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團體「阻止石油」（Just Stop Oil）的成員最近對倫敦國家美術館的梵谷畫作《向日葵》（Sunflowers）潑灑番茄湯，此舉再次引發了「哪種抗議方式最有效」的爭論。這幅畫在迅速處理後重新展出，但批評者認為傷害已經造成，因為公眾對抗議者的訴求（要求英國政府放棄支持在北海開發新油田）已經失去了興趣。

　　支持激進抗爭手段的人經常舉歷史上的例子，比如女性參政運動者：女性參政運動者瑪麗‧理查森（Mary Richardson）當時在倫敦國家美術館破壞了一幅名為《鏡前的維納斯》（Rokeby Venus）的畫，她割傷畫布造成了嚴重損害。

　　然而，很多歷史學家認為，女性參政運動者對女性獲得投票權的貢獻微不足道，甚至適得其反。這似乎總是仰賴人們對抗議影響的「直覺」，但布里斯托爾大學認知心理學教授科林‧戴維斯（Colin Davis）指出不需要靠直覺，因為這都是可被檢驗的假設。

　　科學家在一項實驗向參與者展示了不同的抗議方式，然後評估人們對抗議者及其訴求的支持程度。一些參與者閱讀了和平遊行等溫和抗議的文章，另一些人則閱讀抗議行為更極端、有時甚至演變成暴力事件的文章，比如一篇虛構的報導稱動保人士對保全下藥，以便闖入實驗室帶走動物。

　　參與者認為採取極端行動的抗議者更不道德，而且對「極端」抗議者的情感連結和社會認同程度更低。激進的抗議方式對於宣傳訴求的影響好壞參半。

　　整體來說，實驗結果描繪了所謂的抗議者困境：抗議者必須在溫和的行動和更為極端的行動之間做出選擇，前者很容易被忽視，而後者雖然奪人眼球成功獲得關注，但卻很容易造成反效果──極端行動總是使人反感。

　　抗議者則傾向以不同的視角思考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個人被唾棄只是獲得媒體關注所付出的代價，他們必須讓媒體關注才能「使對話持續下去」，並且贏得公眾對議題的支持。但這是正確的方法嗎？抗議者會傷害到自己的使命或訴求嗎？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戴維斯做了幾次實驗，對象大多是布里斯托爾大學的學生。為了影響參與者對抗議者的看法，戴維斯採用眾所周知的框架效應，對抗議事件做出（即使是細微的）報導差異，這種做法會產生明顯的影響，經常讓抗議失去合理性。舉例來說，《每日郵報》報導稱梵谷抗議事件為「作秀」，抗議者是「造反的生態狂熱分子」，而這篇報導完全沒有提到抗議者的訴求。

　　戴維斯的實驗採用框架效應測試大眾對抗議者的態度及其訴求之間的關係。如果大眾對一項訴求的支持程度取決於他們對抗議者的觀感，那麼負面的框架效應──使人們對抗議者抱持負面看法──應該會導致這些訴求的支持程度較低。但結果出乎預料，事實上，在控制減少對抗議者行為支持程度的實驗發現，這並不會影響人們對訴求本身的支持程度。

　　戴維斯在一系列不同類型的非暴力抗議活動中重複了這個發現，包括針對種族平等、墮胎權利和氣候變化的抗議活動，並在英國、美國和波蘭的參與者中進行了驗證。因此，當公眾說「我認同你的主張，但我厭惡你的作法」時，他們是認真的。

　　降低公眾認同可能對組織群眾運動沒有幫助，但由於激進派的人數相對較少，高調行動或許是某種招募夥伴的有效方法，而激進派的存在似乎也增加了大眾對社會運動較溫和派別的支持，使這些派別看起來沒有那麼激進。另一個擔憂在於，激進行為所獲得的關注大部分沒有聚焦在議題上，而是集中在抗議者本身的所作所為。

　　戲劇性的激進抗議不會消失，肇事者將繼續成為（大部分）媒體負面報導的關注對象，也將導致公眾的反感與唾棄；但當審視公眾對抗議者訴求的支持程度時，並沒有任何有力證據表明非暴力抗議會帶來反效果。

原文出處：Conver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