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ucy Worsley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靜靜地坐在火車上，突然聽到一個陌生人說出自己的名字，她回憶說：「車廂裡有兩個女人在討論我，膝蓋上都放著我出版的平裝書。」她們並不知道這位同車乘客的身份，熱烈地討論這位聞名全球的作家，其中一位女士說：「我聽說，她喝東西的方式像魚。」

 

　　我喜歡這個故事，因為它概括了阿嘉莎‧克莉絲蒂的一生。她們都有她的平裝書，那是當然，畢竟阿嘉莎寫了80多本書，而且銷量僅次於莎士比亞和《聖經》。她不只是一位小說家：同時還是有史以來演出最多次的女性劇作家。她的事業有成讓人們覺得她是一位名人，而非開闢新領域的先驅，其實她兩者兼備。

 

　　還有一點是在火車車廂內，阿嘉莎也在人們注意不到的地方現身。是的，她就跟大多數過了中年的女性那樣容易被旁人忽略，而她刻意利用了自己看似普通的事實。這是她精心打造的公眾形象，用於掩蓋真實的自己。

 

　　假如火車上的女性詢問她的職業，她會回答自己無業。如果是官方制式表格要求她填寫職業，這位賣出20億本書的成功女性總是寫上「家庭主婦」。儘管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她依然維持自己作為局外人與旁觀者的視角，並且避開這個試圖定義她的世界。

 

　　當我告訴別人我正在書寫關於阿嘉莎‧克莉絲蒂的文章時，他們的第一個問題往往是1926年那戲劇性的11天：在寫作生涯的巔峰時期，她突然「失蹤」了，並且引起全國的大規模尋人行動。自那之後，這件事一直是書迷們爭論的謎團。

 

　　那時，阿嘉莎‧克莉絲蒂已經是知名人物，她剛出版著作《羅傑謀殺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不久，其文學經紀人正催促她寫續集。她與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ns）簽訂一份新的出版合約，宣傳照刊登在《每日郵報》（Daily Mail）上，《褐衣男子》（The Man in the Brown Suit）的連載版權預付款為500英鎊，她用這筆錢買了一輛莫里斯‧考利（Morris Cowley）汽車。

 

　　但到了1926年12月，她與亞契‧克莉絲蒂（Archie Christie）的婚姻出現裂痕。她後來寫道，自己當時「正處於精神崩潰邊緣」。這對夫婦搬到了桑寧戴爾一棟配有12間臥室的豪宅，但亞契經常不在家，而阿嘉莎住在那裡越來越不開心。她深愛的母親去世了，而亞契冷漠的反應（他甚至沒有到場參加葬禮）使得這段關係降到了冰點，亞契承認他愛上了別人——一位名叫南希‧尼爾（Nancy Neele）的年輕女子——而且想跟阿嘉莎離婚。

 

 

　　人們常說阿嘉莎躲起來是為了誣陷丈夫，讓人們誤以為被他謀殺。這是真的嗎？也經常有人說，阿嘉莎的餘生始終對這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保持沉默。但這並不正確，我把她對這起事件所發表驚人數量的聲明與陳述拼湊了起來。

 

　　不幸的是，阿嘉莎所說的話聽起來有如其小說故事，「失憶」的情節在書中反覆出現。儘管她對自己生活的描寫經常有小說化的傾向，但這並不代表她在說謊，她解釋說：「我只想結束我的生命，那天晚上我漫無目的地開著車……我腦中有個模糊的念頭，我想結束這一切。我自動沿著熟悉的路開到了梅登黑德，到那裡我看見了那條河。我想要跳下去，但意識到我很擅長游泳，跳下來並不會溺死……然後我又回到倫敦，然後去桑寧代爾。接著從那裡去到紐蘭茲角。」

 

　　阿嘉莎累了；她非常痛苦。最後，她把過去24小時內不停思考的模糊計畫付諸行動，她說：「當我在路上開到一個地方時，我以為附近應該是下午經過的採石場，於是我把車駛下山坡朝採石場開去。我手放開方向盤，讓汽車繼續行駛。汽車猛然撞到不知道什麼東西，突然就停住了。我人撞在方向盤上，頭好像撞到了什麼東西。」

 

　　阿嘉莎的車被發現卡在樹籬裡，前輪「從採石場大坑洞的邊緣開過」。如果沒有樹籬，「汽車就會翻覆摔成碎片」。阿嘉莎似乎也嚇到了，她突然發覺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人生還是值得繼續活著。

 

　　就這樣，她從車內走出，茫然、痛苦，但還活著。頭部和胸部受了傷，她像夢遊那樣漫無目的地走在冬天的鄉間，她脫胎換骨了，她解釋說：「在這一刻之前，我都還是克莉絲蒂夫人。」現在，她已經把過去像死皮那樣拋在腦後。只有這樣她才能繼續活下去。她拋下了自己的汽車，離開了過往的生活，而這個舉動讓她的家人、朋友和警方很困惑。

 

 

　　多年以來，人們對於阿嘉莎‧克莉絲蒂失蹤案傾向在兩種觀點之間選邊站。一種是在車禍後的幾天，她處在解離性漫遊症（dissociative fugue）的狀態——一種由創傷與壓力引起的情況，在這種狀態下真的會幾乎忘記自己是誰；另一種說法是她是裝出來的，甚至是想嫁禍給亞契。不過只有一件事能肯定：1926年12月4日星期六和隨後的幾天內，阿嘉莎經歷了痛苦難熬的精神障礙，受到母親去世加上婚姻破裂帶來的創傷引起，而她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與自我意識。

 

　　那麼我們應該相信哪一邊呢？阿嘉莎的陳述指出，警察調查她遺棄的汽車的那天早晨，她當時「完全沒有記憶」。在一名心理治療師的幫助下，後來她開始填補空白的記憶，她回憶說：「我只記得當時我抵達一座大型火車站時，我驚訝地發現那裡是滑鐵盧車站。奇怪的是，那裡的鐵路部門沒有叫住我，畢竟我渾身泥巴，還把手上傷口流出的血抹在了臉上。」

 

　　阿嘉莎的大腦透過創造一個新的身份來保護自己免受更多痛苦，她說：「在我的印象中，我成為來自南非的特蕾莎‧尼爾（Teresa Neele）夫人。」這個人跟亞契的情婦有相同的姓氏，而且來自她跟亞契曾經幸福生活過的地方。阿嘉莎多年後說道：「你無法書寫自己的命運，但你可以讓角色做你喜歡做的事。」所以，她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新的角色，一個她能為所欲為的角色。她最想做的就是逃離克莉絲蒂夫人那種不堪的生活。

 

　　「特蕾莎‧尼爾」到了國王十字車站，買了一張前往溫泉勝地哈羅蓋特的火車票。

 

　　她的火車抵達時，冬天的陽光已經暗淡。她搭計程車到了名為水療飯店的地方入住，明顯是隨機挑選的。她一直喜歡到飯店隱姓埋名，經常一個人待在飯店裡寫作。

 

　　阿嘉莎辦理入住的時候沒有帶行李箱，她解釋自己最近剛從南非回來，行李都寄放在朋友那邊。她報出了自己的名字「特蕾莎‧尼爾夫人」，並且用她平常的字跡在登記簿上簽名。

 

　　飯店經理泰勒後來指出，這位客人「住在一樓一間還不錯的房間，配有熱水和冷水」。她對每週七畿尼的價格絲毫沒有猶豫，經理說：「她似乎想要多少錢就有多少。」

 

 

　　阿嘉莎的房間是由一位名叫羅西‧艾許（Rosie Asher）的年輕女服務生所服務，她似乎密切觀察著阿嘉莎。艾許發現「尼爾女士」幾乎沒有帶任何東西，但又迫切地希望生活能井然有序地開始。她下樓吃了晚餐，甚至參加晚上的舞會，其中一人後來回憶說：「克莉絲蒂夫人來的那天晚上，我和她跳了舞，她會跳查爾斯頓舞，但沒有跳得很好。」

 

　　阿嘉莎似乎很享受這種不確定的生活，她的女服務生說，星期日當警察還在薩里唐斯搜尋她或她的屍體時，阿嘉莎「一覺睡到了早上10點，慵懶地在床上吃早餐，然後就出門了」。

 

　　週一早上，艾許注意到阿嘉莎「在床上吃早餐時看了倫敦的報紙」。阿嘉莎‧克莉絲蒂失蹤的報導本來就很難避開，但她設法把這件事拋諸腦後。她開始添購新衣櫥，那天逛完商店的晚些時候，包裹陸續送到了她的房間：新買的帽子、外套、晚宴鞋、書籍和雜誌、鉛筆和水果，以及各種盥洗用品。

 

　　人們注意到她手裡通常拿著一本書。她去過國會街的WH史密斯圖書館，那裡的圖書管理員「從她的選書品味中，得知她對煽情與神秘小說的偏愛」。

 

　　那天晚上，阿嘉莎穿著得體的晚禮服，戴著一條新買的「花俏披肩」下樓吃晚餐。飯店員工表示「她結交了很多朋友」，她打撞球，甚至大聲唱歌。在飯店娛樂場所服務的科貝特小姐（Miss Corbett）發現「尼爾太太」的新披肩上面還別著75先令的價格牌，一位客人戲謔地說：「所以這就是你整個人的價值嗎？」她不疾不徐地回應：「我想我的價值遠不止這樣。」

 

　　久而久之，人們開始懷疑「尼爾夫人」的來歷。畢竟，12月7日星期二，《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的頭版上刊登了一幅失蹤者肖像。兩人的相似之處難以忽視，飯店經理回憶說：「她來住了大約四天後，我的妻子跟我說：『我深信那位女士就是克莉絲蒂夫人！』」泰勒覺得妻子的說法很「荒謬」，但她並不是唯一一個這麼相信的人。

 

　　第二天，《威斯敏斯特公報》（Westminster Gazette）報導稱，至少300名警察和特種警察參與了薩里郡的搜查行動，他們很確信正在尋找一具屍體。

 

　　但阿嘉莎毫不在意，因為現在的生活好多了，她後來說：「作為尼爾夫人，我感到非常快樂與滿足。」

 

　　她說：「在哈羅蓋特，我每天都讀到克莉絲蒂夫人失蹤的消息……我認為她的行為很愚蠢。」一位賓客記得她說過：「克莉絲蒂夫人是一個很難捉摸的人，我不能因為她的事情而苦惱。」另外，根據這位證人所述，阿嘉莎開始出現精神苦悶的跡象，：「她會把手按在額頭上說：『這是我的頭，但我無法回想。』」

 

 

　　與此同時，亞契緊張又害怕自己的不忠行為會被報紙披露，因此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他不明智地接受《每日郵報》的採訪。或許是為了轉移人們對南希‧尼爾的關注，他提出了一個假設：妻子可能是故意失蹤的。他對一名記者說：「我的妻子曾討論過突然消失無蹤的可能性……策劃一場失蹤始終縈繞在她的腦中，也有可能是為了寫作，我個人認為這就是真相。」

 

　　然後他接著為自己辯解，反駁人們指控他不是好丈夫：「那些說我跟妻子在星期五早上吵架發生爭執的言論絕對不是真的……我強烈譴責人們對這件事情散布流言蜚語……」

 

　　讀者們肯定認為他的辯解太多了。

 

　　12月11日星期六早上，《每日電訊報》（Telegraph）大版面刊登了一則廣告，打著「失蹤小說家阿嘉莎‧克莉絲蒂作品」的字眼宣傳即將連載的《高爾夫球場命案》（The Murder on the Links）。顯然這是阿嘉莎的出版商下的標語，不可能是她本人的主意。

 

　　阿嘉莎已經看膩了那些失蹤報導。星期天早上，沒有人把報紙拿進臥室。

 

　　週二，《每日郵報》發表了一篇社論。作者認為，如果阿嘉莎‧克莉絲蒂還活著，「她必須準備好承受『這個無情的惡作劇』對親屬造成的極大焦慮，以及對公眾帶來高昂的經費支出」。

 

　　遺憾的是，阿嘉莎的許多傳記作者，尤其是男性傳記作者，想法都跟當時那些男性警察和記者差不多，其中一位作者說：「她故意——事實證明了這點——把謀殺的嫌疑推給自己的丈夫。」

 

　　從那時起，這個理論便傳播到電影和小說之中。溫柔的人認為她是飽受委屈的女人，有一種可理解的復仇欲望。更極端的——尤其是1979年上映的電影《Agatha》——則把她塑造想冒充成南希‧尼爾的兇手。因此，這樣的不公正一直存在。

 

　　是時候從不同以往的角度看事情了：聽阿嘉莎‧克莉絲蒂說了什麼，理解她有一連串被貼上「失憶」標籤的無用經歷，或許最重要的是，當她說她飽受痛苦時，至少要相信她。

 

　　在薩里郡尋找她的警察和公眾並不知道，約克郡正迅速把事件推向結尾。週日晚上，兩名男子到哈羅蓋特警察局報案，他們懷疑克莉絲蒂夫人住在他們工作的飯店內。

 

 

（本文為《Agatha Christie: An Elusive Woman》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Agatha Christie: An Elusive Woman》─Lucy Worsley，2022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