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那士兵總是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所苦似乎也不足為奇。然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診斷相對較新，直到1980年才被列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

 

　　自越南戰爭結束以來，學術界發表了許多文章，開始質疑在越南服役後的退伍軍人的心理健康問題、犯罪率與監禁率之間的關連。但由於當時還沒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診斷，因此這些文章的分析彷彿它根本就不存在。

 

　　從《聖經》到古希臘與古羅馬經典，士兵飽受戰爭噩夢困擾的故事比比皆是。心理創傷的病因概念也隨著時代變遷而改變，在生理和心理原因之間搖擺不定：思鄉病、戰爭精神官能症（War neurosis）、軍人心臟綜合症（Soldier's heart）、彈震症（Shell shock，砲彈恐懼）、厭戰症（Battle fatigue，戰爭疲勞），這些症狀的病因或確切症狀並不一致，但人們逐漸意識到嚴重創傷在部分受創者的內心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記。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媒體報導了被折磨的士兵與軍事精神病院的情況，但各種各樣的症狀卻沒有整合起來找出原因，而造成診斷遲來的原因之一包括「男人應該堅忍不拔」的傳統性別觀念，進而使美國（和全世界）成千上萬的退伍軍人默默忍受著痛苦，即使在20世紀醫療進步的時代也是如此，二戰老兵奧提斯‧麥基（Otis Mackey）在戰爭結束的幾十年後告訴《華盛頓郵報》：「當我們回到家鄉的時候，你不會談論這些事情……而是把所有事情都憋在心裡。我不想影響家人，而且無論你說了什麼，別人都只會信一半。」

 

　　戰爭創傷或許是最常被討論的創傷類型，但最常見的創傷形式「性侵」卻很少被提起。幾個世紀以來，無數女性（以及一些男性）的性侵創傷幾乎不被重視，而士兵戰鬥創傷的故事則經常被記錄下來。歐洲學者在治療大屠殺倖存者的研究時取得重大進展，發現了所謂的集中營綜合症。

 

　　當第一本《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於1952年出版時，它闡述了一種名為「嚴重壓力反應」（gross stress reaction）的暫時性精神障礙。即便如此，在1968年的第二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出版時，也就是美國投入越南戰爭後不久，這個診斷不知為何被刪掉了。不知是退伍軍人事務部想減少自己對越戰退伍軍人的經濟責任，還是真心認為這是一種不明確或非臨床的診斷，但巧合的是在越南戰爭期間，沒有一個與壓力相關的診斷被列進《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因此在越南戰爭初期，退伍軍人事務部的精神病學家認為，頻繁出現神經衰弱症或精神疾病的退伍軍人是受到「與戰爭無關的事物」折磨，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與戰爭相關（甚至與創傷相關）的診斷依據。出於同樣的原因，退伍軍人事務部在處理有關「心理傷害」的索賠時也一概否決。退伍軍人事務部的心理治療師避免與病患談論在海外作戰所發生的事情，因為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病患的心理問題不能歸咎於戰爭。

 

　　於是，不滿的退伍軍人組織了互助團體予以回應，提供討論戰爭恐怖的平台，以及回歸社會的實際援助。一些人開始從事宣傳工作，包括呼籲將戰爭所引起的心理創傷列為新的診斷，並且納入當時即將更新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透過倡議人士與精神病學家的共同努力，以及新興的實證研究基礎，美國心理學會（APA）逐漸不再抗拒將其納入診斷。定義與診斷標準由一個研究團隊完成，但納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仍然遭到部分精神病學家的反對，他們的理由是憂鬱症、精神官能症與酗酒足以解釋越南戰爭與其他戰爭退伍軍人所經歷的症狀。

 

　　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診斷納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之前的十年，標誌著美國精神疾病機構的非制度化時期：轉向以社區為主的護理，進而導致國家精神病院關閉。許多學術著作指出國家精神病院的拆除與監禁率增加之間的關係，正是在此時數百萬的退伍軍人回到了家鄉。

 

　　美國總共向海外派遣了270萬人參與越南戰爭，其中70萬人需要接受心理治療。嘗試回歸社會的創傷退伍軍人數量多到難以置信，但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列入診斷以前，他們既沒有獲得適當的治療，也無法從退伍軍人事務部得到傷殘撫恤金。終於，1980年的第三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出版，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列為新的診斷，這些退伍軍人以一句話形容他們經歷的一切：我們有權獲得補償。

 

　　越戰退伍軍人組織多次在阿肯色州的監獄報紙《Long Line Writer》發表文章，表明全美各地被監禁的退伍軍人希望獲得幫助的請求很多，顯然護理的需求相當高。約瑟夫‧布瑞特（Joseph Breault）在2000年5月的《Long Line Writer》寫道：「美國越戰退伍軍人組織認為，過去的創傷是造成許多退伍軍人被監禁的複雜因素之一。退伍軍人的罪行與監禁可能（至少有一部分）歸因於戰爭造成的心理創傷。」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監禁的風險增加相關，易怒急躁和無來由的暴怒，以及魯莽衝動和自我毀滅的行為都是診斷的標準。在某些情況下，這些行為變成了犯罪行為。2019年《美國心理學期刊》的一篇論文寫道：「2011年至2012年的官方統計數據表明，退伍軍人大約占監獄人口的8％……其他研究也表明，現役軍人與退伍軍人從海外駐地歸國後，表現出更多的侵略性、暴力傾向和犯罪行為。」

 

　　在1970年代，25％的囚犯為退伍軍人，而現在的8％似乎表明退伍軍人囚犯的比例急劇下降。雖然從表面上看好像進步很多，但從前後背景來看，有沒有進步還說不準。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指出，同時期的人均監禁率增長了兩倍，但退伍軍人囚犯的數量卻保持不變，簡單來說，由於整體囚犯數量增加，稀釋了退伍軍人被監禁的比例。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現在是退伍軍人事務部最常見的傷殘補償之一，支持者的理論認為，如果一名軍人為國家奉獻時受傷，國家就有義務賠償他們所受的傷害。然而，截至2021年為止，美國最大的心理治療提供者依然還是監獄。

 

　　創傷的診斷與治療現在已經廣為人知，但在幾十年前，「創傷的存在」卻受到醫學界的質疑。在過去的四十年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診斷與治療經歷了巨大轉變：1980年將其列入第三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的影響確實深遠，遠超出軍隊與退伍軍人事務部的影響力。

 

 

原文出處：J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