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天，26歲的勞薩赫布‧卡萊（Raosaheb Kale）和其他34名博士生一起進入了新德里尼赫魯大學的生命科學學院。學校會先審查每位學生的資料，然後為他們分配指導教授。當學校公佈指導教授的分配名單時，卡萊看完發現：除了他以外，其他學生都分配到指導教授，現年71歲的卡萊回憶說：「顯然沒有一個教授想指導我。」卡萊知道原因：因為他是班上唯一一個來自「賤民」達利特（Dalit）階級的學生，沒有任何教授想指導他，因為他們覺得達利特人「不可能表現得很好」。

 

　　綜觀印度歷史，達利特人的地位低到被排除在種姓制度之外。種姓制度是古代印度流傳至今一種嚴格的社會階級制度。婆羅門（祭司）在金字塔的頂端，其次是刹帝利（戰士）、吠舍（商人），然後是首陀羅（工匠）。一個人的種姓由原生家庭所決定，而且是無法更改的世襲階級，至今仍是印度文化難以改變的現實。

 

　　卡萊跟其他達利特人一樣出身貧寒，他的父母不能擁有土地，也不能進入寺廟。達利特人在村裡被分配到各種沒人想做的苦力，比如清掃街道、供應柴火、傳遞訊息和採收農作物。作為回報，他們只得到穀物與剩飯，或在非常罕見的情況下一天勞動能得到一盧比，遠低於可維持日常生活的薪水。只要達利特人遵守印度的種姓制度，村裡就會很平靜，他說：「你清楚知道自己的極限，無論出於無知還是其他原因，當低種姓一旦越界，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儘管困難重重，卡萊還是在科學方面取得了優異成績，他在上層種姓主導的生命科學學院裡奮力拼搏，最終成為了院長，並因為對輻射和癌症生物學研究的貢獻而獲得殊榮。

 

　　然而，像卡萊這樣勵志的故事其實很罕見。2011年，印度總人口超過了13億，其中約17％為達利特人。在政府記錄中，達利特人被正式列為「表列種姓」（Scheduled Castes，對特定弱勢階級提供幫助以提升社會地位）。印度憲法明文規定種姓歧視違法，目前的保留名額政策——從1950年代開始實行的反歧視政策——要求政府的研究與教育機構必須有15％的表列種姓學生與教職員。但非營利刊物「Undark」依據印度《資訊權利法》（Right to Information Act）從科學機構、政府報告與學生團體調閱的數據，揭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

 

 

　　2019年的數據顯示，印度理工學院在各校區的達利特科學家被博士學程錄取的比例為6％（印度理工學院德里校區）至14％（印度理工學院克勒格布爾校區)不等）；邦加羅爾的印度科學研究所於2020年招收博士學程的科學家裡，只有12％為達利特人；印度政府的主要研究機構「科學與工業研究委員會」所回應的33間實驗室裡，只有12間達到15％的門檻。

 

　　這個數字在資深學者之中還要更低。2020年，印度理工學院孟買校區（324位教授）和德里校區（218位教授）內，一個達利特教授都沒有，而且這些教授大多為高種姓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等少數宗教成員（「教授」在印度是高階職位，並不包括助理教授或副教授）。2020年，印度科學理工學院只有2名達利特教授與205名一般種姓的教授，而且各系所的高層沒有一個達利特人。在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的七所理工學院中，其中五所沒有一個達利特教授。

 

　　印度的其他產業也存在類似情況；達利特人持續面臨印度各地高種姓人士的歧視與暴力，即使科學界的達利特科學家起身爭取自身權利，但他們依舊在所屬機構面臨層層阻礙，而且大多數機構都抵制保留名額政策與其他改革。在人們越來越關心全球科學界不平等的時代，這些阻礙讓大部分達利特人被排除在印度的研究與學術機構之外。

 

　　高種姓科學家往往否認印度科學界的種姓歧視，或是宣稱自己並不相信種姓制度，但達利特科學家與學者的訪談內容反映了真實的情況：體制的歧視、制度的刻意阻礙、以及頻繁的羞辱與蔑視，種種原因都讓達利特人難以取得成功。舉例來說，卡萊於1980年獲得博士學位，次年被母校聘用為助理教授。然而，卡萊等了17年才成為教授——相比其他上層種姓的同事要慢很多。

 

　　儘管尼赫魯大學環境科學院院長帕萬‧達爾（Pawan Dhar）解釋，無論種姓的科學家在升遷方面都經常遇到延誤，但達利特社會學家、塔塔社會科學研究所教育學院前院長戈瓦爾丹‧萬克赫德（Govardhan Wankhede）表明，達利特人通常面臨更多也更久的延誤，因為他自己親身經歷過。達爾只淡淡地回應，幾乎沒有升遷制度具種姓歧視的數據分析，並希望未來的研究能解決這樣的差距。

 

　　卡萊在等待升遷的同時，他也在等待一個實驗室進行研究。當時校方給予大多數上層種姓同事專屬的實驗室空間，而他只能在又破又小的角落辦公室內進行實驗。後來，一名資深教授搬到另一間更大的實驗室，卡萊立刻宣佈那裡是他的新實驗室。這個做法奏效了，他說：「你必須保持禮貌一段時間，但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如果是你的權利，就得緊緊抓住，已經不能再等下去了。」

 

　　雖然卡萊的職業生涯中很成功，但他非常害怕一件事——犯錯。他跟幾名達利特科學家聊過，他們都認為在高種姓科學家主導的機構裡，達利特人長期承受著一種隱形的內在壓力，他說：「如果我犯了錯，那不僅是我個人的錯，所有達利特人都會被貼上負面標籤。」

 

　　1990年代末，卡萊成為了尼赫魯大學的教授，他是核科學中心（Nuclear Science Center，後來更名為Inter-University Accelerator Center）負責招募初階研究員的委員會成員。候選人中有一名叫拉金德拉‧桑卡瓦德（Rajendra Sonkawade）的達利特研究員，卡萊回憶說：「他是所有候選人裡最優秀的科學家。」後來，桑卡瓦德得到了這份工作。

 

　　桑卡瓦德跟卡萊一樣在印度西部的馬哈拉什特拉邦成長，他從小夢想成為一名工程師。高中畢業後他申請了一些工程學院，但由於成績不夠高並沒有被錄取。後來，他進入馬拉瓦達大學攻讀物理學。在桑卡瓦德讀研究所期間，達利特運動在印度政壇取得了進展，親達利特的政黨大眾社會黨（Bahujan Samaj）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成功掌權。

 

　　與此同時，印度上層種姓印度教徒對保留名額政策再度表達抗議。1990年，印度政府宣佈將擴大執行保留名額政策，將「其他落後階層」（Other Backward Class）也列入其中。這項新政策意味著在現有配額之外，最終會有 49.5％的保留名額（至少官方上來說，這些名額會保留給低種姓群體），印度政府在報告提到：「在精英社會中，天賦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高種姓群體享受環境特權帶來的結果。」

 

　　這項新政策引發了一場風暴，許多高種姓學生走上街頭靜、設置路障，還打扮成小販、清潔工和擦鞋工，表演他們未來淪為低種姓勞工的情景。這場風暴導致了60多名高種姓學生自殺身亡，他們希望以死明志抗議新政策。

 

　　這樣的緊張關係在教育和研究機構裡特別明顯。桑卡瓦德在核科學中心研究輻射安全，他經常聽見高種姓同事說達利特人沒有能力。他失望地等待新員工的試用期過去，之後與同事成立了一個為低種姓科學家爭取權利的組織，他說：「我們必須更主動地提出要求。」

 

　　卡萊在處理種姓問題方面較為圓滑，而桑卡瓦德則更有反抗性。由於桑卡瓦德積極推動種姓平等，經常與所屬機構的高層發生衝突，他變得非常不受歡迎，連帶影響他的年度考績（這對升遷至關重要），升遷時程也因此被延誤，後來更因此離職。

 

　　然而，大多數高種姓科學家依然不覺得科學界存在著種姓歧視，或宣稱自己是「超越種姓」的立場。迪納卡爾‧坎吉拉爾（Dinakar Kanjilal）和阿米特‧羅伊（Amit Roy）都是核科學中心的前主任，他們堅稱桑卡瓦德的升遷延誤與種姓無關，身為高種姓的坎吉拉爾說：「在這裡我沒有看到任何人因為種姓問題而煩惱，我們都有看見每個人的貢獻。」

 

 

　　種姓歧視也不局限在科學界和學術界，卡萊說：「達利特人當然想忘掉自己的種姓，但問題是高種姓群體『不允許我們忘記』。」曾撰文探討印度科學界的種姓與性別歧視的麻省理工學院科學歷史學家阿巴‧蘇爾（Abha Sur）也說：「在這些精英主導的機構裡，他們的心態仍然非常婆羅門。」

 

　　儘管法律明文規定禁止種姓歧視，但類似事件仍然層出不窮，有些達利特科學家在受訪時拒絕透露身分，因為他們害怕遭到機構的報復；有些達利特人曾收到高種姓學生或教師的羞辱性「提醒」，告知他們最好不要使用保留名額，並暗示他們不是因為個人能力而得到職位或成就。

 

　　種姓歧視甚至也影響到印度之外：從196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鼓勵STEM專業人員移民的政策導致數十萬印度科學家和工程師——多數為上層種姓——移民。即使在移民後，達利特人依然在職場上飽受高種姓群體的惡意對待，包括騷擾、羞辱、薪水歧視等等

 

　　為達利特人爭取權利的組織「平等實驗室」（Equality Labs）於2016年的調查發現，在美國的印度移民中，有67％達利特人曾經在職場上遭受種姓歧視與騷擾。而在矽谷，由於大多數的印度移民過去就任職於「種姓歧視猖獗」的機構，因此種姓歧視進到美國科技業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正在海德拉巴大學攻讀神經和認知科學博士學位的沙利尼‧馬哈德夫（Shalini Mahadev）所說，校園裡的高種姓群體會用微妙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地位——無論是透過穿著、談吐，甚至是走路的方式。當馬哈德夫還是一名初階研究員時，另一名研究員告訴她「科學不適合窮人」。這句話傷透了馬哈德夫的心，因為她知道這句話是事實，她說：「科學只屬於富人，因為他們才有多餘的時間和資源追求科學。」

 

　　許多精英機構至今仍然抵制改革，大多數高種姓科學家都對保留名額政策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給弱勢群體的保留名額只有在某些方面必要（比如攻讀博士學位），但不應適用於高階職位。但他們不知道的事實是，有時保留名額是達利特科學家獲得高階職位的唯一方式，比如癌症生物學家拉朱‧尼瓦蒂‧加奇（Raju Nivarti Gacche）現在的工作就是保留名額，他曾在頂尖期刊發表過論文，他說：「每一次只要申請一個沒有保留名額的職位時，我都會被拒絕，沒有例外。」

 

　　蘇爾指出，印度要想改變目前的情況，科學界必須與達利特運動有所連結。卡萊則回想到近幾年的事件說：「我覺得印度社會正在倒退，我非常擔憂。」他認為雖然達利特人及支持者不斷努力抗爭，但變化卻非常小，而要實現全面性的改革，必須促成一場全國性的運動，他說：「我們需要一場風暴。」

 

 

原文出處：Und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