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Derek Thompson

 

　　綜觀整個20世紀，好萊塢創作出許多新穎的故事，1998年上映的熱門電影——包括《鐵達尼號》、《搶救雷恩大兵》和《哈啦瑪莉》——幾乎都是根據原創劇本所製作。但自那之後，《鋼鐵人2》、《侏羅紀公園3》、《玩具總動員4》等系列電影的數量與票房穩定佔據了市場。在2019年最賣座的十部電影裡，有九部為迪士尼動畫電影的續集或真人版翻拍電影，只有《小丑》例外，而它也是另一部超級英雄系列電影的前傳，這種現象令人不禁好奇：原創電影發生了什麼事？

 

　　有些人覺得這樣很糟，有些人認為沒什麼差，《大西洋》記者德瑞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則好奇背後的原因：從前觀眾進電影院看新故事的新角色，但現在的觀眾只是進電影院再次沉浸在熟悉的故事背景裡。

 

　　幾年前，湯普森以為從「創新探索」走向「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的轉變是流行文化的特有現象；但是，他發現活在回憶裡的這種症狀，不僅發生在電影產業，在科學和經濟方面也是如此。

 

　　經濟學家傑伊‧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和米科‧派克卡倫（Mikko Packalen）寫道：「新的思想不再像過去那樣推動經濟成長。」在過去幾十年，引用已經成為評估學術研究重要性的關鍵指標，科學家特地去撰寫那些容易被其他科學家重視的論文，導致太多科學家集中在一小部分的熱門領域，而不冒險去探索新的領域。

 

　　好萊塢也受到人氣的指標驅使，科學家與電影公司都越來越傾向在已知可行的範圍內進行改編，而不追求風險較大的原創內容。並不是說作家、導演、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無法提出新想法，而是某種氛圍限制了新思想的發展。科學就跟電影的路線一樣，創新探索正在被漸進主義取代。

 

　　在科學與科技方面：史丹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員在2020年的一篇論文中總結寫道：「無論是在哪個領域，我們都發現越來越難找到創新的想法。」具體來說，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包括軟體、農業和醫藥在內的許多產業研究生產率正急劇下降。這個結論得到廣泛認同，瑞士的研究員也說：「自1970年代初以來，科學知識便長期且明顯地減少。」芝加哥大學學者詹姆斯‧埃文斯（James Evans）發現，許多科學領域的進展已經趨緩，很可能是因為科學家被自身領域過剩的資訊所淹沒，以至於他們把重心放在相對安全的主題，並引用相同的幾篇論文。

 

　　在創業方面：美國的企業數量從1970年代以來便不斷減少，而最能發揮美國創業精神的來源之一是移民——移民比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更可能創辦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公司——但美國目前正處於嚴重的移民蕭條期。

 

　　在機構方面：大約一個世紀前，美國還在以飛快的速度打造一流學院與大學，但幾十年來，美國始終沒能開設一所新的精英大學。聯邦政府過去經常成立新的機構來處理新的問題，例如二戰後的國家衛生院（NIH）和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或是在蘇聯發射史普尼克一號衛星後所成立的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

 

　　如果你深信創新有益，那這些都是令人不安的趨勢。與過去相比，今天的科學家不太會發表真正創新的想法，企業難以用新想法打進市場，美國的移民政策正在限制最有可能創辦新創公司的人才進來，而且不太像前幾代人那樣成立推動新想法的機構。

 

　　你可能會說：「那些近幾年看起來很酷的新東西不是嗎？mRNA技術、基因編輯技術（CRISPR）、人工智慧、太陽能、電池技術、電動汽車、加密技術和智慧型手機呢？」的確，這些都突破了科技停滯的局面，但生產力成長與平均收入增長的趨勢已明顯低於20世紀中期。

 

 

　　新的想法根本無法跟過去一樣推動成長。想像一下，假如你在1875年的紐約陷入昏迷，當你閉上眼睛時還沒有電燈、路上沒有汽車、電話很罕見；沒有可口可樂、沒有運動鞋，沒有籃球，也沒有阿斯匹靈，曼哈頓最高的建築物還是一座教堂。

 

　　但是當你在25年後的1900年醒來，你會發現紐約已經徹底改變：到處都是被稱為「摩天大樓」的高聳鋼筋結構建築，以及由新型內燃機驅動的汽車；人們騎著單車，穿著橡膠底的鞋子和現代短褲——這些都是此時的發明。紙箱和阿司匹靈剛問世，人們最近品嘗了第一口的可口可樂，第一口家樂氏的麥片，第一口現在被稱為美國漢堡的東西。當你在1875年沉睡的時候，沒有柯達相機，沒有錄製音樂，也沒有用來拍攝電影膠卷的設備。但到了1900年，這三種工具都出現了第一個版本——簡單的盒式照相機、留聲機和電影機。就在你沉睡不醒的期間，愛迪生發表了電燈泡，讓紐約的部分地區電氣化。

 

　　這也是建立制度的黃金時代：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史丹佛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和芝加哥大學都是在你昏迷的時期創辦。1870 年代，幾個常春藤盟校亂玩著橄欖球，發明了美式足球。1891年，麻州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教練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在體育館豎起一個桃紅色的籃子，發明了籃球。四年後，在十英里外的另一間基督教青年會，體育老師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將網球的發球與手球的傳球元素結合，發明了排球。

 

　　一切都發生在這25年之內，你怎能不驚訝與興奮呢？如果把25年換成現代，意味著你在1996年昏迷，2021年醒來。你可能會讚嘆智慧型手機與網路等了不起的發明，但在現實世界生活的感覺並沒有差太遠。相比之下，「汽車取代馬匹，成為往返各大城市的交通工具」比「手機軟體取代電話，成為訂外送的最快方法」改變了更多事情。

 

　　已經不是第一次有人點出美國的創意正在枯竭的事實。2020年，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發表文章呼籲在公共衛生、居住、教育和交通領域進行更多的創新與創業，他寫道：「問題在於惰性，我們必須更渴望創新而不是阻止它。」同年，羅斯‧杜塔（Ross Douthat）的著作也對美國日漸疲弱的創意提出了類似的批評。美國的創新能力逐漸趨緩，美國人正在自我隔絕，悠哉地躲在舒適圈，而不是勇於冒險與挑戰。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種解釋是，一切都不是誰的錯。人們只是摘取容易摘到的果實，因為已經解決了各種謎團，發明了更便利的工具，講述了所有美好的故事，所以現在真的很難跟上創意生產的步伐。

 

　　在某些方面，這種說法可能正確。科技比起1890年代或1790年代確實複雜得多，但認為「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發現或發明」的心態是錯誤的。1890年代中期，美國物理學家阿爾伯特‧邁克生（Albert Michelson）宣稱，物理學界「大多數重要的基本原理都已經牢固確立」，但在僅僅不到10年後，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發表的理論徹底改變人類對空間、時間、質量與能量的理解。

 

　　湯普森不認為創意停滯的現象有一個特定的原因，他提供了三個理論嘗試解釋這種複雜的現象。

 

 

　　一、聚焦的大市場

 

　　每個聰明的文化製造者最終都得到了相同教訓：觀眾其實不喜歡全新的東西，他們更愛「熟悉的驚喜」——在熟悉的背景之下打造新的故事。

 

　　在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上，電影公司採取更具戰略意義的策略，他們加倍投入現有的題材加以延伸；音樂界越來越瞭解聽眾的偏好，電台廣播變得越來越重複單調，告示牌的百強單曲榜變得更加靜態。在娛樂產業，各個領域都自然地向熟悉的驚喜靠攏，而不選擇特別的原創。

 

　　科學也遵循著與電影和音樂產業的軌跡，科學家知道要在哪些期刊，國家衛生研究院會資助哪些主題，引用的變革讓科學家所寫的論文更容易吸引到同行讀者，而這些人往往更喜歡與其背景相符的見解和理論。一項針對申請研究資金的分析發現，國立衛生院和國家科學基金會對高度原創的論文具有明顯的偏見，他們更偏愛「低度新穎性」的主題。因此，科學家被鼓勵專注在他們認為受歡迎的領域，並且避免發表過於激進的主題。

 

　　湯普森寫道：「世界是一個巨大的圓形劇場，我們並沒有完全理解建立一個聚焦的市場的含義，在這個巨大的市場中，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會有觀眾。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意見，我們的里程碑，以及我們的偏好，都經常在網路呈現給公眾認可。也許正因如此文化變得更具模仿性，如果你想製作流行的東西，可以輕易地從網路知道哪些東西已經流行，也就更可能製作出更多類似的東西。模仿是人類本性的一部分，但也許網路強化了這種天性。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猶豫是否要分享或發表那些尚未被明確認可的想法，從而抑制了各個領域的創意。」

 

 

　　二、老人政治的蔓延

 

　　我們生活在一個老人政治盛行的時代：拜登是美國歷史上年齡最大的總統，美國國會議員的平均年齡在過去十年一直徘徊在歷史最高齡附近，民主黨眾議院議長和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已經80多歲，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和少數黨領袖也已經70多歲。恐懼和焦慮主導的政治代表了美國老年人的害怕與執著。

 

　　在商業、科學和金融領域，權力同樣集中在老年人身上。諾貝爾獎得主的平均年齡幾乎在每個領域都穩定變高，國立衛生院的資助對象平均年齡也在變高。在標準普爾500的上市公司中，新上任的執行長平均年齡在過去20年內增加了10歲以上。55歲以上的美國人只占不到三分之一的總人口，但他們擁有美國三分之二的財富——這是美國有史以來財富最為失衡的時代。

 

　　為什麼年輕人在科技和文化中擁有發言權很重要？因為年輕人是文化與科學創新的來源：年輕人受文化變遷的損失最少，而在顛覆傳統與現有制度獲益最多。

 

　　著名哲學家湯瑪斯‧庫恩（Thomas Kuhn）曾指出，科學和技術的轉變往往來自年輕人，他們在各領域進行革命，因為他們沒有被長年灌輸既定的理論和思想。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曾開玩笑地說：「科學一次只會舉行一場葬禮，因為新的科學真理只有在對手死亡、新一代與之共同成長的情況下才能茁壯發芽。」這個說法已經在2016年的論文中被證實，科學家發現，當頂尖科學家去世時，更年輕與較不知名的科學家才更有可能提出推動領域進步的新想法，普朗克的玩笑話是真的。

 

　　年長者往往在自己的領域擁有更深的專業知識，他們的貢獻並不會被拋棄，但創新需要一些跟專業知識無關的東西。因此，美國在政治、商業和科學領域蔓延的老人政治可能抑制了新想法的出現。

 

 

　　三、「否決政治」的興起

 

　　如果不是美國人的創意被影響，而是受到現代制度的阻止和限制，使得新想法雖然仍然產生，但更難茁壯發展呢？

 

　　馬克‧安德森抨擊了美國不僅沒能力建造像超音速飛機和飛行汽車這種神奇的機器，而且還沒有能力建造足夠的住宅、基礎建設和大型計畫。美國記者埃茲拉‧克萊因（Ezra Klein）寫道：「美國人建立的制度已經對行動產生了偏見，抗拒行動而非接納。以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話來說，它們已經變成了『否決政治』（vetocracies），太多參與者對建設計畫擁有否決權。在聯邦政府是如此，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如此，甚至在私人企業也是如此。」

 

　　2020年，美國通過的法案比過去任何一年都要少。從1917年到1970年，參議院中斷冗長辯論（filibuster）共49次，也就是每年不到1次的頻率。但自2010年以來，這種事情每年平均發生80次，湯普森寫道：「參議院曾經被稱為『民主的冷卻板』，讓民粹主義的理念在這裡稍微冷靜下來，但現在它變成『民主的冰櫃』，新法案在這裡因溫度過低而死。」

 

　　否決政治也阻礙了新的建設，特別是沒完沒了的環境與安全影響分析，新的大型建設往往在開工以前就被中止，歷史學家馬克‧鄧克爾曼（Marc Dunkelman）寫道：「從1970年代以來，儘管進步人士不斷擁護大政府，但他們一直不知疲倦地對政府權力進行新的制衡。」

 

　　對湯普森提出的內容最有力的反駁是：明明在這個世界上，年輕人通常傾向於控制局面，新想法也會受到珍視，甚至可能被盲目地崇拜。但湯普森指出，這僅限於網路，或者更具體地說是「軟體產業」，他寫道：「假如你在研究人工智慧、加密貨幣或虛擬實境，而你不渴望新的想法，那你隨時都可能被淘汰。」

 

　　不可否認，在過去半個世紀，資訊革命是新思想最重要的源泉。但與其他產業相比，科技產業的活力反倒證明了過去40年左右的時間，美國的創意已經從多樣性向專業化靠攏。美國曾經在許多產業（化學、生物等）產出廣泛多樣的專利，而今天的專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集中在單一產業——軟體產業。

 

　　馬克‧安德森的結論寫道：「我想要的是物理界重新發現實驗的價值。我需要更多的新公司和創業家，意味著必須有更多的移民。我希望在基礎建設方面有更多的大型計畫，在能源和交通領域有更多大膽的投資。我想要新的科學研究資助方式。我希望教育家能找到創新的高等教育，以扭轉大學學費暴漲的窘境。我希望在癌症、老年癡呆症和長壽研究方面取得更多突破性的進展。雖然聽起來很奇怪，但我希望聯邦政府也能參與其中，成立新的機構來協助解決新事物所帶來的新問題，如同過去的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和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所做的那樣。最後，我希望好萊塢能重新燃起對原創電影的熱情，也就是那些在片名裡沒有第幾集的電影。」

 

 

原文出處：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