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Mumu Dylan

　　反烏托邦小說一向被出版社視為銷售平平的小眾市場，但近年來在歐美地區的青少年讀物中，瞬間成為最受矚目和歡迎的文學類型。像是洛伊絲・洛利（Lois Lowry）理想國四部曲中的《記憶傳承人》（The Giver）、蘇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撰寫的《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和韋羅妮卡・羅思（Veronica Roth）的《分歧者》（Divergent），這類型讀物近幾年陸續被改編成電影並且屢創票房佳績，進而讓許多家長消費購買原著和週邊商品給自己的孩子。

　　而還有一些政治傾向左派的家長，他們覺得這些反烏托邦小說，應有助於改善孩子對像是《哈利波特》中含有右派思想的魔法學校和超自然力量的幻想。也因此他們認為這類反烏托青少年文學是絕佳的教材，能讓孩子從中學習如何「質疑反對權威」，畢竟書中的內容通常是描述主角揭露書中社會醜陋的謊言，並且對當權者反抗。可是，這些左派家長的美好想像，很有可能是錯誤的。

　　如果將時間拉回到他們成長的年代，我們可以理解這樣的想像也許是正確的。畢竟他們青少年時期閱讀的是像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或是改編成電影的《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他們只是將所得到的東西投射到現代社會。

　　有別於現代社會，幾十年前的政治氛圍是個左派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將會帶來地獄」，而虛構小說盛行的時期。反烏托邦小說便從喬治・歐威爾開始興起，他的左派思想與社會主義密切連結，並且影響至1960年代的小說家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狄克後來寫出了著名的《銀翼殺手》，看見了後世界末日時代的世界裡，一個巨大的全球私人企業已經實質的取代了國家和政府。

　　類似於專制政權主題的還有像是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同時第二波女權主義學者經由閱讀賽博朋克（cyberpunk），贊同裡面反父權、反資本主義的思想。賽博朋克的代表作家之一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科幻小說裡，在當時也擁護著美國著名左翼批評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理論。那時候在資本主義政治體系下的反烏托邦，是左派令人尊敬的「文化戰略」，它的主導地位一直到1993年左右才逐漸消退。巧合的是，那時的老左派逐漸開始凋零，而另一股思想「新自由主義」興起，使得當今社會許多青少年最愛讀的反烏托邦小說，隱隱與右翼思想互通聲氣。

　　你可能會抱持一個疑問：這些內容都講述有關於自由、真理和壓迫社會啊？但那些由《饑餓遊戲》、《分歧者》之類的反烏托邦小說所主張的背後涵義，反倒更像是在宣傳資本主義。

　　你可以回想一下，這些故事背景大多講述大災難之後來臨的全面控管或集權政府。像是羅思的三部曲：《分歧者》、《叛亂者》和《赤誠者》中因為戰亂，芝加哥建立五個派別，並依照其基因性格分門別類；在《記憶傳承人》裡，專家們無法忍受人類的情緒痛苦，並建構出一個全面控管的同化社會；而《饑餓遊戲》裡，在那場吞噬土地與人口死亡的災難後，施惠國因此從廢墟中誕生，並建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壓迫政府。

　　它們在書中讓每個人可以各司其職，男女平等的工作，被視為剝奪個人思想的邪惡社會結構，但這樣的想法其實曾經是社會主義者的長遠計劃之一，最初是由俄國共產主義者亞歷山德拉・柯倫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所提出的主張。而在這些書籍中，最後總是會有一個「英雄人物」挺身而出推翻「邪惡組織」，並且帶領書中的人們走向自由，完全符合右派所擁護的個人英雄主義。

　　將這些書籍的內容綜觀來看，其實是在對左派過去悠久的歷史提出控訴和不滿，並且隱隱地在傳達右派的美好。書籍用策略式的敘事內容，傳遞了與最初反烏托邦小說相反的政治傾向給現今的孩子。所以如果你自認是左派並進步的家長，可能需要重新的審慎思考：現在的青少年反烏托邦小說，是否真能教導你的孩子抵抗強權，而不是臣服於市場機制？

圖片出處

Wikipedia、Musings of a Muse、Animapp、MTV、W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