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張照片殺手:被殺死的,被保留的

Roy Stryker(最右邊)與 Russell Lee、Arthur Rothstein 和 John Vachon(最左邊)一起回顧照片,約攝於1938年。 

 

  在美國農場安全管理局(US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FSA)委託記錄「大蕭條」(1929-1939年全球經濟大衰退)的約27萬張照片中,超過三分之一被「殺死」。它們被打洞穿過,就像被子彈穿過身體死去的人一樣。農場安全管理局攝影計畫的負責人、執行這項決策的人是經濟學家羅伊‧愛默生‧斯特雷克(Roy Emerson Stryker),他熱衷於詳細規劃並穩定建立龐大的照片檔案,但對於消滅自己不想要的照片卻也十分專斷果決。儘管保留下來的許多照片後來都成為知名歷史影像,但被「殺死」的照片卻具有某種更耐人尋味的魔力,記者愛瑞卡‧愛森(Erica X Eisen)研究了這些照片背後的歷史和孔洞的故事。

 

  作為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的一部分,農場安全管理局的任務是將農民安置到更肥沃的土地上,傳授農業科學教育,並為購買土地、飼料和牲畜的費用提供農業貸款。這個機構在運作期間拍攝了大量照片,記錄了貧困農民的困境,以及沙塵暴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身為計畫負責人,斯特雷克會到處穿梭挑選他最喜愛的作品,他「把照片夾在胳膊下」從一間新聞編輯室走到另一間新聞編輯室,全都為了選擇可能被刊登在各大報紙上的照片。斯特雷克抱持一股「百科全書式」的熱情,認為農場安全管理局肩負「向美國人介紹真實美國」的使命,因此攝影部門的任務往往遠超出貧困的農村範圍,還涵蓋了從空中拍攝的烏托邦建築群,或者柯達彩色膠捲的靜物照——這些都可能在斯特雷克稱之為「檔案」的資料庫中找到歸宿。

 

農場安全管理局的工作日誌,追蹤哪些報紙和雜誌在 1930年代末期刊登了多蘿西‧蘭格(Dorothea Lange)的《移民母親》(Migrant Mother)。

 

  然而,雖然「檔案」的範圍很廣,但還是有很多照片被斯特雷克認定為不適合收錄,而且這些照片必須被「殺死」——製作「排除」的標記,通常是無情地在中間打孔。截至攝影計畫終止時,農場安全管理局的攝影師們拍攝了約27萬張照片,有超過三分之一被「殺死」。這些作品包括黑人電影先驅兼攝影師哥頓‧派克斯(Gordon Parks)的照片;日後記錄二戰期間日裔美國人遭到拘留的羅素‧李(Russell Lee)的照片;農場安全管理局第一位全職女性攝影師瑪麗恩‧波斯特‧沃爾科特(Marion Post Wolcott)的照片,當然還有一些連打孔痕跡都沒有的照片,因為斯特雷克只會在35mm底片打孔,後來當他看見一些不滿意的底片時,乾脆就直接把它丟掉。

 

  雖然斯特雷克自己不是攝影師,但他對於媒體作為社會活動的工具擁有清晰的理解,而且很清楚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他經常讓攝影師們帶著寫滿整頁的「腳本」到拍攝現場,然後詳盡描述他想要攝影師捕捉哪種畫面,並且逐條列出更像是格言的清單,例如「棒球內場是整體景觀的關鍵部分」、「家庭牆壁裝飾可作為不同收入群體及其反應的指標」、「讓這些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照片看起來像是真心相信美國」。

 

John Vachon 拍攝的無題照片,1938 年。

 

  斯特雷克的編輯哲學經常與攝影師發生衝突,例如他拒絕採用多蘿西‧蘭格(Dorothea Lange)煞費苦心為照片撰寫的文字說明,這讓她非常沮喪(儘管斯特雷克對蘭格的部分作品讚譽有加,但斯特雷克仍三次分別在不同場合解雇了蘭格)。有些攝影師認為斯特雷克的作風太過野蠻,甚至獨裁專斷,藝術家班‧沙恩(Ben Shahn)回憶說:

 

  「他毀了我許多照片……其中一些非常有價值,但他當時不明白……後來在戰爭期間……我回去找底片時,結果卻發現他在上面打了洞。於是,我他滔滔不絕地對他提出了很多建言,但我依然不知道我的底片到底是被怎樣處理。後來他才學到了教訓,不應該那樣做。因為我有次(大約在1943年或1944年)在尋找1935年日常生活的珍貴檔案時,它卻不見蹤影。」

 

  斯特雷克終於學到了教訓,後來他授予攝影師一票否決權,讓他們能決定哪些照片應該被「殺死」。

 

Theodor Jung 於 1936 年拍攝的無題照片,拍攝地點為俄亥俄州傑克森市。

 

  根據曾經跟斯特雷克共事過的人表示,他殺死的大部分底片都被視為「多餘的」,因為他想取得一張構圖更明確、聚焦更清晰、臉部表情更符合痛苦但堅忍不拔主題的照片。時過境遷,這些不受寵的備案卻變得比他們「完美的雙胞胎」更具有耐人尋味的魔力,跟那些精心配上文字說明、保留至今的「檔案」照片相比,被殺死的底片上面沒有任何署名,通常也沒有出處和說明:我們對它們的瞭解很少,只能透過保留下的照片進行交叉對比,從風景、衣服和臉孔資訊收集可能地點的線索。因此,被殺死的照片需要更積極主動的觀者,一個願意拼湊、願意分析、並且願意放下部分真相,將其留給未知的人。

 

  如果我們想研究斯特雷克的認知中「哪些照片最值得保留」,就必須先思考他覺得「哪些照片值得被拍攝」的問題。例如,拉美裔和印第安人等群體在「檔案」中的代表性不足。斯特雷克在1937年寫給蘭格的一封信中(當時他被派去拍攝德州的佃農)建議他「同時拍攝黑人與白人,但重點放在白人佃農身上,因為我們都知道白人佃農照片被更廣泛的運用」,理由是展覽和報紙更容易從「檔案」裡選擇白人的照片,而不是非白人的照片。

 

  換句話說,農場安全管理局對於「堅忍不拔的奮鬥者」的定義,是特別關照某些「值得幫助的窮人」的地位,將其提升到那些既不上鏡、也很難得到物質援助的人之上。當然對政府來說,這兩件事情緊密關聯,畢竟農場安全管理局攝影計畫的終極目的,就是爭取美國公眾對羅斯福新政的支持,而美國社會一直以來都把貧窮視為道德汙點。因此在重新安置密西西比三角洲的白人佃農過程中,農場安全管理局強迫了整個地區的黑人家庭離鄉背井搬去異地——而這些家庭的苦難似乎並沒有被列入「檔案」裡。

 

Russell Lee 於 1937 年在明尼蘇達州的藍莓營地拍攝的「年輕的印地安母親和嬰兒」的無題照片。

 

  當愛瑞卡‧愛森把斯特雷克的作為與負面評論放在一起看時,他發現批評者不僅是在質疑農場安全管理局的工作,更是質疑他們所記錄的美國樣貌:誰應該獲得農業貸款?誰有足夠的英雄氣概能拿來宣傳?我們應該看見誰的悲傷?誰的悲傷值得被拯救?誰被保留而誰被殺死?而這些問題都與「誰將能在美國生存下去?」息息相關,而這些倖存者在未來又將對美國產生怎樣的印象?

 

Carl Mydans 於 1935 年拍攝的無題照片,拍攝地點為馬里蘭州喬治王子縣的「肉類實驗」。

 

Arthur Rothstein 於 1935 年拍攝的無題照片,與標題為「佃農的妻子和孩子,阿肯色州」的系列照片相關。

 

無題照片、未知的攝影師和日期。

 

無題照片、未知的攝影師和日期。

 

Carl Mygans 於 1936 年拍攝的北卡羅來納州彭德利 的自耕農子女的無題照片。

 

John Vachon 於 1938 年拍攝的無題照片,攝於北卡羅來納州的農場。

 

 

原文出處:Public Domai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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