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前南韓導演金基德在拉脫維亞因為武漢肺炎過世，享年59歲。這位曾經執導許多暴烈、怪誕但又美麗電影的導演，生命最後幾年遠離家鄉，過著實質上是遭到流放異域的生活。

 

　　金基德的電影具有非常讓人難忘的西方宗教畫意象，舉凡《援交天使》、《聖殤》、《莫比烏斯》皆是如此。出身軍隊與神學院的奇異經歷，則似乎可以解釋他作品中無可掩飾的殘暴、罪惡、性慾等等主題。只是在世界各大影展屢有斬獲的他，在2018年的MeToo浪潮中被揭發曾逼迫不只一位女演員與他發生性關係，並動手毆打不聽從他要求的女性。影響所及，即便是以高壓著稱的南韓影視產業也容不下他的所作所為，於是金基德被「取消」了。

 

　　但是金基德沒有真的消失，他離開南韓前往俄羅斯發展，在那個社會裡他的才能依然受到尊敬，而我不知道俄羅斯人怎麼思考金基德過往的性暴力問題。在瘟疫蔓延，金基德貌似淒涼客死異鄉之後，我們大概也永遠不會知道，金基德本人是怎麼思考自己對女性犯下的惡行。

 

　　南韓影壇「取消」金基德似乎比好萊塢「取消」伍迪‧艾倫還更容易一點。金基德的作品究竟是偉大還是粗糙，是絕倫藝術還是色情猥褻物，對於保守人士來說總還有爭議空間。伍迪‧艾倫在那麼長的時間裡都是無害的才子文青的形象，即便他後來娶了前妻的養女宋宜，「那又怎樣？」除了狄倫‧法羅自己模糊的記憶以外，無人能夠證明伍迪‧艾倫是否曾經猥褻幼女。

 

 

　　在官司打不下去的時候，或者官司早就結束，社會卻依然不滿足的時候，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作為正義的替代方案登場。凱文‧史貝西被踢爆曾在多年前猥褻當時未成年的男星安東尼‧瑞普，於是他直接就在《紙牌屋》裡被賜死。相關指控層出不窮，儘管直到現在，凱文‧史貝西都還沒因為任何一項指控而獲罪入獄，但是作為演員的他可以說已經死了。再沒有戲約，他的臉孔也從流行文化中遭到連根拔起，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不可能再說自己喜歡《美國心玫瑰情》，因為這樣似乎暗示長期以來對弱勢者的猥褻跟性侵是可接受的。

 

　　我明白凱文‧史貝西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我也相信鼓起勇氣指控他性侵的人說的是實話。只是，他如今的不堪處境，卻逼得我不得不回頭反省，究竟「社會性處決」演員凱文‧史貝西，是否就是我們的目的，還是這只是為了達到目的所採用的手段？如果是，那麼我們追求的目的又是什麼呢？畢竟，這是件多麼奇怪的事情，這個人分明就沒有死，我們卻必須當成他死了那樣的對待他。一開始，我真的以為MeToo與取消文化是一場人類文明的奇蹟與勝利。畢竟這一切似乎是從美國影視巨擘哈維·溫斯坦的醜聞跟倒台開始，醜聞的內容並非那麼新奇，曾經哈維·溫斯坦是個「重要到不能倒」的大人物，許多業內女星都曾經被迫與他發生性關係。這醜聞簡直無聊到不行，只要有權力結構就有濫用的人，這不是常識嗎？但新奇的卻是美國社會忽然決定「這再也不可接受」了。

 

　　這些多年來發生在女性身上，一再重演的暴行，終於被叫停了。真是不可思議，不是嗎？

 

　　經過唯美國社會風向是瞻的全球各國主要媒體報導之後，說出受害經驗的行動有了「MeToo」這個名字，彷彿一夜之間，抵抗來自結構的性騷擾與侵害因為有名字變得有了正當性。但擁有名字的同時，卻也覆蓋了其他社會中本來就有的改變行動。譬如，抵抗性騷擾的聯合行動在德國的標語是「Aufschrei」，明明就比Metoo更早，卻淪落到被稱為「德國版MeToo」。說穿了，MeToo本身其實並沒有神奇的力量，它頂多只是讓受害者更願意挺身而出，但不會自動讓司法判決變得有利，或者讓政府機關真的去多做什麼文宣推廣以外的實質政策變更，真正有力量的是隨著MeToo而來的「取消文化」，跳過司法，由群眾與輿論推動制裁。

 

　　精確點說，取消文化涉及的是對個體「道德正確程度」的群眾審查，道德正確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性別、性取向，放在美國的脈絡中也包括種族主義等一切涉及基本人權的面向，一旦公眾認定此一個體不符合道德正確標準，便取消其存在，令其宛如沒有存在過。在此我不使用「政治正確」一詞，是因為取消文化的操作固然具有政治性，但它審查的層面不是一般台灣人認為的「政治層面」，取消文化什麼都審查，但就是不會審查你的政黨傾向或者國族認同。《艾倫秀》名主持人艾倫‧迪‧珍妮身為接受歐巴馬自由勳章的出櫃女同志，卻因為被減薪的團隊爆料其實際個性與營造形象不符，脾氣暴躁且對於職場性騷擾不聞不問，而一度遭到呼籲「取消」，雖然最後節目沒事，但形象已經大不如前。

 

　　大部分時候，我都可以理解取消文化的邏輯，與社會長期且結構性的不公正相比，制度內的正義總是顯得緩不濟急，甚至有點不痛不癢，因此憤怒的群眾期待對現實進行一種更加強大、立即的刪改。「讓看不順眼的東西從檯面上馬上消失」，這就是取消文化的真諦。我們可以為了信念抵制一間公司，抵制一種產品，抵制一檔節目，當然也可以抵制某個人。儘管，人類不是一場秀，也不是一種商品，但是就取消文化而言，人類本身卻是可以被「取消」的。

 

　　哈維·溫斯坦可以被取消，凱文‧史貝西可以被取消，金基德可以被取消，我們把這些人從檯面上抹殺，就像用手指把螞蟻拿開。哈維·溫斯坦可能有坐不完的牢，他也活該如此，但奇怪的卻是那些沒坐牢的人，過得並沒有比哈維·溫斯坦更好。隨著取消對象不斷增加，取消文化越來越讓人感到不安跟焦慮，我看不見它的盡頭在哪裡，也看不見它除了把人一鍵刪除之外，有沒有允許對方自我修正的空間。就連坐牢都有出獄的一天，遭到取消的人卻沒有「不再受取消的日期」。

 

　　取消文化不像法院判決，它沒有規定被告出庭答辯的時間，也沒有法典或者判例可以依循，它仰賴的是群眾對於正義與真相的想像。相信取消文化是有效而且公平的機制的人，似乎同時也相信，真相是一種資訊，既然是資訊那麼必然可以在網路或群眾面前揭露。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為了避免遭到取消，社會名人的支持者如今變得必須堅定擁護其「不應取消性」。但「應取消性」這麼奇怪的東西也就算了，什麼是「不應取消性」？舉例來說，曾經羅曼蒂克的《剪刀手愛德華》也免不了在2020年蒙塵，強尼戴普狀告英國《太陽報》在MeToo如火如荼的2018年以大標稱其為「毆妻者」，造成其經濟損失，結果戴普前妻赫德傷痕累累的照片再度成了呈堂證供，戴普反被英國法院認證為貨真價實的毆妻者。戴普支持者認為，許多證據都指出赫德也有虐夫的行為，並不如她自己宣稱的那樣是純然的受害者，她的真正目的是利用MeToo潮流而在離婚訴訟中獲利。

 

　　其實，無論強尼戴普跟安珀赫德之間的關係真相到底是如何，我都不會喜歡一個「沒有強尼戴普演戲的世界」，至於他們之間誰對誰錯，我接受事實真相可能存在模糊曖昧的空間。但取消文化「全有」或「全無」的激烈二分法本質，反對或支持戴普的人都必須強烈主張戴普要麼「絕對有錯」（應該取消）要麼「絕對沒錯」（不應取消）。否則，因為涉嫌毆妻而丟掉《怪獸與牠們的產地》、《神鬼奇航》片約的戴普，是否應該跟其他遭到「取消」的演員一樣被掃進歷史垃圾堆永不見天日呢？

 

　　如果要動員整個社會去抹煞一個人的存在，就必須堅定認定其「十惡不赦」，如果要反制這樣的動員，就必須「找到其他更可恨的惡人」。儘管我非常不願意這樣想，但取消文化最熱忱的那批支持者無可避免地給人一種群集在廣場上手持火炬與乾草叉的印象。如此一來最明顯的惡果就是，同樣勢必產生另一群手持火炬與乾草叉的人，才能形成互相抵抗的力量，雙方都必須替自己的火把添加柴薪，一開始可能是為了照亮這混沌的世界，但最後，讓火把繼續燃燒反而成了目的。而我不認為走到以力量壓制力量的惡性對抗局面，我們女性主義者還有可能是最後贏的那群。這世界不應該是如此，我們不應該只是如此。我們應該開始討論，那些被「取消」的人除了司法制裁之外，還要做出什麼相應的反省或者改變，才能回歸社會，而不應該假設，只要當他們死了，世界就自動變好了。把犯錯的人當成垃圾丟掉，而不提供改善的機會，這不是正義。

 

 

　　美劇《傲骨之戰》（The Good Fight）是一部親民主黨法律影集，它描述鐵桿民主黨律師黛安‧洛克哈特因為暈倒跌進平行宇宙，發現在那裡川普從未當選總統。原本她喜上眉稍，快樂得不得了，但接著她發現，正因為川普從未當選，因此MeToo也從未發生，她必須若無其事地為惡貫滿盈的哈維·溫斯坦擦脂抹粉。黛安感到厭惡至極，於是她決定投訴平行世界裡的總統希拉蕊‧柯林頓，滿心以為好戰友希拉蕊會站在正義的這方，但只得到「那又怎樣，相忍為國」的答覆。黛安變得比原來更生氣，更傷心，她覺得這個世界比川普當選的世界還要爛多了。

 

　　這虛構情節諷刺且精準的說出了部分的事實，2017年爆發的美國Metoo運動，是對於性別保守派重新掌權、部分州別生育自主遭到緊縮的反撲，是在絕望與恐懼中誕生的意外成果。而它如實的反映了女性對現狀的不滿與仇恨，這卻不是我們擁有的全部。我並不反對仇恨，我尊重仇恨，對於受壓迫者來說，那是種正當且有益的情緒，但決不可能是我們的全部。除了仇恨之外，我們還有很多別的東西值得貢獻給世界。

 

　　我相信這幾年來MeToo所促成的變革，某方面上是偉大的，但這些偉大的變革，卻不能停留在「消滅敵人使其社會性死亡」的層次。因為人的錯誤都是屬於社會的錯誤，他們的錯誤不僅屬於自己，而屬於我們構成的這個社會整體，換句話說，他們的罪惡，我們也有責任。因此，我希望除了「取消」之外，我們能有其他方式，讓社會中曾經犯錯傷害別人的人，能夠建設性地彌補自己的錯誤，從而真心接納女性主義或者其他能讓社會更好的信念與主張，而不是僅僅遭到永久的流放。我相信，同時具有救贖之道的制裁，才有可能是真正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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