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業是少數看似毫無瑕疵的事情。毫無疑問，「個人為公共利益無私奉獻」是值得讚譽的美德，慈善贊助不僅為國家促進正義與福利緩解壓力，也為反抗運動提供關鍵支持。然而，由於蓋茨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和蓋茨信託（Gates Trust）等富有的慈善組織所持有的資產富可敵國，人們有理由擔心大型慈善事業背後的政治目的。

 

　　大型慈善事業是一種本質上並不民主的行使權力行為，由於慈善贊助可以減免稅收，大型慈善事業可能危害到公眾的意願，並有利於捐贈者個人偏好的價值觀。綜觀全球的慈善事業結構正逐漸走向富豪政治（由富人治理的政府），透過減稅與其他獎勵慈善的補助，富人擁有比自身財富所能提供的更多權力，從而創造出一個犧牲他人以擴張個人利益的社會。

 

　　事實上，民主的衰退與貧富差距擴大造成一種惡性循環：藉由資助政治運動與立法遊說，以及媒體對公眾輿論的控制，富人足以影響政府保護有利於自身積累更多財富的制度與政策，進而實現「財富生權力，權力生財富」。

 

　　當然，並不是所有大型慈善事業都是如此。對藝術、研究、教育與救濟貧困的慈善似乎更具有善意，但在得出下結論以前，我們應該對此有所保留，並思考慈善贊助在學術界所扮演的角色。

 

 

　　隨著美國政府減少對高等教育的補助，學院與大學越來越仰賴於慈善贊助。科學研究非常昂貴，而且資金必須註記來源，因此多數研究通常受超級富豪資助。然而，學術界也存在嚴重的「富豪政治」隱憂，因為哪些研究可以獲得資助，而哪些研究無法，不免變成一個具政治性的「價值觀」問題。

 

　　以巴爾扎克的話來說，龐大財富的背後大多隱藏著巨大的罪惡。無論如何，要讓富人為道德瑕疵負起責任已經很困難，而大型慈善事業讓他們變得更難受到譴責。舉例來說，著名的學術慈善家、黑石集團（Blackstone）執行長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的淨資產估計為192億美元，他近年向麻省理工學院捐贈了3.5億美元，向牛津大學捐贈了1.5億英鎊。但根據報導指出，蘇世民從導致數百萬房貸違約的次貸危機中獲益不少。

 

　　傑佛瑞‧艾普斯汀（Jeffrey Epstein）也是科學研究的重要資助者，他向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捐贈過數百萬美元，希望「以他的DNA播下人類種子」。然而，他還是一名性犯罪者，而且長期涉入未成年性交易。科赫兄弟資助美國各所大學，而他們致力於散播氣候暖化的錯誤資訊，以及試圖廢除社會保障與最低工資。沙烏地阿拉伯則要為數不清的侵犯人權事件負責，包括對女權運動人士的酷刑和記者賈邁勒・卡舒吉哈蘇吉（Jamal Khashoggi）的謀殺，但這些醜聞並沒有阻止各所大學接受王儲的資助。

 

　　有些人認為，接受超級富豪的巨額資助沒有問題，因為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髒錢」，而且用髒錢做好事可以抵消背後的罪惡。然而，提升資助者的聲譽確實讓他們免於為「重大罪行」負責，或是透過與知名的權威機構合作，將原本的非法行為合法化，正如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談及洛克菲勒時所說：「任何慈善機構在花費這些財富的同時，都無法彌補獲取這些財富時的不當行為。」

 

　　此外，無論是否有意，捐贈都是一種互利的行為。儘管捐贈不求立即的回報，但其意義在於創造或維持關係，中間就隱含著某種互惠關係。當學術機構與富豪罪犯建立關係時，就很容易受到與學術理念相悖的影響，哈佛大學與艾普斯汀的關係便是如此。

 

　　大企業也透過資助研究向高等教育捐款，但這不是真正的「慈善事業」，因為研究者與產業之間具有確切的協議，明確規定專案的性質及其目標、時間和資金等等。但如果沒有這些企業或私人資助，大部分科學研究根本不可能進行。毫無疑問的是，這些研究對於企業預期的各種應用都很有利。

 

　　即便不是慈善贊助，這種資住模式也助長了學術界走向富豪政治的風險。大企業向實驗室投入數百萬美元，推動能改善產品與提高利潤可能性的相關研究。有些人認為這正是研究型大學存在的目的之一，但顯然這樣的資助模式只能鼓勵特定的研究主題，以達成某種目的進行。

 

 

　　儘管所有的研究都具有價值，但很少有人對於研究的價值進行監督或反思，試圖解決體制的不公正，以及窮人與弱勢群體需求的研究往往無法獲得同樣的資助。此外，對資助者抱持道德疑慮的學者也面臨艱難的選擇：接受資助還是放棄研究。

 

　　在藝術、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甚至純理論的科學領域，人們也普遍抱怨大學已經「企業化」。這意味著除了有利用價值的學科和研究以外，那些無法吸引巨額資助的學科被視為「浪費」，並且已經失去在學術界的影響力。因此，我們看到人文學科的資助大幅減少，甚至對人文學科的經費補助也被削減。

 

　　大學走向公司化還意味著高層職位往往由能夠有效吸引「大筆資助」，並將學校組織的效率最大化的人所擔任——高等教育已經不是在追求知識，而是追求維持財務穩定。大學管理層對財務的關注是一個可預見的結構性問題：國家放棄對高等教育的責任。

 

　　將大學視為大企業外包研發的地方，將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藝術、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教育使我們對民主價值觀進行深刻反思：它觸及不同觀點以拓展人們的視野、提供歷史上的理解，並給予社會在差異之間進行創造性溝通的能力。

 

　　但與企業不同的是，大學是支持追求科學與批判性研究的地方，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法律、醫學、人文和藝術等不同學科之間的交互影響以促進客觀性。簡而言之，學術界的富豪政治——由富人與取悅富人的人治理——破壞了民主和對知識的追求。

 

　　對於依賴慈善或企業資助的研究應該具有更大的透明度和監督制度。例如大學應該與研究者合作，闡明接受資助的明確道德準則，並制定措施支持這些準則。透過新的資助模式，將一部分捐贈撥給無法吸引企業與大慈善家關心的公益研究。

 

　　當然，這些建議都無法完全解決問題。問題在於，權力是否應該掌握在少數富有的個人與企業手中。如果不是，我們就應該找出更好的做法追求知識。顯然，富人已經掌握了主動權：這些有目的性的慈善行為必須被制止，而國家也必須履行對公眾的責任。

 

 

原文出處：NewStates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