017年，開雲集團旗下的Gucci「致敬」哈林區傳奇設計師、藝術家達珀‧丹（Dapper Dan）的一些創意，隨後受到輿論的強烈譴責，最後才促使該公司與他直接合作。旗下擁有Louis Vuitton、Dior、Givenchy和Fendi等時尚品牌的路威酩軒集團，直到2019年邀請蕾哈娜（Rihanna）打造個人品牌系列以前，從來沒有任用過黑人女性擔任旗下任何品牌的創意總監。

 

　　不久前，時裝產業再度爆出一件不公平待遇的醜事：2020年1月，Gap才高調宣傳邀請設計師特爾法‧克萊門斯（Telfar Clemens）合作，但幾個月以來這件事都沒有下文，彷彿從來沒有發生過。克萊門斯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透露，雖然終止合作是由於疫情和各地動盪所造成，而不是他自己的過錯，但Gap只付了他所完成作品費用的四分之一，而且後來也不再回應信件。被爆出此事後，Gap才派出一名代表對此事的處理方式表達歉意，並表示已經支付剩餘的費用。

 

 

　　將「白人審美」從時尚界的階級結構中剔除，不僅需要調整企業領導層，還要減少對供應鏈的剝削。只有在一個商品價格與勞工薪水對等和使用環保材料的世界裡，更公正的時尚產業才可能實現，而不是把錢通通砸進奢侈的行銷廣告、活動預算和高層口袋裡。在這個世界，擁有一件溫暖、剪裁得體的冬衣或一雙做工精美的靴子，將不再是無法想像的奢侈品。在這個世界，歐洲時尚集團將不再控制時尚產業所創造的商品或形象，也不再控制由此產生的收入。這會是一個更多人分享權力的世界，而這種權力並不會被束縛在積累財富和資源方面。

 

　　詹姆斯樂觀地認為，整個產業和零售業至少開始改變現狀。為了促使企業做出改變，她發起了「15%承諾」（15% Pledge）。最初，她只是在Instagram上貼文，敦促幾家主要零售商承諾購買15％（美國黑人的人口比例）來自黑人品牌的產品。詹姆斯認為，這類運動可以為黑人設計師帶來很多幫助，是企業內部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計畫所做不到的。截至目前為止，許多零售商已經跟進這項計畫，「15%承諾」也轉變成為一個非盈利組織，試圖讓參與者履行公平分配財富的承諾。

 

　　梅德韋傑夫和詹姆斯都認同時尚產業即將發生轉變，他們認為這種轉變可能產生很大的效果，梅德韋傑夫說：「人們還是會花2000美元買一件毛衣，這樣的事情還沒有結束，但很快就會結束。我認為人們已經重新評估自己的價值觀，或者至少開始質疑它。」她認為，隨著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浮上檯面，人們開始抵制那些厚顏無恥的「富裕象徵」，而武漢肺炎的疫情則加速了變化。

 

　　時尚產業經典的行銷策略深深根植於讓消費者崇拜白人的審美標準，這種做法在可能也不會持續太久，詹姆斯說：「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時尚產業不斷努力讓女性覺得自己不夠漂亮不夠美，他們刻意讓消費者覺得自己不夠好，所以想購買某些產品變得更好。但最後你意識到，自己是在一個羞辱你的地方消費。」

 

　　詹姆斯認為，一些高級品牌可能無法在人們消費模式的轉變中生存下來，當人們終於能出門採買新衣服時，情況會變得更明顯。而對於那些堅持將時尚與精英主義連結的品牌來說，現在要拯救它們可能也為時已晚，她說：「如果你有組織地打造自己的企業，目的卻只是宣揚某些理念，一切都建立在這種結構之上，那麼它就會從根本上腐爛。」

 

 

原文出處：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