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澳洲，凱瑟琳・福比格（Kathleen Folbigg）因為四名子女都在襁褓中猝死，引發警方注意。過去這種嬰兒接二連三死去的案例，相當有可能是父母（尤其是主要負責照顧的母親）行凶。2003年，福比格被控三項謀殺，一項過失殺人，儘管她始終堅持自己清白，但仍遭判刑。福比格起初被判40年徒刑，30年不得假釋，後來刑期減輕。由於被控殺嬰，她在獄中遭到獄友暴力毆打，後來獲准轉移到比較安全不會被打的地方。

 

　　近年，科學家注意到此案很可能是冤案，並呼籲重啟調查。然而，法院最終沒有採信科學證據改判無罪，而是依據間接證據的私人日記維持原判。這促使大約90名知名科學家，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和其他重要的澳洲和國際科學家，連署發起特赦請求。科學家們指出，2020年11月發表的基因證據顯示，福比格的兒女帶有突變基因，使他們很容易發生心臟併發症，可能導致他們在嬰兒時期猝死。

 

　　假如福比格真的無辜，那會是非常可怕的冤案。她不僅承受兒女猝死的悲傷，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還失去了人身自由。

 

 

　　2003 年，福比格被控謀殺了自己的孩子：派翠克（Patrick）、莎拉（Sarah）和蘿拉（Laura），並過失殺害了迦勒（Caleb），四人死亡時的年齡介於19天到18 個月。科學家依據現有的醫學和病理學證據，要求法院重新調查兒童自然死亡的可能性，並於2019年4月開始進行。調查發現，福比格的女兒莎拉和蘿拉帶有過去從未提到的CALM2突變基因，該基因控制鈣在心臟細胞內外的運輸，而且是嬰兒與兒童猝死的最常見原因之一。

 

　　2019 年5月聽證會結束後，美國有兩名帶有類似基因突變的孩子死亡，其中一人死於心律不整，另一人心臟驟停。基於這些證據，在法官做出判決之前，科學家們撰寫了一份報告，在結論表明基因突變很有可能是莎拉與蘿拉猝死的原因。專研心律不整和CALM基因相關疾病的遺傳學專家也都認可了這個結論，並呼籲法院必須考量基因突變的因素。

 

　　2019年7月，法院認為沒有任何合理理由懷疑福比格「沒有謀殺親生子女」而維持原判，主要原因是法院對福比格私人日記的解讀，以及認為一個家庭很少出現多起嬰兒猝死症（SIDS）。

 

　　卡蘿拉‧加西亞‧德‧維紐薩（Carola García de Vinuesa）是發表基因證據與連署特赦請願書的科學家之一。在福比格的司法調查之前，她從未參與過其他任何司法程序，而作為此案無支薪專家證人的首次出庭經歷，使她認為司法體系存在盲點，並且對於法院未能採信科學證據感到十分不滿。

 

 

　　在2003年的實驗中，基因學還處於起步階段，參與此案的遺傳學家無法找到任何導致兒童猝死的基因原因。然而，在2018年，福比格的律師找到維紐薩，詢問目前的基因技術是否能找出導致兒童死亡的可能原因。這確實可能：在過去十年內，科學家發現了許多造成猝死的基因原因。

 

　　研究團隊首先用棉花棒採集福比格的唾液與嘴巴樣本進行基因測序，因為她很有可能也攜帶突變的基因。結果發現，福比格確實也攜帶CALM2突變基因。2019年初，作為對福比格定罪調查的一部分，維紐薩被正式要求組成遺傳學家團隊，分析福比格及其孩子的基因。

 

　　維多利亞臨床遺傳學中心根據嬰兒出生時足跟採血的血液樣本，對其中兩名孩子的全部基因進行測序，並取得另外兩名的冷凍組織和永生細胞。結果發現，兩名女孩的CALM2基因與母親帶有相同的變異，也就是「G114R」變種。關於這種變異影響的研究表明，它影響鈣的結合與通過心臟細胞運輸的方式，進而影響心肌收縮。維紐薩團隊得出的結論是，變異可能改變正常心率並導致兩名女孩的自然死亡。兩名女孩可能在死亡前受到感染，以及她們服用的藥物再加上基因突變，都讓她們特別容易發生心臟併發症。

 

　　尤其是蘿拉，她患有嚴重的心肌炎，出席2019年調查的所有三名法醫教授都表明，他們本應將蘿拉的死因歸為心肌炎。兩名男孩的醫療狀況也表明他們死於自然原因：一個因喉軟化症導致呼吸困難，另一個則患有癲癇和失明。當維紐薩重新分析福比格的基因時，他們還發現兩名男孩在「BSN」基因中也帶有兩個不同、新穎且罕見的變異，一個遺傳自母親，另一個可能遺傳自父親。當老鼠帶有這種基因缺陷時，很容易引發早期的致死性癲癇。

 

 

　　作為一名科學家和經驗豐富的醫生，維紐薩無法理解法院做出的判決。因為早在發表新的基因證據以前，當時就已經有可靠的醫學和病理學證據表明，福比格的兒女很有可能是因為自然原因而猝死。福比格之所以被列為重大嫌疑人，完全是因為事件的罕見性，以及法院對其日記的解讀，而這些間接證據皆成為了定罪依據，維紐薩說：「法院似乎忘記了確實可能發生極為罕見的事件，而且在遺傳學領域，一次性的孤例其實很常見。」

 

　　再來是專業知識的缺乏，維紐薩原本以為會有其他專家來作證，但結果在心律失常遺傳學和CALM基因方面，都沒有任何專家出庭。這種缺乏保障措施以確保科學家所提出的證據為可靠與充分的做法，帶來了消極的經驗，使得維紐薩日後不願再參與類似的刑事案件。如果維紐薩的經歷不是特例而是常態，那司法面臨的真實危險是：越來越多專業科學家，不願再參與法律事務。如果想讓科學家參與涉及複雜科學問題的案件，維紐薩認為就必須改進招募專家證人的流程；也應該選擇那些經過同行評審的科學證據，以支持科學家的個人推理。

 

　　維紐薩還希望在提供科學證據的過程中，不要發生太多無謂地爭辯。維紐薩在整個聽證會過程中感到害怕，她被迫回答很多「是」或「不是」的問題，而且多次被打斷發言。事實是，自然界很少「是」或「不是」的非黑即白答案。若科學家感覺沒有受到與律師同樣平等的對待，他們就不太可能自願花時間幫助司法審理。最終，法院只會剩下少數的專家證人，而他們可能無法代表各自的領域發言。

 

　　維紐薩希望在未來幾年內，看見司法更信任科學證據的態度。因為隨著科學工具的改進，科學越來越常走出實驗室進入法庭，而這樣複雜的案件也可能更頻繁地出現。

 

 

後續更新：

2023年6月，凱瑟琳・福比格獲赦免出獄，僅比她的原訂刑期早了五年。

 

 

原文出處：Conver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