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和藝術領域中，名人相互影響是很常見的事。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曾在著作《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中提到：「詩的影響力（當它涉及到兩個真正強大的詩人時），總是會經歷誤讀前輩原意，而這種修正創意表現的誤釋，實際上是真實且必要的。」布魯姆稱這種誤釋為「隱蔽」（misprision），是兩位藝術家被廣闊的時間與空間鴻溝分隔的地方：如同但丁對T·S·艾略特的影響，或是莎士比亞之於赫爾曼·梅爾維爾。

　　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詹姆斯・喬哀思（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的生命中，也曾有影響他的人物存在。在喬哀思的研究中發現，奠基他現代主義思想最直切的文學英雄是挪威劇作家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他被認為是現代現實主義戲劇的開創者。

　　喬哀思早在學生時期就曾讚美和捍衛易卜生的爭議議題，不論是1900年他在都柏林大學發表的演講，或是同年他刊載於倫敦雜誌雙週評論上的一篇文章，都顯示他是易卜生的超級粉絲。

　　同時，喬哀思的文章《易卜生的新戲劇》（Ibsen’s New Drama）傳達到易卜生本人耳裡，讓易卜生反應熱烈，因而透過英語翻譯威廉・阿契爾（William Archer）表達對喬哀思的讚賞之意，他稱喬哀思的文章為「velvillig、benevolent（挪威文意為仁慈的）」。阿契爾透過信件轉達易卜生的情緒後不久，開始了喬哀思和阿契爾之間為期三年的書信往來。1901年易卜生73歲生日時，喬哀思沒有透過阿契爾，直接寫了一封信給他，表達對易卜生反應的感謝。以下為信件全文：

　　尊敬的先生，

　　來信祝賀您73歲生日，祈望您的願望都能達成。

　　您也許還記得，不久前您公布的新劇本《當死人醒來時》（When We Dead Awaken），《雙週評論》裡讚賞的英語評論之一中曾出現過我的名字。我之所以知道您已經看過了，是因為威廉・阿徹先生寫信給我，他告訴我您說：「我已經讀過，或者該說是讀懂了在《雙週評論》上詹姆斯・喬哀思的評論，他的文章非常仁慈，如果我有足夠的語言能力，我應當大大地感謝他。」（在我的認知中，依您的語言無法辦到，但您知道的，我相信你能夠正確解讀我的意思。）很難用言語告訴您，當接到您的訊息時我有多麼感動，我還是一個年輕、非常年輕的男子，或許我如此厚臉皮的說詞將逗笑您。但我相信，如果您回到過去，如同我一樣是個尚未大學畢業的學生，如果從您備受推崇的人口中贏得讚賞，試想對您將會有何種意義，您就會明白我的感受。只有一件事令我感到遺憾，那就是讓您讀到這樣一篇不成熟又草率的文章，我寧願用其他更好、更有價值的東西來贏得您的讚美。那種不會有任何特意愚蠢的文章，但我也無法多說什麼。這可能會干擾到您在工作上對年輕小伙子的憐憫心，但是我相信您更喜歡魯莽到無力的「文化」悖論。

　　我應該多說些什麼呢？我透過大學這既未知又已知的微弱和黑暗，公然地敲響您的名字。我為你宣稱您在戲劇歷史中應有地位。我已經表明了我所看見的，是您最傑出的長處：您遠大的客觀力量、您的短評、您的諷刺、技術和管弦樂曲般的和諧，上述這些使我有所提升。別把我看作是英雄崇拜者，我並非如此。當我在社論等地方談到你時，我著重在關注，而非徒勞地說胡話。

　　但是，我們始終保有最親密的東西給自己。我沒有告訴他們我必將自己最親近於你；我不會告訴他們，能依稀得知您的生活是我何等的驕傲、您的戰役是如何啟發了我（不是那些膚淺的文字筆戰，而是那些面對面贏得的戰鬥）。您頑固堅決地奪回生活中的隱私令我感動、而您面對公眾對藝術的重砲、朋友和陳腔濫調的無動於衷，走進靈魂之光的英勇行徑。而這正是現在我寫這封信給您的緣由。

　　您在地上的工作行將結束，而您即將步入寂靜，對您來說已是暮色蒼茫之時。很多文章都是這樣描寫這類的事，但他們不知道，您只是開闢了行至《約翰·加布里埃爾·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終結的道路，而這就是它的精神真理所在：您最後一部戲的代表人物，我把他拆開，但我相信更高、更聖潔的啟示就在這裡。

　　作為您曾提及的年輕一代一員，我在此獻上問候：不因我是無名，您是耀眼而卑微；不因您是老人，我是年輕人而傷悲；不放肆，也不矯情。但帶著快樂、希望與愛，我祝賀您。

忠於您的

James A. Joyce

參考報導：

Open Culture 

圖片出處

Wikimedia、Cabare de Virg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