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納蒂安．阿爾豐斯．弗朗索瓦（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通稱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他是當時的暢銷作家，但人生大部分卻在監獄度過。薩德侯爵的小說是「施虐狂」一詞的來源，意指「從別人的痛苦或羞辱中獲得愉悅，尤其是性方面的滿足感」。然而，2017年法國政府宣佈他的作品為「國寶」。那薩德侯爵究竟是墮落的怪物或者被誤解的天才呢？他的名字為何不斷引起爭議？

 

　　薩德侯爵在去世的兩個世紀後仍是爭議性的人物。他的名字一方面與法國大革命與攻佔巴士底監獄連結，另一方面也與強姦、性虐和酷刑連結。薩德侯爵在其一生中被判過雞姦、強姦、拷打36歲的女性乞丐蘿絲‧凱勒（Rose Keller）、囚禁六名兒童在城堡裡，以春藥「西班牙金蒼蠅」毒死五名妓女等罪名。

 

　　他想盡辦法才逃過死刑，但在監獄與精神病院裡度過了32年，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家人怕丟臉將他軟禁起來。法國大革命期間，他重獲短暫自由成為「薩德公民」，並參與了當時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但也眼睜睜地看著作品在拿破崙統治下被一一查扣、銷毀與禁止出版。

 

　　從19世紀至20世紀，他的作品大部分都受到嚴格審查，直到2017年，法國政府宣佈他於巴士底監獄寫成的《索多瑪120天》（120 Days of Sodom）為國寶。那麼，薩德侯爵的一生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使他的形象發生徹底改變？

 

 

　　《瑞斯丁娜，或喻美德的不幸》（Justine, or The Misfortunes of Virtue）、《閨房哲學》（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新瑞斯丁娜》（The New Justine，1797年出版的加長版）、《茱麗葉，或喻邪惡的喜樂》（Story of Juliette, Her Sister）、《索多瑪的120天》——這些作品讓拿破崙稱薩德侯爵的作品「令人厭惡」，而且作者腦袋充滿「墮落的幻想」。然而，這些作品都是他被關押在監獄時，被囚禁之下的創作，而非個人生活與罪行的描述。

 

　　儘管沒有人能逃離薩德侯爵筆下的諷刺——無論年輕還是年老、善良還是腐敗、富裕還是貧窮——但他的描述經常聚焦在特定類型的人身上，特別是銀行家、神職人員、法官、貴族與妓女。

 

 

　　薩德侯爵生活在一個恐怖的時代。18世紀末，他在法國血腥斷頭臺的陰影下執筆，其作品可以解讀成啟蒙運動崇高理想的反面。例如《閨房哲學》在激進派領袖羅伯斯比（Robespierre）倒臺後不久寫成，這本書以荒誕的方式解讀法國大革命的花言巧語與承諾。薩德侯爵在書中提醒人們：「如果大自然有意讓人生下來就端莊，那她就不會讓人生下來便赤身露體。」

 

　　薩德侯爵對描述雞姦、戀童和酷刑情有獨鍾，加上虛構的過度縱慾敘事，以及對性虐和謀殺的細節，讓很多人以為他精神錯亂。儘管拉蒙醫生在薩德侯爵死後對其顱骨進行科學研究，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身體或精神異常，但人們還是將此事被放大檢視，甚至用他的頭骨做了石膏，其中一個現在還陳列在巴黎的人類博物館裡。

 

　　在薩德侯爵的作品中，神職人員是典型的「非道德人物」。到了19世紀，精神分析學家創造了「施虐狂」一詞，用來表示因他人肉體痛苦為自身帶來的愉悅體驗。

 

 

　　女權主義哲學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1951年一篇題為《我們必須燒掉薩德嗎？》（We Must Burn Sade?）的文章中為其辯護。她認為，薩德侯爵的小說探索了「在一個犯罪的社會裡，一個人必須是犯罪者」的想法，而他的生活經歷與小說不斷增長的反常行為，更是社會越來越嘗試控制他的症狀。

 

　　在1970至1980年代，女性主義者就薩德及其哲學價值展開了激烈辯論。安潔拉‧卡特（Angela Carter）為薩德侯爵辯護，稱他把情色作品用來「服務女性」，而安德里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則反對認為，他的小說只是為男性「佔有」女性性慾的行徑辯護。

 

　　到了20世紀，許多知識份子與藝術家開始視薩德侯爵為「尊絕不凡」，他們將其作品解讀為人類不人道的一面黑鏡。曼雷（Man Ray）在1930年代末虛構了薩德侯爵的肖像，將其描繪為自由的典範，從旁凝視燃燒的巴士底監獄。皮耶‧保羅‧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於1975年出品的電影《索多瑪120天》（Saló）將薩德侯爵作品的發生地點，替換為法西斯義大利北部。

 

　　薩德侯爵的作品看似冷酷無情，但卻在許多讀者心中留下印記。這就是藝術的力量，也是我們為何繼續閱讀他的作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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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Conver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