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十年前，兩位巴西研究員向巴西國家檔案館索取司法部關於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資料，並取得巴西獨裁政權所建立的情報機關國家情報院（SNI）整理的傅柯檔案。檔案顯示，1975年傅柯在聖保羅的學生集會上參與了抗議活動，因此成為巴西國家情報院的目標。這件事情引起了獨立學者、作家馬塞洛‧霍夫曼（Marcelo Hoffman）的興趣，他好奇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是否也曾經調查或監視過傅柯？這個問題一點都不奇怪，畢竟在1970至1980年代期間，以「基進左派份子」身份聞名的傅柯頻繁造訪美國。

 

　　在第一次訪美以前，傅柯已經是知名的基進左派，他在1960年代末期支持突尼西亞的馬克思主義學生反抗哈比卜‧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的獨裁政權。從1970年3月第一次訪美到1972年3月第二次訪美的兩年間，傅柯積極參與他與其他人共同成立的「監獄資訊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PIG）活動。在傅柯第一次訪美的時候，聯邦調查局仍持續執行反間諜計畫（COINTELPRO），暗中打擊各種左派組織的行動，包括共產黨、波多黎各獨立組織、社會主義工人黨、民權運動、黑豹黨、美洲印第安人運動，學生運動與新左派等等。儘管傅柯訪美期間似乎沒有參與左派組織的政治活動，但他曾匿名合寫過一份監獄資訊組的調查報告，反駁美國政府對1971年11月黑豹黨成員喬治‧傑克森（George Jackson）在獄中遭暗殺的官方說法。傅柯的政治觀點與種種事蹟，足以讓他受到聯邦調查局的注意。

 

　　不過，傅柯也曾經被指控跟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合作，這段歷史可追溯至1975年11月於哥倫比亞大學研討會上的兩起事件：第一起事件發生在馬克‧希姆（Mark Seem）讀完傅柯的英文論文〈我們不受壓抑〉（We Are Not Repressed）後，研討會主辦者西爾維爾‧洛特林格（Sylvère Lotringer）回憶說：「突然，一名男子跳出來指向傅柯，大聲地譴責他跟監獄資訊組是中央情報局（CIA）的有償特工。」突如其來的指控讓傅柯慌忙地為自己辯解，聽眾也迫切追問傅柯指控是否屬實；次日，另一名挑釁者對傅柯提出相同的指控，但這次傅柯用諷刺的回應反擊，許多聽眾也因此鬆了一口氣。第二名挑釁者的身份至今未知，但洛特林格指出第一名挑釁者為斯沃斯莫爾學院的前教授，也是林登‧拉羅奇（Lyndon LaRouche）領導的國家勞工委員會的成員。洛特林格表示，當時拉羅奇的組織經常利用「某人受中情局資助」的方式來抹黑左派份子的名聲。

 

　　確實，把傅柯打成中情局臥底的說法非常矛盾：傅柯在1973年1月發表的一份請願書簽了名，呼籲在美國駐巴黎大使館前舉行示威遊行，以反對美國轟炸越南的行為。傅柯強烈譴責美國扶持的巴西獨裁政權對共產黨員的政治迫害。接著，他把巴西政府日漸熟練的酷刑逼供技巧，歸咎於美國人提供的技術指導。傅柯還多次把馬克思的《資本論》視為靈感來源，並在1970年代末期對權力機制進行分析與批判。傅柯還熱切地描寫了伊朗的起義，這場起義最終推翻了美國所扶持的伊朗政權。假如傅柯真的是受中央情報局資助的特工，那他的手法與績效應該很難令人滿意。

 

 

　　為了找出真相，霍夫曼透過《資訊自由法》（FOIA）向聯邦調查局申請取得傅柯的檔案。聯邦調查局的檔案顯示，他們最在意與擔憂的是傅柯的共產黨成員經歷（而不是其政治觀點或參加了哪些活動），以至於在197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傅柯的赴美簽證都被拒絕，只能透過美國駐巴黎大使館申請「簽證不符免簽」（visa ineligibility waiver，當簽證資格不符時，透過其他管道申請免簽），在接受額外的安全檢查後才能入境美國。強加這些複雜的行政儀式表明，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對於傅柯曾經加入法國共產黨（PCF）一事耿耿於懷，認為他是可疑的歐洲左派份子。

 

　　霍夫曼取得聯邦調查局的傅柯檔案後，發現裡面的內容少之又少，他失望地得到了更多的疑問，而不是答案。這份檔案只有六頁，第一頁甚至不是資料，而是一份以電腦列印關於11頁被刪除頁面的清單。霍夫曼從聯邦調查局那裡得知，這些被刪除頁面已經轉發至其他機構以備未來公開。剩下的五頁包括兩張路線單、兩份記錄表格和一份1972年9月26日發給時任聯邦調查局代理局長路易斯‧派翠克‧格雷（Louis Patrick Gray）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通知格雷，傅柯「資格不符」無法取得美國簽證，因為他「曾經是法國共產黨的成員」。但後面又建議傅柯申請簽證不符免簽，以便他在康乃爾大學進行為期四周的演講。

 

　　這些細節相當吸引人，因為雖然傅柯當時在美國知識界越來越受歡迎，但人們並不知道他光是要入境美國就遇到了這麼多困難，原因純粹是他曾經是法國共產黨成員。聯邦調查局始終把傅柯的共產黨經歷作為簽證資格不符的依據，但傅柯早在近二十年前就已經退黨放棄了這個身份，充分展現了美國國家安全機構當時強烈的反共主義作風。霍夫曼好奇清單中的另外11頁檔案還說了些什麼，因此他繼續依據《資訊自由法》申請了資料，期望找出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對傅柯的態度。事實證明，缺失的幾頁很有意思，但並不是霍夫曼期待的答案。

 

　　霍夫曼從聯邦調查局收到了傅柯檔案中缺失的幾頁，幾乎都是關於1973年5月、1974年4月、1975年4月和1977年10月司法部移民及歸化局的申請書，以及1972年9月、1975年4月和1976年3月的國務院簽證申請表格。這些附加檔案證明，移民及歸化局批准了傅柯向國務院提出的免簽申請。美國政府處理傅柯簽證問題的基本邏輯沒有變化，依然提到傅柯在1950年代初期為法國共產黨成員的背景，但繼續以促進文化交流與國際觀光為由，說明傅柯入境美國具備正當理由。以下是1975年4月的簽證申請表格上的「備註」：

 

傅柯於1950年至1953年間為法國共產黨成員，因此不符合該法案「212 (a) (28)」條的規定。

 

最近一次的安全檢查沒有發現問題，而且這名外國人過去已獲得幾次免簽。他現在希望接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邀請參與學術會議。他在滯留期間持有一張有效的DSP-66。

 

為了促進法國與美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大使館建議批准免簽。

 

　　上面提到的法案為美國《移民和國籍法案》的簡稱，該法案的212（a）條描述了不予受理美國簽證的理由。1972年9月的「備註」詳述了美國駐巴黎大使館對傅柯進行的安全調查。不過，在聯邦調查局的傅柯檔案中，1972年9月以前沒有任何關於簽證不符而申請免簽的紀錄。因此，霍夫曼認為在相關機構中存在更多有關傅柯的資料，只是這些資料尚未公開而已。

 

 

　　美國駐巴黎大使館對傅柯進行了好幾次的安全調查，但始終沒有找到任何不利於他訪美的因素。另一方面，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傅柯在訪美期間被聯邦調查局監視，或許是大使館的安全調查已經消除了大部分的疑慮。聯邦調查局的線人似乎沒有跟蹤、竊聽傅柯，甚至沒有整理相關著作的檔案。此外，聯邦調查局也從未在自己的調查中發現傅柯曾經加入法國共產黨，反而是傅柯在跟國務院申請免簽時，欣然坦承加入法國共產黨的過往。簡而言之，在現階段聯邦調查局公開的傅柯檔案中，沒有證據證明傅柯訪美期間受到聯邦調查局監視。

 

　　事實上，這份檔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傅柯曾經是法國共產黨成員的經歷，聯邦調查局似乎對傅柯的其他事蹟知之甚少。檔案中沒有提及傅柯的政治觀點與活動參與，比如他在1971年到1972年間代表監獄資訊組在法國進行的活動。這件事或許更令人驚訝，因為早在1971年，聯邦調查局可以輕鬆地藉由訪談瞭解傅柯的政治傾向，但卻選擇紀錄他那段遙遠的共產黨往事。聯邦調查局似乎過於執著在他的共產黨背景，從而阻礙安全機構認識傅柯的政治思想。他早早就犯下加入共產黨的原罪，但對聯邦調查局來說，似乎這就是一切。

 

　　儘管傅柯的簽證資格不符，但終究拿到了免簽，他能夠在1972年於康乃爾大學演講，1973年和1974年到紐約旅遊，1975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參加學術會議，1976年在紐約公共圖書館從事研究，並於1977年在「紐約大學」從事「商業行為」與旅遊。換句話說，儘管美國認為他很可疑，但還是接納而非排斥傅柯訪美。

 

　　然而，在這種包容的關係之中，仍然存在懲罰性的一面。傅柯每年都必須申請簽證不符免簽，並在巴黎的美國大使館接受安全檢查後才能入境美國。當然，比起聯邦調查局反間諜計畫對美國左派組織的恐嚇、打壓與直接暴力，要求傅柯服從複雜的行政程序根本微不足道。

 

 

原文出處：View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