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歲成年以前，家裡有父母或其他成年人推過你、抓過你或打過你嗎？家庭成員有沒有憂鬱症或精神疾病？有沒有家庭成員入監服刑？

 

　　這些是一項指標性研究中的一部分問題樣本，該研究始於1990年代末，共有17,337名中年人參與。它首次告訴了世人「童年負面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的普遍程度：在聖地亞哥地區的中產階級白人群體中，近三分之二的人經歷過量表列出的至少一種類型的身體或心理創傷，而12％的人經歷過四種以上。

 

　　但最令人驚訝的是，童年負面經驗不僅對日後的情緒與心理造成不良影響（如憂鬱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經歷過更多種創傷類型的人，在成年後也更可能罹患心臟病、癌症和其他一系列健康問題。儘管童年負面經驗量表分數較高的人抽煙、酗酒和濫用藥物的機率更高，但疾病風險增加的情況並不能完全算在行為因素的頭上。

 

　　長達20年的追蹤研究證實了這點，並發現了童年創傷與其他疾病的關聯，包括第2型糖尿病和自體免疫性疾病。最近的研究表明，童年負面經驗從很小就開始影響健康，讓氣喘、認知障礙、荷爾蒙失調、睡眠障礙、肥胖和頻繁感染的風險增加。這些研究都表明，童年逆境是重大的公共健康問題，奧瑞岡大學心理學家菲爾・費雪（Phil Fisher）說：「一旦你開始瞭解逆境在一般人群中的普遍程度時，你便無法忽視它。」

 

 

　　費雪和其他科學家正致力於理解為何童年負面經驗對身體健康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他們發現，童年逆境對壓力荷爾蒙、炎症、大腦發育和基因調節具有深遠的影響。藉由識別這些可測量的生理變化或生物標記，科學家希望能夠明確找出哪些孩子所受到的長期健康影響風險最大，並為治療方法與效果的研究提供指標，費雪說：「生物標記真的能幫助我們在提供支援的方式上變得更加精準。」這些證據已經促使許多兒科醫生對所有病人進行童年負面經驗篩查。

 

　　壓力荷爾蒙「皮質醇」是逆境與身體疾病連結起來的途徑之一，它是身體的「戰或逃」反應的關鍵物質。在嬰兒期，與父母和其他照顧者的互動塑造了我們身體處理壓力的方式：當嬰兒感到飢餓或恐懼時，大量的皮質醇與其他荷爾蒙分泌會導致嬰兒哭泣。當照顧者安慰他或她時，這些經驗有助於教導年輕的大腦如何再次關閉壓力途徑；但是，如果嬰兒缺乏照顧或照顧者難以捉摸，這個系統就會朝不正常的方向發展。一種被稱為表觀遺傳的化學標籤能夠關閉或打開基因，如果這些標籤被放在錯誤的地方，就會造成皮質醇對壓力做出不恰當的反應。

 

　　兒童臨床心理學家妮可・布希（Nicole Bush）第一次聽說忽視與創傷會在基因留下印記時，她完全可以理解。當時，布希還是臨床實習生，專門研究高犯罪率、資源匱乏社區的孩子，這些孩子身上的某些特質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說：「我絞盡腦汁可以想到的就是，這些孩子似乎在生理上有所不同。」這些孩子更容易緊張，對噪音或輕微的干擾異常敏感，而且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受挫。他們表現出壓力太大的跡象，比如碰到很小的挫折便臉紅或呼吸急促，而且需要更多時間冷靜下來。布希意識到，這些都是「戰或逃」系統過度活躍的症狀，而這些影響在生物學是可測量的。

 

　　布希目前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兒童創傷研究中心進行一項研究，希望找出這些可測量的生物標記。剛開始她研究了某些與壓力相關的基因的表觀遺傳標記，後來她拓展了範圍，將炎症、細胞衰老等方面的蛋白質和遺傳標記也納入研究。

 

　　布希的團隊正在使用一個表觀遺傳「時鐘」，它根據基因組中94個位點的表觀遺傳標記模式來估計細胞衰老的程度。其他以成人樣本設計的表觀遺傳時鐘也發現，童年逆境與成年後表觀遺傳的年齡較高有關，後者通常與更糟糕的健康狀況相關。布希正在測試與觀察，時鐘是否也適用在兒童身上，這些新的時鐘是專為20歲以下的對象所設計。

 

 

　　其他研究團隊正在研究氧化壓力，一種由於系統之間平衡失調引起的反應，它會破壞DNA與細胞結構。通常情況下，我們細胞內的清道夫蛋白能夠降低這種負擔，但近年對動物實驗和成年人的研究表明，這種系統在應對過度壓力時會失效。

 

　　費雪的團隊最近發表了一項初步研究，他們從50名經歷過童年負面經驗的少女尿液中檢測氧化壓力的標記「F2-isoprostanes（F2-IsoPs）」。結果發現，經歷過四種以上童年負面經驗的人，IsoPs的值也更高。儘管差異不大，只有在一些分析中才很明顯，但費雪與團隊將繼續朝這個方向探索。

 

　　科學家還在尋找免疫系統中，童年負面經驗和疾病相關的生物標記。在有童年負面經驗的成年人中，發現了高濃度的炎症生物標記，如免疫信號分子C反應蛋白。眾所周知，持續或慢性的炎症會造成憂鬱、心血管疾病與自體免疫性疾病等健康問題。

 

　　科學家在兒童身上也發現了類似的關聯。例如，一項研究追蹤了1994年和1995年在英國出生的雙胞胎的健康狀況，結果發現具有憂鬱傾向以及身體或性方面遭到虐待的12歲兒童，C反應蛋白濃度特別高。六年後，相同的研究發現，那些現在已經18歲、有過童年負面經歷的年輕女性，Ｃ反應蛋白濃度依然很高（但由於未知原因，男性不再表現出這種模式）。

 

　　隨著科學家的深入研究，他們開始瞭解到不同類型的童年負面經驗會影響不同的生物標記。例如，同一個雙胞胎研究發現，一種與自體免疫性和心血管疾病有關的免疫分子「suPAR」，在經歷過暴力的18歲青少年中特別高，而在經歷過忽視的18歲青少年中卻沒有。同樣地，費雪和同事發現，經歷過情緒虐待的孩子早上的皮質醇濃度更高，但經歷過忽視的孩子早上的皮質醇濃度較低。

 

 

　　哈佛大學兒科研究員傑克・尚科夫（Jack Shonkoff）說，這樣的區別讓生物標記在臨床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2019年，尚科夫的團隊開始在美國17間兒科診所測量了頭髮與唾液中的壓力荷爾蒙，以及血液裡的炎症和氧化壓力標記，並以口腔拭子收集基因與表觀遺傳分析。下一步研究將擴大到6000名出身背景不同的五歲以下兒童，目的是確定生物標記的正常範圍。尚科夫指出，研究團隊希望尋找與遭遇不同逆境類型相關的變異。

 

　　科學家希望最終能找出方法扭轉逆境對身體的影響，而一些研究結果也暗示了這種可能。例如，十多年前費雪的團隊發現，57名寄養兒童的唾液皮質醇濃度在經過專門的治療專案後恢復了正常，方法包括遊戲療法、對寄養父母的額外培訓與後續護理。費雪的團隊最近指出，這個旨在使皮質醇恢復正常作用的研究，在幾十個孩子中至少持續了六年。

 

　　尚科夫表明，就跟人們對創傷的反應有差異一樣，人們對治療的反應也有差別。還有其他類型的療法可供選擇：以團體為基礎，以家庭為基礎，有些則結合認知行為療法或身體活動，他說：「我們不能只是問『哪種治療方案最好？』——因為就跟你無法回答『治療癌症最好的方法是什麼？』」一樣。」然而，生物標記能協助確定，哪些干預措施最適合哪些孩子。

 

　　舉例來說，布希的團隊收集了50名護理人員與其二至六歲經歷過創傷的孩子的血液與唾液，並讓孩子與父母參加改善親子關係和兒童心理健康的心理治療。布希指出，這項尚未發表的研究結果表明，如果護理人員一開始就有高濃度的炎症生物標記，那孩子與父母的治療效果可能就不會那麼好，她說：「炎症的某些方面阻礙了家庭學習、適應與改變他們的心理和行為健康。」截至目前為止，該團隊只分析了成年人的樣本，但已經著手開始測量兒童樣本中相同的炎症標記，以及皮質醇濃度、表觀遺傳變化和氧化壓力標記。

 

 

　　建立一套可靠的生物標記，有助於科學家解決關於如何治療童年負面經驗的大問題：逆轉異常的生物標記真的可以改善健康嗎？例如，一個炎症標記降低的孩子會不會讓氣喘更少發作？處理童年負面經驗的問題，是否能有效降低成年後罹患相關疾病的風險？這些問題還需要幾十年才能完全得到解答。

 

　　由於醫療補助計畫的補助，加州已經擴大了童年負面經驗的篩查。科學家已經著手分析數百名三個月至十一歲兒童的血液與唾液樣本，也讓他們接受童年負面經驗的篩查。該研究旨在將童年負面經驗得分與整體健康狀況，以及荷爾蒙、免疫相關的蛋白質和表觀遺傳變化等生物標記連結。

 

　　在人類完全釐清這些影響之前，對童年負面經驗進行篩查本身就已被證明有益，因為它能讓父母意識到自己的孩子可能面臨的健康風險，並鼓勵做出改變，從而減低這些風險，舊金山青年健康中心的神經科學家莫妮卡‧布琪（Monica Bucci）說：「重要的是開始採取行動，科學隨後就會趕上。」

 

 

原文出處：Knowable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