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於車禍的人遠比其他事故更多，但人們總是覺得，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人們喜歡假裝只有酒駕的人會車禍，以不成比例的力道要求嚴刑峻法，但事實上，車禍絕大多數都不是酒駕肇事。亞特蘭大的記者約書亞‧夏普（Joshua Sharpe）描述他如何撞飛一名突然出現的女性，從此之後他不管走到哪裡，都會看見那個女子的幻影。

 

 

 

文｜Joshua Sharpe

 

 

　　我好像看見路上有東西。

 

　　那是2016年4月的淩晨一點後，我正從亞特蘭大郊區的朋友家開車返家。從遠處看，那個黑點像污漬。接著她轉過頭，我的車燈照亮了她的臉。在75號州際公路上，一名穿深色衣服的女子站在車道中間。我急踩刹車，但為時已晚。

 

　　她的身體撞在擋風玻璃上，頭則撞在了車頂，然後她摔落在高速公路的中間，癱倒在地。當我的車終於停下來時，我急忙跑向她。我以為她已經死了，但當我伸手把她從路上扶起來時，她動了。

 

　　警察抵達現場後，一名警官把我拉到一旁，告知我車禍調查的流程。警察會扣押我的車，如果24小時後，這名女子沒有明顯的生命危險，警方就會把車還給我；如果她死了，或是看起來有生命危險，調查人員就需要測試汽車的電腦系統，確保資料與我的陳述一致。

 

　　次日，我整天躺在沙發上，當有人打電話問我是否安好時，我盡量不讓自己哭出來。每個人都說：這不是我的錯，現場一名警官這麼說，兩名從旁邊車道目擊車禍的人這麼說，連拖車司機也這麼說。但我無法停止回想那個女子撞在擋風玻璃的畫面，並回想自己急踩刹車的決定，我為什麼不直接轉向呢？

 

　　那天深夜，一名警官打電話通知：我可以去取車了。

 

　　我說：「感謝上帝，她還活著。」

 

　　他說依照法律不能告訴我對方的其他情況，我也不確定我能承受，我不斷地想著她的情況：我想像她癱瘓了，或者腦部有嚴重損傷。對方生活被會的情景在我腦海中閃過，我被一股罪惡感吞噬，我的朋友和家人試著理解這種感覺，但我也無法解釋清楚。

 

　　直到兩年後，我又發生了一場車禍，我才終於下定決心去瞭解她後來的情況。2018 年的一天，我在警方報告上發現了她的名字與地址。我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門前敲門。

 

 

　　作為一名報社記者，我在發生車禍以前經常報導車禍事件。多年來，我被分配每天寫兩篇報導，而車禍是滿足這個要求最快的方法，因為亞特蘭大都會區非常多車禍事故：每年超過20萬件，平均每兩分半鐘就有一起。

 

　　我寫最多的就是駕車殺人事故——因為它們最嚴重，而且涉及死亡與所謂的犯罪，即使這類型的犯罪通常是司機一時判斷失誤所造成。在我自己發生車禍以後，我開始覺得假如我撞到的女子死亡，駕車殺人罪的故事主角很可能就是我。幾乎每次開車，我都覺得自己看見了被我撞的那名女子，她會在我前面閃過，車燈似乎照到她的臉。或者，如果我沒有看見她，我會想像她突然走到路上。在儀錶板上，我經常注意到塑膠膜的一道刮痕，那是她的背撞破擋風玻璃時留下的痕跡。我盡量避免開車從高速公路通勤，我改走普通道路，因為速限更慢，應該也更安全。儘管如此，開車還是讓我憂心忡忡，我每天都在做這件事，而潛在的危險讓我快要發瘋。

 

　　很久之後，我讀到了一篇研究：科學家發現，幾乎40％的車禍當事人出現創傷壓力症候群。症狀包括頻繁的、侵入性的事故的想法或夢境；懼怕開車；與親密的人相處仍感到孤立；失眠——以及強烈的罪惡感，無論自己是否有錯。

 

　　孟菲斯大學心理學教授蓋爾‧貝克（J. Gayle Beck）是少數研究車禍造成的創傷後壓力症後群的研究者之一。她指出，突如其來的嚴重車禍，「違背了我們認為生活應該怎麼樣，以及我們是誰的信念」。我們以為自己能控制路上所發生的事情，而假如我們覺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就必須負起全部責任。

 

　　有一段時間，我不再報導車禍。當我重新開始寫時，我幻想自己能做得更好，變得更有同情心。一天下午，我打電話給一位名叫艾哈邁德的人，他告訴我有兩輛超速的跑車，在公路上超越他的車後相撞。他把車停到路邊，看見兩名男子飛到路上；一個死了，另一個重傷；而在其中一輛車裡，一名年輕女子也死了。

 

　　艾哈邁德說：「我被死亡包圍，而我是唯一沒事的人。」我看得出他很內疚，儘管他跟事故完全無關。我問他失事後做了些什麼，他說回家後想洗個澡。但在看到那麼多血後，他卻無法靜下來好好洗澡。

 

　　我很想告訴他我自己的遭遇，希望能讓他感覺好一點。但在擁擠的新聞編輯室裡，我擔心會被同事無意間聽到，因為就連我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我的遭遇；我感到很羞愧，居然還在為那個女子所發生的事而悲傷，或者說我想像她車禍後發生的事。

 

　　最後，我只能跟艾哈邁德說「我很遺憾」。

 

 

　　我好像看見一輛汽車向我駛來。

 

　　這是2018年2月一個晴朗的早晨，當時我開車在上班的路上，突然一輛車從右邊開進我的車道，而且肯定會撞到我。

 

　　這一次，我毫不猶豫地轉向。我操作方向盤，轉往迎面而來的車流。

 

　　我撞上了一輛福特汽車，以及一輛巨大的皮卡車。撞擊聲非常大，我的擋風玻璃破成子彈碎片，我的車嘎嘎作響，而儀錶板砸在了我的腿上。

 

　　在巨大的撞擊後，有那麼一瞬間，寂靜如同真空。我彷彿是從身體外看見這一幕——從上面的松樹向下看——我的汽車橫在路上；我的手臂伸出破碎的窗戶，然後我聽見自己尖叫著：「幫幫我！救救我！」

 

　　皮卡車司機似乎沒有受傷，他問他能做些什麼。

 

　　「請幫助我出去！」

 

　　但這是不可能的。消防員到現場後不得不把車切開才能將我拉出，當他們把儀錶板從腿上移開後，我痛得昏了過去。

 

　　我在刺眼的光線和止痛劑引起的恍惚中醒來，一根呼吸管插在我的喉嚨裡，喬西阿姨和我當時的女朋友戴娜站在病床邊。車禍撞擊的力道造成我的左脛骨和腓骨骨折、髖骨骨折、右股骨斷成兩截、右膝蓋骨粉碎，手術總共花了十多個小時進行。

 

　　一個月後，我坐著輪椅回家，然後開始在床上工作。我逐漸學會用助行器走路，然後又學會了用拐杖走路。雖然我活下來了，但我感覺生活支離破碎。我與朋友聊了好幾個小時，談到公共交通的不足，以及美國社會如何強迫每個人開車，無論他們是否擅長操作這些致命的設備。當我的朋友聊到恍神時，我還是不停地說著。

 

　　出門採買時，如果必須多走幾英里路我就找人共乘。但我不可能永遠不開車，每次我坐在車裡都要對抗恐慌。當行人靠得太近時，我會心跳加速。有一次我甚至搖下車窗，懇求一名男子遠離馬路。

 

　　我一直想起被我撞的那個女子。在第二次車禍發生之前，我原本已經慢慢地原諒自己在第一次車禍時的過錯。現在我不停在想：她是否也像我一樣痛苦？於是，我決定要搞清楚車禍對她造成了什麼影響。

 

 

　　我敲門後問：「你認識安妮嗎？」

 

　　我害怕面對她，因此當另一個人——一個全身刺青又高又瘦的男人——應門時，我鬆了一口氣。

 

　　他說：「那是我的妹妹。」

 

　　「是我開車撞到了她。」我說。

 

　　那人並沒有生氣，反而似乎還有點高興。他說，他的家人嘗試從警察那裡瞭解事故細節，但從來沒有答案，安妮也無法解釋。

 

　　當我問安妮傷得有多嚴重時，他說她只有腳踝骨折和頭部受傷。家人還認為這次車禍可能沒那麼嚴重，而且後來有段時間，他們都覺得這是一個奇蹟。

 

　　我問：「什麼奇蹟？」

 

　　多年來，安妮飽受精神疾病和毒品成癮問題所苦，但在我撞到她的第二天早上，她在醫院告訴家人，她終於意識到自己必須接受治療。在其他任何事物都無法打動她的時候，這場車禍卻打動了她。

 

　　他把我帶到客廳繼續聊，他想知道那晚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看見路中間有個黑影。」

　　「就在路中間？」

　　「就在路中間。」

 

　　我告訴他撞擊與之後的事情。

 

　　「我把她抱起來，她開始尖叫，『放開我！放開我！』我把她拉到路邊的混凝土路障旁。我把她扶起來，她把頭靠在上面，我可以看到鮮血從混凝土上流下。」

 

　　安妮被激怒了，告訴我別管她，而我試圖讓她冷靜下來。

 

　　她的哥哥不建議我與安妮直接對話。因為她決定接受治療的意願沒有持續太久，她可能會覺得這場車禍並不是救贖，而是毀滅，並為此責怪我。不過她的哥哥向我保證，其他人都沒有責怪我的意思。

 

　　安妮的痛苦讓我很難受，但我也鬆了一口氣，因為那真的不是我的錯。在開車回家的路上，我試著抓住那個感覺，盡量不要讓它跑掉。

 

　　在我再次學會不用拐杖走路後，我開始想到我轉向撞上的皮卡車司機，車禍並不是他的錯，但我覺得他可能會懷疑自己，並且對我的受傷感到難過。我想幫助他，就像安妮的哥哥幫我那樣。

 

 

　　電話剛接通我就說：「我不認為任何人對我的事故負有責任。」

 

　　詹姆斯插嘴回應：「我真的很抱歉你受傷了，但是我們兩個——同車的另一位男子——都認為責任在你。」

 

　　詹姆斯說他經常罵我，尤其是我的保險公司拒絕為其支付短暫就醫的醫療費時。詹姆斯看見那輛車向我駛來，並且認為我應該讓它撞過來，而不是轉向去撞迎面而來的車輛。

 

　　我提醒他，當時我只有不到一秒鐘的時間決定該怎麼做。

 

　　　他說他明白了，因為他也犯過錯，並且希望我在未來能做出更好的決定。他還補充說，他最生氣的是警察沒有給我罰單，因為那樣可以讓我的保險公司更容易理賠。雖然我沒有反駁詹姆斯「我不應該拿到罰單」，但我心裡還是這麼想。

 

　　我問詹姆斯，他有沒有被車禍嚇到，就像我第一次車禍被嚇到那樣。他說：「沒有。車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還是得開車。如果你活下來了，你就站起來繼續向前走。」

 

　　掛斷電話後，我癱坐在椅子上。我覺得自己在生詹姆斯的氣，因為他一開始就怪罪我，後來又跟不良於行的我說「向前走」。

 

　　我還找到了詹姆斯的乘客，詢問他是否也願意跟我談談。幾天後，他打電話過來。里卡多是一名退休的呼吸治療師，事故發生後，他不得不支付3000美元的醫療費。他跟我一樣也出現精神創傷。他記得，在我們車禍發生前，一切都很正常；但車禍發生後，每當他開車一切看起來很順利的時候，他反而會莫名地擔心。平靜使他恐懼，於是他買了一輛大卡車，讓自己感覺更安全。

 

　　里卡多說他偶爾會同情我，但多數時候很恨我。他記得打給我的保險公司請求支付醫療費時，他問保險員我是否還活著，保險員向他保證我很痛苦，里卡多則回應：「他很痛嗎？ 那我就放心了，因為他也讓我的生活過得很痛苦。」

 

　　我只能苦笑，儘管他說的話很刺耳，但聲音聽起來很親切。他說已經不再生我的氣了，因為他意識到我當時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思考。他說很遺憾我受了那麼嚴重的傷；我對他說，我也為他所經歷的一切感到抱歉。

 

 

　　我的左腿用一根鈦棒固定，但還是斷了。我做了好幾次手術，試圖讓脛骨癒合，但都沒有成功。我的外科醫生說他見過類似的病人需要四年才能康復。我的身體每天都很痛，但我已經習慣了。我已經接受一個人只有一個身體，而我必須練習習慣它的變化。

 

　　五年過去了，我仍然覺得自己經常在路上看見安妮，我還在想她會不會因為車禍留下精神創傷，是不是也像我一樣因車禍苦惱？

 

　　安妮的哥哥建議我聯繫他們的父親，因為他是跟安妮說最多話的家人。我傳了簡訊問他，安妮是否願意跟我談談，但他說她的狀態還是沒有很好。

 

　　接著他把我嚇呆了，他說他代表女兒為她所做的事情道歉。

 

　　「請你原諒自己。」他說。

 

　　但我內心知道，這不是我的錯，也不是安妮的錯。在這條路上，我們誰也控制不了。她的爸爸傳了一張安妮最近度假的照片，她坐在十幾歲的兒子身旁，男孩與的母親臉上都掛著燦爛的笑容。她的頭髮梳得很整齊，穿著一件白襯衫，一條細金鏈子上掛著一個十字架。

 

　　不知道為什麼，我開始哭泣，直到我意識到：她看起來很正常，那就好了。好像這一切都沒發生過那樣。

 

 

原文出處：The 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