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Mumu Dylan

 

　　莎拉・舒爾德（Sarah Shourd）的精神狀態心智隨著被關押入獄後兩個月開始走下坡下滑，她幻聽到不存在的腳步聲，和看到閃爍光線的幻像覺，她每天大部份的時間都蜷縮四肢在地，並透過門縫偷聽。

 

　　那個夏天，32歲的她與兩名朋友前往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山區登山，卻誤入伊朗邊境而遭到伊朗軍隊逮捕。他們被指控從事間諜行動，單獨關押在德黑蘭埃文監獄裡各自的狹小牢房內。在她被釋放之前，忍受將近一萬個小時並鮮少與人接觸。其中一個最煩擾她的影響，就是開始產生幻覺。

 

　 　「在我所見的周遭，我開始看到閃爍的光線，當抬起頭觀看四周去找尋光線來源時，卻什麼都沒看到。」2011年她在紐約時報上這樣寫道：「有一次，我聽見有人在尖叫，而其實並沒有。直到我感覺一個友善的守衛將手輕拂我的臉龐，試著讓我回過神來，我才意識到尖叫聲是源自於我。」

 

　　我們時不時的會希望能夠獨處，逃離同事的請求或是麻煩的人群。但人類並不能只有孤獨。對大多數人來說，長時間的與社會隔離一點好處都沒有，尤其是精神狀態上。我們知道這不僅是像我們看到舒爾德親身經歷過的報告，而且從研究隔離和感官剝奪造成影響的心理學實驗報告來看，有些實驗由於受試過程產生極端和離奇的反應，使得實驗不得不被迫取消。為什麼當我們真實地面對自己時，心智瓦解的程度如此巨大，而我們有沒有辦法去阻止它？

 

 

　　我們已經知道隔離在理論上是對我們有害的。長期孤獨的人們血壓偏高，抵抗力也較差容易受到感染，也更容易患上阿兹海默症和老年癡呆症。孤獨也會干擾廣泛的日常運作，像是睡眠模式、注意力、邏輯能力和語言理解。影響這些背後的作用機制目前還不清楚，但已知的是與社會隔絕會釋放出極端的免疫系統反應－壓力激素和發炎症狀的級聯效應。合理的問題原因或許是出自遠古時代的祖先，當從群體分離出來後會承受著極大的生存風險，結果來說對我們多半是有害的。

 

　 　然而，孤獨造成的最深刻影響有些是在精神上。首先，孤獨將會弄亂我們的時間觀念。報告指出，那些很長一段時間生活在暗無天日地底的人，產了諸多變化，包括「時間平移」。1961年，法國地質學家米歇爾・西佛伊（Michel Siffre）主導了一個預計兩週的科學研究，他獨自進入南阿爾卑斯山一個被冰河覆蓋的洞穴，想知道黑暗環境會帶給人類什麼影響，他毅然放棄攜帶手錶並且「活得像動物」，最終他在那裡住了兩個月。同時他的研究團隊在地面上進行測試，他們發現當時間過了五分鐘，在洞穴裡的西佛伊卻以為只過了兩分鐘。

 

　　這種「緩慢時間」的相似研究模式，還包括義大利社會學家兼洞穴探險愛好者的蒙塔比尼（Maurizio Montalbini）。1993年，蒙塔比尼在義大利佩薩羅附近，一個由美國太空總署（NASA）設計用來模擬太空任務的地下洞穴裡生活了366天，也打破了自己所保持的在地底生活時間的世界紀錄。當他回到地面時，他深信只過了219天而已，而他的睡眠和甦醒週期幾乎長了一倍。在此之後，研究人員發現，在黑暗中生活的人最終會調節到48小時週期：也就是36小時活動伴隨著12小時的睡眠。背後的原因目前仍不清楚

 

 

　　不僅是他們的「時間平移」，西佛伊和蒙塔比尼在報告中同樣都有著精神狀態不穩定的時期。但是這些經驗都無法與二十世紀中葉惡名遠播極端的感官剝奪實驗相比。

 

　　在1950和1960年代，中國傳出將使用隔離監禁的方式，來「洗腦」韓戰中被俘虜的美國戰俘，而美國和加拿大政府也躍躍欲試。他們的國防部門資助了一系列今日可能被視為有倫理道德瑕疵的研究項目。

 

　　最為廣泛就發生在蒙特婁的麥吉爾大學醫學中心，由心理學家唐納德・赫布主導的研究。麥吉爾大學的研究人員請來受僱的志願者（主要是校內的大學生）花幾天或數週的時間將自己關在隔音的房間內，並剝奪與人類有意義的接觸。研究的目的是將感官的刺激減少到最低，來看看什麼也沒有發生的時候，受試者會有什麼反應。他們儘量減少受試者能感受、看到、聽見和接觸，讓他們使用半透明的護目鏡、棉質手套和超出指尖的厚紙板袖子。正如當時《美國科學雜誌》報導，他們必須趴在U型的海綿枕頭上以抵制噪音，並且設置了空調裝置用連續的嗡嗡聲來掩蓋其他細微的聲音。

 

　　實驗僅僅過了幾個小時，學生們便強烈的躁動起來。他們開始渴望刺激，試圖用說話、唱歌、吟詩的方式靠自己打破單調的環境。後來，許多人變成焦慮或非常情緒化。他們的心裡狀態也遭受影響，算數和字詞聯想的測驗變成一件難事。

 

 

　　但最令人擔憂的影響是產生幻覺。他們開始看到光點、線條或形狀，最終演變成詭異的場景。如松鼠踏著麻袋站在他們肩膀上或是眼鏡沿著街道遊行。受試者無法控制他們看見什麼：有的人只看到了狗，另外一個卻看到嬰兒。

 

　　他們之中還有人經歷了聲音的幻覺：例如音樂盒或合唱團。還有人會幻想被東西接觸：一個人感覺被槍擊出的火球打到手臂；另一個人伸手摸了門把感覺到自己被電擊。

 

　　當受試者從實驗中脫離後，他們發現自己當時的意識已經扭曲，深信整個房間是移動的，或者物體會不斷變化形狀和大小。

 

 

令人痛苦的結束

 

　　研究人員原本希望觀察受試者數星期，但他們將實驗期程縮短，因為他們太心疼進行過程。少數的受試者持續超過兩天，而沒有一個超過一星期。在實驗結束後，赫布將研究結果寫在美國心理學家期刊上：「實驗讓我們非常不安⋯⋯在世界的另一頭聽到中國人洗腦戰俘是一回事；在自己的實驗室又是另一個發現，這項實驗僅是將健康的大學生帶走了往常的視覺、聽覺以及身體接觸，一直到基礎。」

 

　　在2008年時，臨床心理學家伊恩・羅賓斯（Ian Robbins）與英國BBC合作重建赫布的實驗，六名志願受試者隔絕在前核子掩體裡的隔音房間。得出的結果是相似的，受試者承受了焦慮、極端情緒、偏執和明顯惡化的心理機能。他們同樣出現幻覺：像是五千個空牡蠣殼堆、蛇、斑馬、很小的車子、飛起來的房間、蚊子和圍繞在四周嗡嗡作響的戰鬥機。

 

　　為何大腦會發揮失去感知這樣的把戲呢？認知心理學家認為，一部份的大腦正在處理像是感官知覺這種持續不斷的訊號，並且也習慣處理大量的信息，像是視覺、聽覺和其他環境信號。但是，當缺乏信息的時候，羅賓斯說：「各種不同的神經系統仍然不間斷的將信息傳進大腦的中央處理器，但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沒有意義的。因此一段時間後，大腦開始製造意識給它們，讓它們能夠進入模式。」它創造了全部圖像但僅輸出給部分的系統。換句話說，大腦試圖從提供給它很少的訊息中構建一個現實，然而最終是創造了一個幻想的世界。

 

　　諸如這種精神上的故障也許應該不會感到驚訝。一方面是我們知道，其他靈長類動物在孤獨中過的並不好。其中一個最生動的例子是心理學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於1960年代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對恆河猴的實驗，他將初生的幼猴隔絕在籠裏，剝奪牠們社交接觸數月甚至數年。據他觀察這些猴子即使經過三十天仍會產生「極大的不安」，而一年後將會「抹殺」牠們的社交能力，無法用任何形式互動。另一個已經在人類社會中觀察到類似的社交能力喪失事件：20世紀90年代初解救羅馬尼亞孤兒院的孩子，這些孤兒從誕生成長以來完全被禁止與社會接觸，使他們有嚴重脫序的行為和附加的心理問題。

 

 

 

　　其次，我們推論出這意味著我們的情緒狀態主要是透過與他人的接觸。生物學家相信，人類的情緒進化，是因為情緒讓遠古的祖先們互相扶持合作受益於群居生活。情緒主要的功能是社交，伴隨著孤獨時調解我們的恐懼、憤怒、焦慮和悲傷的感受，並幫助我們確定自己是否適合在群體，但沒過多久情緒會開始提供我們一個扭曲的自我意識，感知破裂或產生深遠的不理性行為。似乎如果一個人獨處太久，本應調節社交生活的機制將轉而打倒我們。

 

　　今日的美國有兩萬五千名囚犯關押在「超高度安全級別」的監獄裡。由於沒有社交互動，「極度危險級囚犯」沒辦法測試自己的情緒或是幻想思考是否正常。目前在加州伯克利的萊特研究所，曾採訪過數千名極度危險級囚犯的法醫兼精神病學家泰瑞・庫柏斯（Terry Kupers）這樣說道。這也是為何裡面許多人都患有焦慮症、偏執和強迫性想法的原因之一。心理學家克雷格・漢尼（Craig Haney）是加州聖克魯斯大學和美國囚犯精神健康領域的權威，他認為有些囚犯是刻意與監獄工作人員引發殘暴的衝突，純粹是重申自己的存在，並希望人家記住他是誰。

 

 

應對策略

 

　　然而，社交孤立並不總是使人衰弱。有些人會比別人更善於應對？而你能訓練自己去抵抗最糟的影響？在這方面，科學家並沒有太多的答案，但至少我們可以期望在被隔離的狀態下，從個體的經驗教訓中茁壯成長（或是苦苦掙扎）。

 

　　當舒爾德被監禁在伊朗時，她無疑是最不具備應對能力的人選，他從監禁出來時看上去非常憂鬱。人們在她的處境下，會覺得世界瞬間顛倒，而且並沒有什麼有效的方法能幫助他們從困境中找到意義。他們必須設法以任何方式找到身處困境的意義，不然日以繼夜的現實情況將會讓精神脫離自身，這是獨處時一項艱鉅的任務。

 

　　沙赫雷斯塔尼（Hussain Al-Shahristani），他曾是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的首席核子顧問，但他因為道德理由拒絕配合發展原子武器，被折磨並關押至巴格達附近的阿布格萊布監獄。他在長達十年的隔離監禁過程中，透過抽象的世界尋求庇護，編造數學問題並解題來保持理智，而他現在是伊拉克的副能源部長。伊迪絲・波恩（Edith Bone）有醫療學術專長並是翻譯學家，她被二戰後的匈牙利共產黨政府以「間諜」名義拘捕關押，在七年單獨監禁期間也用類似的因應策略防止自己精神錯亂。她利用監獄提供的乾麵包做出算盤和排列出六種語言字彙表，將其琅琅上口。

 

 

　　如果你來自軍事組織，對這類的經歷可能會更容易去應付。柯朗・弗萊徹（Keron Fletcher）是任職於英國皇家空軍的心理顧問，他協助匯報情況並治療人質並負責模擬拘禁和審訊練習，為軍人做好如果被俘虜後的衝擊做好心理建設。

 

　　他說：「他們教導你應對這種情況的基礎知識。還有必須知道你的同袍會盡全力設法營救你回來團聚，我認為軍人不太可能會感到無助或是絕望。當絕望和無助伴隨著你將是可怕的東西，它會削弱士氣和你的應對能力。」

 

　　美國參議員約翰・麥肯（John McCain）是受軍事思維訓練並賦予他心理優勢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曾在越戰時被俘獲成為戰俘長達五年半，在此期間他拒絕屈服於審訊，實際上這似乎讓他更為堅強。不過注意到他描述被單獨監禁兩年的情況：「孤獨，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它會擊垮你的意志力，而且比起其他形式的虐待，這有效地削弱你的抵抗力。開始感到絕望是立即性的，它是個強大的敵人。」

 

 

極端的現實環境

 

　　研究人類如何應對孤立的心理學家，已經從個人探險家和登山家身上學習到許多。對於許多冒險家失去人類的陪伴（儘管是自願的），風景本身可以充當一種有效的替代品，將他們抽離出來進入周圍美麗或壯觀的景色。在挪威卑爾根大學的心理學家格羅・珊朵（Gro Sandal）先後採訪許多探險家，關於他們在極端的環境如何適應孤獨。他們指出以超越自身現實狀況的方式是常見的應對機制。「這讓他們感到較安全，也使他們覺得自己並不孤單。」

 

　　相似的心理機制也能夠解釋為什麼遭到海難的水手，漂流到荒島時會將無生命的物體人格化。在某些情況下創造出一群幻想的朋友，並與他們分享孤寂，這聽起來很瘋狂，但極很有可能是為了抵抗孤獨而生的有效策略。採取這種方式的像是航海家艾倫・麥克阿瑟（Ellen MacArthur）在2005年獨自航行環遊地球的破紀錄旅程上，也將她的三體船取名為「Mobi」。航行途中，她在發送給支持她的團體電子郵件中署名「愛你們的艾倫和Mobi」，並在她的出版帳戶中使用複數的「我們」而不是「我」。

 

 

 

　　沒有比柏纳德・摩特歇（Bernard Moitessier）和唐納德・克洛赫斯特（Donald Crowhurst）兩人的故事，更能展現出孤獨的力量能夠擊沉一個人，同時也能舉起另一個人這樣錐心刺骨的景象。他們兩個是在1968年星期日泰晤士報金球獎環遊世界帆船賽上的競爭對手。這場比賽的獎杯會頒給第一個獨自完成不間斷航行地球一周的航海家，結果最後由出人意料之外的初學者羅賓・諾克斯・約翰斯頓（Robin Knox-Johnston）耗時313天完成。

 

　　他似乎享受與自己的船共度的孤獨時光，但遠不如另一個選手摩特歇，一個來自法國的苦行者，他會在甲板上練習瑜伽並且餵海鷗起司。摩特歇發現這趟旅程非常的充實，並且對即將返回到文明世界的想法覺得反感。最後他放棄了可能贏得比賽勝利的好機會，純粹不停地繼續航行，再經過航行地球超過一圈半後，最終在大溪地落腳。他宣稱：「我繼續不間斷的前進，因為我很高興身在海上。也許是因為我想要拯救我的靈魂。」

 

　　同時另一方面，克洛赫斯特從一開始就遭遇困難。他在沒有準備充足的情況下離開英國，並且發送關於預計行程的造假進度報告，實際上他從未離開大西洋。他漫無目的漂流在南美洲海岸數個月，開始變得越來越沮喪和孤獨，最後他回到艙房內整理幻想出來且雜亂無章的兩萬五千字哲學論文，隨後一躍跳入海中自殺，他的遺體沒有被尋獲。

 

　　我們可以從這些忍耐和絕望的故事中獲得什麼資訊呢？最明顯的一個是按照常理來看，當我們與脫離其他人時會明顯的變弱。就如作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所寫的：「孤獨往往是不幸的總和」。然而，樂觀的看待它似乎也有同等效力：即便我們是孤獨的情況下，它也許可以連結我們自身，來尋找慰藉超越自我，它有助於我們有所準備，並做好心理建設。但是我們不應該低估自己的想像力，來打破監獄的高牆和穿透冰冷的洞穴，或是幻想出虛構的夥伴來陪伴我們。

 

 

原文出處：《BBC Future》

 

圖片credit：kygp@flickr、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