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宇

電影從一場突如其來的死亡開始。這天，千鶴子的父親結束健康檢查從東京返回伊豆的住家，因結果良好而買了奢侈的食材慶祝。晚餐後，劇烈的胸痛卻莫名朝他襲來。死亡來得突然，卻不迅速，父親還可以自主步行上車前往醫院，等到將他安頓好，同行的母親仍有時間外出採買，再回到醫院時，情況已經改變，對父親急救的醫師將母親請出病房。一直到這時，「死亡」兩個字還沒有在母親腦中響起，就這樣，並未見到最後一面，父親就離開了她。因為如此猝不及防，名為「悲傷」的情感還沒有時間成形。

許多人都說《瀑布》是鍾孟宏最「親民」的作品，其實從《陽光普照》開始，鍾孟宏就努力說一個所有人都能體會的故事，《瀑布》更是少了以往的打打殺殺、具體明確的事件跟情節，許多事情都是在客廳、餐桌就發生了。雖說故事變得親民，敘事上其實更大膽。

聯考生小康的機車被拖吊後，在路上遇見開著計程車的父親，父親要小康上車。這個意外的相遇讓日常鬆脫了――父親原本應該繼續工作，小康應該去補習班上課。父親邀小康一起去看電影，他說他很久很久沒看電影了，他說小康小時候，全家常常一起去看電影。父親顯然很懷念，電影院的時光。後來，他們在路上遇見騎機車載著阿桂的阿澤，發生衝突，車子的後照鏡被阿澤砸碎，隨即又跟另一台車相撞引發爭執。

是因公負傷的榮耀？還是親自手刃一條生命的罪惡？讓英浩放棄最愛的攝影，成為了警察。而1980年代的韓國，警察的首要工作，不是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而是監控所有可能的政治異議者。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英浩必須學習對人民施暴，來換得同儕的認可。原來，他的跛腳不是榮耀，而是他走不出的困境；他痛恨的也不是他的腳，而是他那雙每日用來施虐他人的手。原來，邪惡是這樣進駐一位青年內心的，它們寄存在兩顆子彈裡，一顆射向他的腳，一顆破壞他的心。表面上的意外，更像是時代下的必然。

潔瑪在1997年出生於蘇格蘭一座城鎮，同年，城鎮中的鋼鐵工廠搬遷，民眾抗爭無效，失了工作。貧窮滋生犯罪，讓小鎮跟潔瑪一同成長，變成日後她所熟悉與親近的暴力之城。潔瑪說，在這裡長大的人，不是坐牢就是懷孕。這可以有兩種解讀：一種是，懷孕跟坐牢一樣糟，人們不是淪落到坐牢，就是把自己（或別人）肚子搞大，都在糟蹋生命；另一種是，如果不想坐牢，最好趕快成家，生兒育女讓你學習責任，遠離犯罪。

卓別林經典默片《城市之光》問世於1931年，正是有聲電影蓬勃發展的時期，電影市場版圖正慢慢被有聲電影佔據。或許出於對抗意識，電影的第一場戲，就呈現了語言的無效性──雖然不久後，卓別林也開始製作有聲電影。卓別林飾演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找到一處雕像就在上頭睡覺，正好碰到雕像的揭幕儀式，市府官員、各方顯要都上台致詞。這些致詞全被代換成滑稽的音效，來顯示這些話語的無意義。大家一定都有在朝會或典禮，聽台上講者長篇大論囉嗦的經驗吧？語言如何在默片中表現，這是出彩的範例。

《正宗哥吉拉》是日本東寶公司製作的第29部哥吉拉電影，也是時隔12年，日本方面第三次重啟哥吉拉作品，在此之前因為市場衰退等原因間斷中止過。本片有獨立的世界觀，並非續作。哥吉拉的銀幕形象曾在60年代轉為正義化身，幫助人類打擊邪惡怪獸。2016年重出江湖的哥吉拉，回到哥吉拉誕生初始的恐懼形貌，這次連結的是日本另一段更迫近的傷痛記憶──福島核災。

電影中最令我震驚的一句話，是當大軍得知貝貝遭遇性侵去找校長，校長反對將事件公開的說詞――難道你要讓她背負被性侵的罪名嗎？在這裡，校長把「罪」跟「污名」混淆了，兩者指涉不同的概念，罪行常常會附帶污名，這有時讓人覺得，污名本身就是一種罪。對校長來說，談罪比談污名容易，因為罪明顯是不道德的；污名則還有討論空間。電影中另一組常被混淆的詞彙，是「遊戲」與「性暴力」，在「玩」這個動詞後面，必須接一件快樂的事，使用這個詞彙，讓加害者減輕罪惡；讓受害者否認受傷。透過言說的力量，真實遭到曲解，惡意得以續命。

如果要我用一個詞來形容《未來無恙》，我會說是「珍貴」，珍貴的原因不是因為拍攝費時多久，也不是因為它的議題性。而在於，它在傳遞「真實」這件事情上，有其不可抹滅、不可代換的特殊意義與價值。而這份特殊的意義與價值，顯然來自導演有意識的守護與表現。這樣一種對「真實」的敬重與守候，在當今連感動都訴求即時性與虛擬性的時代，看來「何其珍貴」。

在整部電影中不斷反覆出現最後一場戲中出現的各種元素，像是水餃、煮沸的水、3號、骰子、學狗叫、碎玻璃杯……，這些看似不太重要的事物，取代了那個晚上發生的真正重要的事件，全面入侵到妮娜的幻想、夢境之中，這其實就是扭曲後的結果，將真正重要的事件代換成那些無關緊要的，因為那真正有份量的，太難以承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