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為止，作家瑪麗安‧克羅蒂（Marian Crotty）幾乎所有的小說主題都關於年輕女性的愛情生活。長期以來，克羅蒂發現這是非常尷尬，而且她也無能為力改變的情況：雖然她總是書寫年輕女性的愛情生活，但她也一直暗地裡認為，這個主題不比其他傳統的男性主題那樣重要。

　　這種想法的源頭不難理解，克羅蒂從21世紀初開始寫作，初期她剛接觸許多寫作工作坊時，看見教授與同學經常嘲笑那些關於年輕女孩的月經、身體和愛情，封面上印著女鞋與口紅的青少年文學。與此同時，這些人卻讚揚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菲力浦‧羅斯（Philip Roth）小說中男性主角的勃起與風流軼事，並認定這些關於青春期男孩的小說屬於成人文學。

　　克羅蒂指出，描寫女性愛情生活的作家極少被男同學與男老師推崇，而那些被提及的故事也幾乎總是以疏遠的第三人稱講述，這表明了作者不僅比書中人物聰明，甚至有時是在取笑角色，克羅蒂寫道：「撰寫女性愛情生活的故事當然也可以被嚴肅看待，但前提是你寫的方式要表現出不把它當一回事的態度。」

　　這種態度有些出於父權體制下的自戀情結──因為我（男性）對年輕女性的故事不感興趣，所以其他人也不可能感興趣──而有些則是更為複雜的無知。如果你從來沒當過年輕女性，或者沒有嘗試理解年輕女性會遭遇的經歷，那年輕女性的愛情故事對你來說肯定難以理解，如同白人永遠無法明白有色人種走在美國街頭的感受。身為想戀愛的年輕女性，往往需要對權力進行複雜的交涉，也需要一段時間學習如何在不抹去自我的情況下找到親密關係：你該如何讓自己按自己想要的方式享受性愛，而不受到懲罰與批判呢？你如何在一段關係中不把別人視為理所當然，並找到權力與自主權？你如何在不會遭遇暴力的情況下約會、戀愛甚至生存呢？

　　當克羅蒂剛開始學習寫作，她也很難在遵循「小說規則」的框架下，精準地描寫年輕女性的愛情生活，她說：「好的故事藉由畫面，而非敘述；有趣的角色透過行動，而非反應。」但要如何展示一些不是每個人都能看見的畫面呢？為什麼「被動性」就不值得當作文學主題呢？克羅蒂寫道：「當然，描寫一個人獨自坐在房間裡思考的故事不太可能特別吸引人，但描寫一個處在危險之中，因為害怕無法動彈而不敢做任何事情的故事呢？」

　　克羅蒂以自身經歷舉例，她寫道：「大約在2005年春天的某個星期日，我在亞利桑那州的街上走著，一輛車在我身旁慢了下來，裡面的男子開始向我搭訕。我沒有理會他們繼續往前走，但他們還是跟著我。在下一個紅燈的時候，我穿過街道往不同的方向走去，但他們還是一直跟著我，只是現在他們從搭訕調情轉為憤怒咒罵。我還是無視他們，他們邊罵邊跟著我。最後我來到一個加油站，靠近停在一旁休息的計程車，請司機下車幫助我。這些男子還是在我身邊，直到計程車司機（他滿身是汗，心情似乎不是很好）不情願地走下車，他們才願意離開現場。」

　　克羅蒂繼續補充：「這些搭訕男子是主動的人物，因此，根據我在工作坊研學習的小說規則，他們應該屬於有趣的人物，但我呢？當我選擇不跟他們對話時，這是被動還是主動？我請一名陌生男子替我解圍又算哪一種呢？通俗的規則認為『被動』即無聊，因為它避開了衝突，彷彿我應該搭上陌生男子的車，去他們想去的地方，做他們想做的事情，才能讓故事更加緊張刺激。」

　　越南裔美國小說家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投書《紐約時報》指出，寫作工作坊所教導的「小說規則」是專為白人男性故事設定的規則，他寫道：「這些工作坊複製其意識形態，假裝『營造畫面感』（Show, don’t tell）是萬用的，但事實上，它只是特定人群的表達，即多數的白人，通常至少是中產階級，而且通常是男性。」克羅蒂認為，反對被動角色其實是一種差別待遇的規則，它將行動視為緊張的開端，將被動視為故事的結束。這種觀點總是把主角想像成演員，而不是被扮演的人，但這對許多女性來說很不現實──尤其是那些尋求性愛與建立親密關係的年輕女性。

　　克羅蒂寫道：「這種發展出現在許多有關年輕女性的電影、書籍、電視節目和短篇故事中，而這些故事情節仰賴於暴力發生的可能性。然而，女性的被動也可以是故事的核心，而無須涉及男性暴力。女性主角與男性主角的故事運作方式不同，其根本原因在於兩者生活的規則不同。」

　　在寫作與出版領域，要解決性別歧視問題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有太多種太多樣的解決方式，而克羅蒂認為最簡單的一個方法，就是對抗內心「不自覺認為女性化書籍更沒價值」的念頭。

原文出處：Electric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