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奧斯丁（Jane Austen）最後一部小說《勸服》（Persuasion）描述一位個性溫柔內斂的貴族女性安‧艾略特（Anne Elliot），19歲時被長輩勸說而放棄了家世跟財富都比較遜色的情人婚約。之後長達八年她都不再有論及婚嫁的對象，最終變成幫已婚姊妹帶小孩、長照虛榮又自以為是父親的老小姐。時隔多年，舊情人意外再度出現，已經變成在拿破侖戰爭中名利雙收的上校，不願向現實低頭的自尊與當初背棄情人的內疚，使得她無法向依然單身的舊情人傾訴多年未變的愛意。

 

　　《勸服》是一部相當悲傷的作品（儘管結局是幸福的），內容描述了女性因為年齡與婚姻狀態而被貶低的孤立與悲傷，而男主角也經歷了戰爭的創傷。2022年，Netflix翻拍了這部作品卻罵聲不斷（但收視率還是很高），作家艾米琳‧克萊恩（Emmeline Clein）的評論解釋了為什麼熱愛文學原作的人，很可能會討厭這部電影。

 

　　克萊恩指出，《勸服》的開場跟2001年電影《BJ單身日記》（Bridget Jones’ Diary）很類似，主角安也是個既愛哭又機智，對愛情充滿渴望的女性，但《BJ單身日記》的敘事把自我厭惡與真摯表達的渴望結合，安則是透過翻白眼、眨眼和妙語來減少自責，並嚴厲地批判周圍的每個人，除了她喜歡的對象──此外，安沒有將與觀眾的互動限制在旁白之內，而是在整部電影不停打破第四面牆，以俏皮的眼神和眉毛與觀眾直接進行交流。比起《BJ單身日記》，《勸服》更接近於影集《邋遢女郎》（Fleabag）的手法，而這一點在預告片發佈時，就已經被網友發現並招來批評。不只網友批評，評論家也這麼認為，指出達珂塔．強生（Dakota Johnson）飾演的安是「邋遢鬼化（《邋遢女郎》中的主角）的高傲正妹」。

 

 

　　《勸服》講述了27歲單身的主角如何面對悲傷與孤獨，同時在家人、朋友、熟人甚至舊情人面前表現得忍耐、優雅和莊嚴。在小說大部分的篇幅裡，安的形象是一個嚮往愛情的女人，她喜歡獨自散步，悲觀地思考自己的未來，同時她也是一個對自己的智慧與能力有自信的女人，而且非常關心與善待他人。她不是一個愛用開玩笑的口吻批判別人，也不是一個自怨自艾的的諷刺機器。

 

　　Netflix版本「邋遢鬼化」的安‧艾略特個性已經與原作不同，但這種差異並不只是純粹的錯誤詮釋，而是微妙且藏有危害的竄改。當邋遢鬼在《邋遢女郎》打破第四面牆時，通常是處在內心極度痛苦的狀態，她在極為糟糕的狀況下，面無表情地對鏡頭說出「我恨自己」或「這樣也挺好」的話，傻笑嘲諷著自己身為女性在當代世界的愛情中所承受的痛苦。

 

　　藉由此舉，《邋遢女郎》實踐的是一種被克萊恩蔑稱為「解離女性主義」（dissociation feminism）的應對機制，這種應對機制使她能夠擺脫痛苦──但不是因為她超越了痛苦，而是這麼做能博取觀眾認同。她置身事外般的冷嘲熱諷不僅暗示自己正在承受痛苦，同時也赦免了把她變成這樣且還在繼續限制她的一舉一動的社會。她允許觀眾嘲笑她的痛苦，暗示有類似傷疤的人也應該笑著度過痛苦。

 

 

　　在《勸服》前面的鏡頭裡，我們看到強生扮演的安四肢叉開躺在床上，漂亮的黑髮遮蔽了她可能已經被淚水浸濕的臉。她透過旁白告訴觀眾，這就是她大部分時間的生活方式，而語氣中充滿著諷刺。她接著告訴觀眾，她的絕望完全自己造成的，是她太容易被說服，對自己的信念缺乏信心的後果。儘管深愛著十幾歲時所愛的男人，但家人和教母羅素夫人（Lady Russell）說服了她拒絕求婚，因為男方既沒有財產也沒有地位。在整部電影中，安因為這個決定侮辱並貶低自己，她在一個場景中說：「我對自己被說服感到生氣。因為當時沒有理解到我現在明白的事情，我留住他會比放棄他更幸福。」

 

　　顯然，強生飾演的安不樂見讓女人無法自立更生只能仰賴配偶出人頭地的厭女經濟結構，但她也沒有譴責這個體制，而是怪自己處理得不好，這點與小說原作截然不同。接下來她轉向鏡頭，一邊搖著牛鈴，一邊面無表情地諷刺自己失戀的生活方式，正如邋遢鬼從傻笑轉為自我厭惡那樣，這個安也邀請觀眾同情與傻笑，而不是批判性思考這個世界。

 

　　雖然珍奧斯丁筆下的安被絕望、失落和渴望所摧殘，但她不是電影裡那種自怨自艾的角色。小說中的安從不畏懼抱怨社會強加給女性的要求，她將自己的「苦難」和為了家庭福祉而被迫昇華的感情劃清界線。在整部小說中，她都堅定的相信自己在當時的情況下做出了正確的道德決定，並承認這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她並沒有責備自己。

 

　　在小說的開頭，安解釋自己「不怪羅素夫人，也不怪自己受到他的引導」，儘管她知道「維持婚約的自己，應該會比犧牲愛情的自己來得更幸福」。但對安來說，她的個人幸福受到「良心譴責」壓抑，她無法忽視自己的家庭責任，而家庭責任是由更大的社會性別角色所強加。甚至在小說最後，當他與情人重逢時，她也堅持自己並不怨恨年輕時所做的決定，事實上，她尊重這個決定的道德性，她說：「當我屈服時，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

 

 

　　當代的女性主角似乎注意到前輩們遭遇的苛薄嘲笑，於是選擇了冷冷的諷刺，而不是卑微地發洩抱怨。從《邋遢女郎》到《俄羅斯娃娃》（Russian Doll），再到愛爾蘭暢銷作家莎莉‧魯尼（Sally Rooney）的書籍和影集，這種文化似乎在推崇那些把自我意識看得最重要、知道自己受壓迫、看不到出路、所以決定喝一杯讓你嘲笑他的「邋遢女人」，因為至少那麼做的時候人們還會看著她。

 

　　當有人侮辱她的外表時，她對著鏡頭翻白眼；當有人說她沒有男人所以沒有未來時，她對著鏡頭斜眼；當她流著眼淚朝鏡頭開玩笑時，也對著鏡頭拋媚眼。電影裡的安似乎想告訴觀眾，她跟其他的老小姐不同；而終身未婚的珍奧斯丁和小說版的安都理解公開宣告自己的敘事，以及拒絕社會強加角色給你的那種渴望。

 

　　安‧艾略特這個角色的重點不在於她跟其他單身女性不一樣，而是她跟其他單身女性「都一樣」，她的經歷在她所處的世界裡是痛苦的。珍奧斯丁誠實地描寫了一個女人無法嫁給自己所愛的男人，然後變成了一個孤單的女人，她內心的混亂揭示了那個時代社會結構的殘酷。在悲劇中編織出喜劇敘事，電影版的《勸服》損害了奧斯丁的目標──她想讓我們哭，而不是笑。

 

　　在小說中的一個場景中，安和一個男人爭論男女的天性是否有差異，這個男人試圖引用文學中充斥著女性跟男性舉止不同不例子來證明安是錯誤的：「所有的歷史都反對你的看法，還有所有的小說、散文、詩歌。」安則懇求他不要引用書籍來贏得這場爭論：「男性說他們版本的故事的優勢比我們大多了。教育的權利是他們的，筆也握在他們手上。我不會容許書籍證明他們是對的。」 透過指出女性文學敘事的匱乏，她巧妙地揭示了現實生活中女性選擇的匱乏，女性無論在書籍或現實生活中被允許扮演的角色都是這麼少。

 

　　克萊恩寫道：「談論這些女主角，無論是改編後的電影主角、影集角色，還是莎莉‧魯尼筆下被搬上銀幕的角色，都不可能不談到她們壓倒性的是瘦巴巴的白人，以及她們的身體形態如何展現了其所代表或避免代表的社會角色。畢竟，如果你選擇用一聲懊惱的苦笑接受自己所受的壓迫，你就是在笑那些在階級制度下比你還低的每一個人，而她們身處的牢籠可沒有你的光鮮亮麗。」

 

 

　　作家傑米‧胡德（Jamie Hood）在一篇關於「反覺醒酷女孩」（the anti-woke cool girl）崛起的文章中提到，這種女孩就像是騎在極左與極右的馬蹄鐵上保持平衡，她們承認社會結構本身是厭女的，但又死命彎腰想卡進這個結構裡，同時她們眨了眨眼，告訴我們她覺得這個結構很蠢。電影版的安就是這麼做的，她的姐姐堅稱婚姻是女人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此時安在鏡頭前意味深長地瞥了一眼，然後挑起一邊的眉毛；在電影結束前，安卻身穿白色裙子纏在情人身上，向觀眾拋出最後一個媚眼。

 

　　《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雜誌的安娜‧萊斯凱維奇（Anna Leszkiewicz）對於電影為何偏離作者初衷給出了一種假設解釋：「如果所有的浪漫喜劇、歷史劇和《邋遢女郎》的贗品都丟給一個編劇機器人，這可能就是它所製作出來的那種電影。」

 

　　機器人根據輸入的資料數據運作，而現有數據庫的問題──西方經典、20世紀流行文化的大部分內容、關於性別的主流敘事──正是珍奧斯丁在《勸服》一書中所提及的：「歌曲和諺語……都是男性所寫。」《勸服》是這樣一部小說，奧斯汀在她自始至終未曾結婚的人生來到終點時，指出既有文學觀點的狹隘性，她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社會允許更多的人寫小說，我們會看見什麼樣的故事？那些原本不能述說自己的人，甚至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人，又會過上什麼樣的生活？克萊恩寫道：「但這部電影彷彿在嘲笑珍奧斯丁的天真，翻著白眼告訴她，她寫的小說至今還有人要翻拍就該慶幸了。」

 

 

原文出處：Llit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