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猶太裔自由作家奧斯卡・施瓦茨（Oscar Schwartz）的父母興高采烈地把唾液樣本寄給基因檢測公司，證明他們是純正的「100％德系猶太人」身份時，他感到有些奇怪和恐怖。因為他知道大多數驗DNA的人是得到與地理區域對應的祖先結果，比如中國人、英國人、西非人。相比之下，猶太人通常的解釋是一種宗教或文化身份認同，但近年DNA檢測在以色列被廣泛用來確認一個人的猶太人身份，這衍伸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基因上的猶太人」意味著什麼？科學可以證明宗教或文化身份嗎？

 

　　基因檢測公司的官網解釋說，約一千年前猶太人抵達東歐後，由於習俗和強制性因素讓猶太社區與外界隔絕，只有偶爾與當地居民互動。外界隔絕的結果是讓基因庫逐漸縮小，使得現代帶有歐洲血統的猶太人（比如施瓦茨的家族）擁有一系列可識別的基因變異，這些變異讓他們有別於其他歐洲人。

 

　　這個對德系猶太人血統的基因解釋並不奇怪，根據施瓦茨的家族故事，他的祖先在東歐小鎮和村莊維持著猶太傳統生活了至少幾百年，並在猶太社區與其他猶太人通婚直到納粹大屠殺時期遭到謀殺或驅逐。但是，猶太人身份可被基因檢測「確認」的事情，仍然令人不安。畢竟，施瓦茨的祖父母被迫離開祖先居住的城鎮和村莊就是因為種族民族主義，而這種觀點近年卻被猶太人自己推動，鼓吹猶太血統可以從「血液」中識別出來。

 

　　以現代科學「證實」祖先身份的想法實在太過誘人，並不是只有施瓦茨的父母這麽做。截至2019年初，已經有超過2600萬人進行了居家DNA檢測。對大部分猶太人來說，基因身份相對容易同化到一個現存的生活模式之中；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基因檢測能挖掘家族歷史，或者推翻關於民族傳承的個人論述。

 

　　隨著基因資料庫的發展，基因身份不僅改變了人們對自身的理解，也改變了我們被他人識別的方式。由於DNA技術的蓬勃發展，執法部門也越來越善於利用基因資料破獲懸案；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即使你從沒參加基因檢測，政府機構也能透過調查家譜來確定你的身份。

 

　　然而，也許更令人擔憂的是，世界各地的權威機構開始不僅使用DNA辨識個人，而且還對整個群體進行分類與歧視。2019年初，以色列《國土報》報導指出，該國最高宗教權威——以色列大拉比（Rabbinate）不斷呼籲在發放結婚證以前先進行DNA檢測，以確認雙方的猶太人身份。

 

 

　　婚姻法在以色列是宗教而非民事的。猶太人可以與猶太人通婚，但與穆斯林或基督徒通婚在法律上並不被承認。這代表當一對猶太夫婦想結婚時，法律要求他們依據正統傳統向拉比證明自己的猶太人血統，正統傳統將猶太人定義是由母系傳承。

 

　　雖然對大多數以色列猶太人來說，只要交出母親的出生證明或結婚證明即可，但對許多近年才移民到以色列的人來說，他們往往來自對猶太人定義不同的社區，或者缺乏相關證明文件，往往很難出示符合拉比標準的證明。過去如果想確認猶太人身份，需要聯繫其母國的拉比或是追溯家譜記錄，證明在母系血統具備宗教延續性。但根據《國土報》的報導，近年拉比開始要求人們在獲准結婚前先進行DNA檢測以證實說詞。

 

　　對許多以色列人來說，拉比法官開始進行DNA檢測的消息令人震驚，但對美國出生的猶太教正統派拉比塞斯・法伯（Seth Farber）來說，這並不意外。法伯自1990年代以來就移居以色列，他是猶太人生活資訊中心的主任，該組織協助引導以色列猶太人處理國家管理的猶太生活事務，例如婚姻和皈依。在過去一年內，該組織發現了多達50個家庭被要求進行DNA檢測以證明猶太人身份的案例。

 

　　法伯指出，這些被要求進行基因檢測的人大多是說俄語的以色列人，他們來自一個近100萬名移民的社區，於1990年代開始從前蘇聯國家移民至以色列。由於猶太人的生活在蘇聯時期也被高壓迫害，這個社區的多數成員缺乏必要的文件證明自己母系血統的猶太人身份。這意味著儘管多數人自認為猶太人，但仍有數十萬人不被拉比認定為猶太人，因此在尋求宗教服務（包括婚姻）時，他們的猶太人身份經常受到質疑。

 

　　法伯和同事們近二十年來不斷協助移民社區，應對他們眼前面臨的針對性歧視。在婚姻案件中，法伯扮演拉比律師的角色，搜集資料在拉比法官面前為當事人辯護。他擔心DNA檢測賦予了拉比更多權力，進而將整個移民社區邊緣化，他說：「好像拉比變成了科技專家，他們正在利用基因來合理化自己的歧視行為。」

 

　　儘管這件事在以色列引起公憤與抗議行動，但拉比似乎沒有打算任何終止DNA檢測的意圖。政治活動家伯里斯‧辛德勒（Boris Shindler）也來自俄語社區，他認為這種做法的全面程度仍不得而知，因為很多接受基因檢測的人出於羞恥，不願公開講述自己的經歷，辛德勒說：「一個大約15至20年前以猶太儀式結婚的人找上了我，因為他最近收到官方的要求，表示他如果想繼續當猶太人就必須去驗DNA。如果她拒絕就必須簽署一份聲明，表明她不是猶太人。但她覺得太恥辱，也不敢把這件事告訴媒體。」

 

　　最讓辛德勒感到不滿的是，這種科技被用來孤立他出生的移民社區，他認為以色列社會歧視說俄語的移民，將其視為未被同化的外來者或次等公民。他說：「當年在蘇聯，我們因為是猶太人而被迫害；現在來到以色列，我們又因為『不夠猶太人』而遭到歧視，令人相當痛心。」

 

　　基因上的猶太人到底意味著什麼？辛德勒反問：「他們如何決定一個人是不是猶太人？如果我有51％的猶太人DNA，這是否代表我是猶太人？如果我只有49%的猶太人DNA，難道我就不是猶太人？」

 

 

　　2018年，哈佛大學遺傳學家大衛・里奇（David Reich）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評論中指出，雖然遺傳學不能證明任何種族偏見，但遺傳祖先的差異確實與今天的許多種族觀念相關，他寫道：「對於基因可能被濫用為種族主義辯護的疑慮，我深表遺憾與同情。但身為一名遺傳學家，我也知道再也無法忽視『種族』之間的平均基因差異。」

 

　　里奇的觀點被廣為流傳，同時也受到其他遺傳學家和社會科學家譴責。67名專家組成的團隊連署批評了里奇陳述觀點時的粗心，他們擔心在這麼敏感的研究領域中，不精準的用詞讓人口遺傳學的見解更容易被「誤解和曲解」，從而助長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為民族主義政治提供科學論據。

 

　　事實上，這種事情已經發生。在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以DNA檢測的可靠性來宣揚種族純潔性的理念。在希臘，新法西斯主義的極右政黨「金色黎明」（Golden Dawn）經常利用對希臘DNA起源的研究來「證明」4000年的種族延續性與民族優越感。

 

　　更令人擔憂的是，結合基因和種族的觀點被政治所利用。在澳洲，極右政黨「一族黨」（One Nation）提出，原住民在接受政府補助前應該先做DNA檢測，這樣才能「證明」他們是真的「土著」。中國政府在對穆斯林少數民族的監控與迫害中，也正利用DNA檢測確定某人是否帶有維吾爾族血統。

 

　　儘管在以色列，DNA檢測仍然局限於證明猶太人與宗教生活之間的關係，但此時的種族、政治與宗教身份交集正變得越來越模糊。2018年，以色列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領導的政府通過了《猶太民族國家法》，該法明確規定在以色列境內「僅猶太人有權實行民族自決」。

 

 

　　寫過許多關於猶太人遺傳學政治著作的以色列歷史學家什洛莫‧桑德（Shlomo Sand）擔心，如果拉比推動DNA檢測標準化，以色列未來很可能以此確認公民身份，他說：「以色列社會正變得越來越像封閉、以種族為核心的社會。我擔心人們開始以基因檢測建立這種偏差的國家政治認同。」

 

　　在桑德眼中這是極為黑色諷刺的做法，因為當初就是這樣的基因歧視讓猶太人被迫害，而現在猶太人卻把基因當成武器來對付其他猶太人，他說：「我是大屠殺倖存者的後代，因此當我聽到人們用DNA證明你是猶太人、法國人、希臘人或芬蘭人的時候，我覺得雖然納粹輸掉了戰爭，但他們贏得了透過血統區分種族的意識形態勝利。」

 

　　對法伯來說，猶太人的DNA檢測問題遠比政治問題更嚴重：難道沒有正統的猶太血緣，就不能透過宗教或者文化的認同加入變成猶太人嗎？這已經違背了法伯所認為的猶太身份本質，他提到猶太律法中有一條明確的原則，如果一個人已經被猶太社區接受，拉比就不能破壞他宣稱的宗教身份。換言之，在認定猶太人身份時，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社會——信任、親屬關係與承諾——而不是生物學。

 

　　法伯說：「猶太傳統是如果有人願意融入與我們共同生活，參與社區和宗教事務，那他們就應該是我們的同胞。我們不應該因為基因檢測而拋棄這個原則，基因檢測將成為對猶太律法毫無根據且激進的錯誤解讀。」

  

 

參考報導：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