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世紀以來，人類的頭髮引發了無數的文化衝突。蛋白質構成的頭髮被涵蓋在各種定義之中：文明與野蠻、謙虛與虛榮、貞潔與肉慾、有序與無序。最重要的是，頭髮被緊密地跟性取向和性別連結。生理機制讓頭髮不斷長出，但文化的問題卻是：留多長、剪多短、髮型怎麼設計、如何吸引目光與保持低調。

　　藝術歷史學家艾曼紐爾‧盧格里（Emanuele Lugli）所說的「基督教霸權對頭髮的貶低」的最佳代表可能是十三世紀神學家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作為一名修士，阿奎那通常被描繪成光頭，而光禿的頭頂代表著謙遜。阿奎那延續了早期教會之父──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將頭髮、尿液和糞便都歸為肉體「冗餘之物」的觀點。這些東西在審判日來臨時都不會隨肉體一同復活，因此頭髮完全不重要。

　　然而，「天堂裡大家都沒有頭髮」的觀點不被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藝術家所接受。在這個時期，義大利半島復興的古典思想之一是把複雜的髮型作為女性美貌的裝飾物之一（至少對男性來說是如此）。尤其是古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的《愛的藝術》（Ars Amatoria）激起了當時人們對頭髮的崇敬之情。

　　桑德羅‧波提且利（Sandro Botticelli）是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頭髮畫家，其中一個例子是約於1480年代初期所創作的《Idealized Portrait of a Woman》（據稱畫中主角為義大利貴族女性西蒙內塔‧韋斯普奇〔Simonetta Vespucci〕），這名女性長髮飄逸、紮著馬尾、編著辮子、紮著花冠、在蜜金色的頭髮上裝飾了兩百多顆彩繪珍珠──在那個年代，於公共場合佩戴珍珠違反了佛羅倫斯的奢侈法。

　　盧格里寫道：「雖然人們對頭髮創意的可能性很感興趣，但頭髮若不能變成任意形狀的線條，那又算什麼呢？沒有人能像波提且利那樣運用其複雜性。波提且利作為畫家的前20年中，將獨特的髮型作為他的繪畫招牌。這個策略成功了，因為迷人的頭髮成為了女性魅力的先決條件。」

　　不過，這個策略也讓波提且利在教會中沒有朋友。頭髮不僅是神學上的冗餘之物，而且還被貶低成對永生靈魂毫無價值的東西。長在女性頭上的頭髮也可能是一種心理威脅：女人的頭髮是一道陷阱，引誘著男人和男孩的慾望。以吉羅拉莫‧薩佛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1490年的話來說，在禁欲主義的虛榮之火（Falò delle vanità）事件爆發的八年前（最後他在當初點燃「虛榮之火」的地方被處以火刑燒死），他宣稱參加彌撒未戴面紗的婦女和女孩是「天使與祭司」的陷阱。

　　盧格里寫道，儘管波提且利的彩繪頭髮強烈地吸引了觀者的目光，但他的所作所為在當時的環境中相當不利。宗教壓迫最終勝出了，到了1490年代，波提且利「不再繪畫令人稱奇的頭髮，而是將其蓋在厚重的布料下，或者把它們變成波浪狀、每根長度相同的重複條紋」。波提且利繪製男性頭髮也毫不遜色，但他最後似乎還是在頭髮主題上退讓了：約1500年完成的《救世主基督》（Christ the Redeemer）是「唯一一幅他仍然細心繪製頭髮的晚期畫作」。

　　盧格里指出，「直到近代，人們對頭髮的關注還是停留在藝術史的邊緣」。比如，著名的藝術鑑賞家伯納德‧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認為達文西（Leonardo de Vinci）筆下的光頭畫作是文藝復興時期最好的作品，盧格里形容這種評論說：「這是受到父權道德主義所支撐，而這種觀點塑造了藝術史的學術研究，至今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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