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oir |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呼吸、歌唱：《聶魯達回憶錄》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呼吸、歌唱：《聶魯達回憶錄》

2020/11/06 09:00

1970年，聶魯達結束流亡光榮返鄉奉派前往巴黎出任智利大使，他寫道：「現在，我們首度擁有自己的面貌；在這個世界上，不會有人敢不承認我們曾經為掌握國家的命運，努力奮鬥過。」這時的他並不知道，距離他個人的死亡與他信仰的政權的死亡，只剩倒數三年。

「所有發生在我們國家的事，都讓法國和整個歐洲熱血沸騰。」

文｜聶魯達

譯｜李文進

　　阿言德的競選活動

　　某一刻，傳來令人高興的消息：阿言德可能代表整個人民團結聯盟出來競選。我事先取得了黨的同意，接著立刻提出放棄競選聲明。在廣大群眾的歡呼聲中，我宣布退選，阿言德宣布接受提名。那場大型群眾聚會在一座公園裡舉行。放眼望去，空地上滿滿都是人，連樹上也有人。枝葉間露出一雙雙的腿和一顆顆的頭。沒有人比得過這些韌性堅強的智利人。

　　我認識這位候選人。我之前三度陪著他，到智利所有最惡劣、最無邊無際的地方演講和朗讀詩歌。我這位百折不撓的朋友，每隔六年就出來競選總統，已經連續三次了。今年是第四次，也將是他選上的一次。

　　我記不太清楚，是阿諾德．貝內特（Arnold Bennett）或是薩默塞特．毛姆曾說過，某一次他和溫斯頓．邱吉爾湊巧睡在同一個房間。那位政治強人醒來、睜開眼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去拿床頭櫃上的古巴大雪茄，並且毫不猶豫地點燃，抽了起來。只有住在山洞裡、身體像石器時代的礦石一樣健康的人，才能像他這樣做。

　　阿言德的毅力驚人，沒有任何陪同人員跟得上。他和邱吉爾一樣，擁有一種想睡就可以立刻睡著的特殊技能。有時候，我們走在智利北部一大片浩瀚、貧瘠的土地上，阿言德就在汽車的角落呼呼大睡。路上突然出現一顆小紅點；當我們靠近時，小紅點成了一群十五或二十個男人，他們攜家帶眷，每個人手上還拿著國旗。我們停車。阿言德揉了揉眼，準備迎接頭上的艷陽和那一小群唱歌的人。他過去加入他們，與他們一起唱著國歌。接著，簡短地向他們發表演說，展現出生動、極富感染力的口才。回到車上，我們繼續在智利漫長的公路上前進。阿言德絲毫不費力，再度進入夢鄉。每過二十五分鐘，同樣的場景就會循環一次：人群、國旗、歌唱、演講、睡覺。

　　面對智利成千上萬人的造勢活動，從汽車換到火車；從火車到飛機；從飛機到船；從船到馬，那幾個月阿言德毫無退縮地完成了一日又一日累死人的行程。幾乎所有的隨行人員都筋疲力竭，跟不上他的腳步。沒多久，當他正式參選智利總統時，他絲毫不減的超高效率，讓四、五個與他一起工作的人心臟病發。

　　駐巴黎大使

　　到巴黎大使館上任時，才發現因為自己愛慕虛榮，必須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我先前沒有考慮清楚就接受了這個職位，使得我的生活再度掀起波瀾。我很開心能在多年來表現平庸且撒謊成性的政府被打敗後，代表勝利的人民政府。或許在心底，真正吸引我接受這份工作的是，我能帶著一種新的尊嚴，進入那棟我曾經卑躬屈膝、只求協助西班牙共和勢力移民到我國的智利大使館。之前的每一任大使都曾經參與迫害我的行動，都曾抹黑我、傷害我。現在這個被迫害的人就要在那些迫害者的位子上坐下來，在他們的餐桌前用餐，在他們的床上睡覺，並且打開窗，讓世界新鮮的空氣進入這棟老舊的大使館裡。

　　最困難的就是讓新鮮空氣進來。一九七一年三月的某個晚上，當我和瑪蒂爾德抵達我們的臥室，躺在某幾任大使和大使夫人曾平靜或掙扎地死去的高級床上時，我感覺那繁複的沙龍風格讓我的鼻子和眼睛都無法呼吸。

　　那間房適合給一名戰士和他的馬休息；裡面有足夠的空間餵馬吃東西，並讓騎士睡覺。天花板相當高，裝飾得很柔美。家具像是長了絨毛，顏色不清不楚，像乾掉的落葉，邊緣還帶著嚇人的流蘇；裝飾的風格同時展現出貴氣與頹廢。一塊塊的地毯，在六十年前應該很美；但如今，免不了呈現出被踩踏過的痕跡，並聞得到一股陳舊與死寂對話所散發出的腐朽味。

　　再者，緊張等待我們的同仁想得很周到，但就是沒考慮到那麼大的臥室裡的暖氣。在巴黎上任外交官的第一個夜晚，我和瑪蒂爾德冷到全身發抖。第二天晚上，暖氣正常運轉了。暖氣已經用了六十年，過濾器已經沒有作用。老舊的管線吹出來的熱風只會排出二氧化碳。和前一天晚上相比，我們已對冷沒什麼好抱怨的了，只是我們感覺到心悸，擔心被毒死。我們迫不得已只好開窗，讓冬天的冷空氣進到屋裡來。或許，前幾任的大使們就是要以這種方式對付某個野心家，報復他在官場上既沒有突出表現，又沒世家背景替他撐腰，竟然敢取代他們。

　　我們在想，應該為自己找個可以呼吸的房子，找個有樹葉、有水、有鳥、有新鮮空氣的地方。隨著時間流逝，這個想法將成為一種執念。我們輾轉難眠，有如渴望自由的囚犯，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尋尋覓覓，找尋純淨的空氣。

　　對我來說，當大使是個新鮮而且不輕鬆的差事，但是它頗具挑戰性。智利已爆發過一場大革命，一場受到廣泛討論與爭議的智利式革命。國內外的敵人正磨刀霍霍，想破壞它。一百八十年來，被貼上不同標籤的政府輪流上台掌權，但都是屬於同一類的執政者，做的事也大同小異。人民繼續穿著破衣褲，住著破房子；孩子沒鞋穿，沒地方上學；可憐的人民被送入牢裡，挨棍子揍。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呼吸、歌唱。這是新房子讓我感到開心的地方。

　　智利外交官的任命必須經過參議院同意。智利的右派勢力曾不斷地恭維我，稱讚我這位優秀的詩人，甚至公開演說對我表達敬意。很明顯地，他們寧可在我的葬禮上發表這樣的演說。因為在參議院投票表決我擔任大使的提案中，我只驚險地以三票過半。在小黑球和小白球的祕密投票中，所有的右派人士和某些虛偽的基督教民主黨黨員都對我投下了反對票。

　　前一任大使在牆上不僅掛了自己的照片，還掛了歷任（而且是每一任）大使的肖像。那是令人驚歎的空虛收藏，有真材實料的只有兩三位，其中一位是號稱智利小巴爾扎克的知名作家布雷斯特．卡納（Blest Gana）。我下令撤掉這些虛幻得像鬼一般的肖像，換上比較實在的人物：五位給智利人帶來了國旗、民族性和獨立的英雄肖像，還有三張近代人物的照片；有進步的共和國總統阿基雷．瑟爾達，有智利共產黨的創黨人埃米利歐．雷卡巴連，還有薩爾瓦多．阿言德。牆壁這樣好看多了。

　　我不知道之前幾乎全是右派的大使祕書到底在想什麼。在過去一百年間，反動派的政黨佔據整個國家的行政體系。連個門房，只要不是保守派或擁護君主體制的人，都不可能被錄用。自許「自由革命」的基督教民主黨，表現得和舊反動派一樣貪婪。接著，兩條貪婪的平行線交會，最後成了同一條線。

　　官僚體制、公務機關大樓，全部擠滿了右派的職員、檢查員、顧問；彷彿阿言德和人民團結聯盟還沒在智利的大選中取得勝利，彷彿現在政府各部門的權力還沒落到社會黨和共產黨手裡。

　　基於這樣的情況，我要求巴黎大使館的參贊由我一位好朋友擔任。他本身從事外交工作，也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叫霍爾赫．愛德華斯。雖然他出生在智利最有權勢的寡頭和反動派家庭，但他是一位思想左派且不隸屬於任何政黨的人。我需要的正是一位頭腦清楚、了解自己工作、值得我信任的夥伴。在那之前，愛德華斯一直都是駐哈瓦那的使館代辦。我收到一些不是很確定的流言，聽說他在古巴遇到了一些困難。但是根據我多年對這位左派人士的了解，我沒把流言當作一回事。

　　我的新參贊很緊張地從古巴過來，告訴我他在那裡發生的事。我的感覺是，雙方都有理，但也都沒有理，就和我們有時在生活中遇到的情況沒兩樣1。霍爾赫．愛德華斯逐漸恢復平靜，不再咬指甲，帶著出色的才能、智慧與忠誠，和我一起工作。在大使館努力工作的那兩年時間，我的參贊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一位（或許是在那麼大的辦公室裡唯一一位）在政策的執行上無可挑剔的公務員。

　　當美國的一家公司打算對智利的銅礦實施禁運時，一股情緒的熱浪席捲整個歐洲。不僅報紙、電視、廣播極度關心這個議題，我們也再一次成為大多數人和公眾所捍衛的對象。

　　法國與荷蘭的碼頭工人，為了表達他們對侵犯行為的不齒，拒絕在當地港口卸下銅礦。這樣高尚的舉動感動了全世界。這種互相聲援的故事，比大學課堂裡教給我們的當代歷史知識更有意義。

　　我還記得其他更微不足道，但更令人感動的例子。禁運的第二天，一位法國鄉下小鎮的樸實婦女寄了一張她日積月累存到的一百法郎鈔票給我們，以表達她捍衛智利銅礦的一點心意。此外，她還附上一張卡片，上面有整個小鎮的居民、鎮長、教區神父、工人、運動員和學生等熱情支持者的簽名。

　　我從智利收到上百位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傳來的訊息；他們對於我勇敢面對國際海盜，捍衛我國銅礦的行為，表示讚許。我還收到一位婦人從鄉下郵寄過來的包裹，裡面有一顆葫蘆、四顆酪梨和六條青辣椒。

　　同時，智利也聲名大噪。我們成了一個有存在感的國家，之前我們總是沒沒無聞、隱匿在一群未開發國家裡。現在，我們首度擁有自己的面貌；在這個世界上，不會有人敢不承認我們曾經為掌握國家的命運，努力奮鬥過。

　　所有發生在我們國家的事，都讓法國和整個歐洲熱血沸騰。群眾集會、學生集會、以各種語言出版的書，都在研究我們，分析我們，討論我們。我每天都得應付想知道一切、想了解更多細節的那些記者們。阿言德總統是世界性的人物。我們的工人階級在紀律和堅毅的品格上，值得嘉許與讚揚。

　　我們銅礦開採的國有化引發衝突，同時也造成了國際對智利展現愈來愈高的同情。大家都明白，對於智利這樣新獨立的國家來說，這是發展上的一大躍進。人民政府無須任何的藉口，在收復我們祖國的銅礦時，已經確立了我們主權的界線。

　　返回智利

　　一回到智利，立刻在大街上和公園裡受到新生植物的歡迎。我們美妙的春天已為樹林裡的枝葉添上綠意。我們灰灰、舊舊的首都需要綠葉，就像人類的心需要愛。我吸了一口這初來乍到、清新的春意。遠離祖國時，我們從來不會想起它的冬天。距離抹去了冬天的悲慘模樣，抹去了被遺棄的村落，抹去了在寒冷中光著腳丫的孩子身影。記憶的魔法只帶給我們綠色的原野、黃黃紅紅的花，還有如同國歌裡藍色的天空。這次我遇到了曾多次在遠方夢裡幻想的季節。

　　當右翼的反對派覺得有必要時，就會肆無忌憚地採取恐怖行動。陸軍的最高指揮官史奈德（Schneider）將軍，是一位德高望重且值得尊敬的人；他因為反對發動政變阻撓阿言德上任共和國總統而遭到殺害。一群背景複雜的惡棍在他家附近，用機關槍從他的背後掃射他。行動主謀是一位被開除的前陸軍上將。參與行動的那幫人包括年輕的紈絝子弟，以及職業罪犯。

　　罪名成立後，策劃行動的首腦被軍事法庭判處入獄服刑三十年。但此判決送到了最高法院，徒刑卻被減免成兩年。因為肚子餓而偷了一隻雞的可憐蟲，獲判刑期還比智利的陸軍總司令謀殺案主謀多一倍。這就是統治階級制定出來的法律所產生的階級差異。

　　阿言德的勝利對統治階級造成一種巨大的恐慌。他們精心制定出來的法律，竟要落到自己頭上，這可是他們之前萬萬沒想到的。他們帶著手上的股票、珠寶、紙鈔、金幣，逃到某處去避難。到阿根廷，到西班牙，甚至遠赴澳洲。人民的崛起對他們造成的恐懼，讓他們不多加考慮，連北極都可以去。

　　之後，還是有可能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