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學者末富芳提出了一個十分直白但也許還值得爭論的觀點──日本社會生育率之所以會這麼低，是因為「（自民黨）老男人掌權太久了」，並說「只要五十五歲以下的政治家掌權就能改變社會」，在她眼裡，自民黨歷來的育兒政策說穿了並不是穩健，而只是廢。為了證實此一論點，書中有一部分是比較自民黨與在野政黨的育兒政策差異，並且把改革的希望寄託在更支持女性和育兒的中間偏左政黨。

阿皮亞反覆強調，身分的重點從來不（只）在於「我怎麼看自己」，而是「別人該怎麼看我」。而認為「別人有義務用我認為的身分看我」，是一種嚴重的妄想。他認為，我們必須抵制一種自由主義幻想，「在這種幻想中，身分可以自己選擇，我們都可以自由地成為我們選擇成為的人」。事實上根本不是這樣，也不應該是這樣。阿皮亞以自稱是黑人的瑞秋．多勒扎爾，與在多年異性戀婚姻之後接受手術跨性成女人的凱特琳．詹納做對比，他並沒有覺得多勒扎爾必然比凱特琳．詹納「更沒有正當性」，畢竟，如果性別本身可以被主張是一種虛幻的概念，那麼種族又為什麼不行？

神話，或稱迷思，它的運作方式本來就是讓難辨真假的「故事」賦予影響力。前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的女兒焦安溥（舊稱張懸）整個音樂事業，就是建立在打造一個關於自己的神話之上。這場神話是否終結於一封「慶賀新中國誕生」的手寫信，並不是重點。重點在於，這個神話是如何建立在赤裸的階級複製與優勢族群壟斷之上，卻可以長達二十年假裝不是如此。

真正摧毀唐尼的不是瑪莎，而是達里安。但奇怪的是，達里安的身分從未真正在網路上被揭露出來，儘管他顯然是《馴鹿寶貝》中最壞的反派。理查‧蓋德受訪時曾表示，達里安是「圈內大家都認識的人」，並且請網友停止猜測誰是瑪莎，然而收效甚微。「瑪莎原型人物」在影集全球同步播出兩個月後，不堪其擾跨海起訴 Netflix，要求 1.7 億美元賠償。《衛報》作家瑪麗娜‧海德十分直接地說，《馴鹿寶貝》如果是BBC製作的話，這種倫理疏失早就導致高層下台了。

如果進場觀眾不是來看球賽，而是來看啦啦隊員，並且明顯帶著滿足自身性慾的目的時，啦啦隊員到底是運動員、是表演人員，還是──性工作者？啦啦隊有可能某方面來說是一種由男性客戶買單的性產業嗎？性產業與性工作這個詞彙，可能會讓你感到十分不適而且緊張，更會直覺認為是一種侮辱，但事實上不是如此。牛津大學哲學家阿米亞‧施妮瓦桑在《性的正義》中提出，當一種工作壓倒性地被認為應該由某一性別負擔，且幾乎沒有改變餘地時，就是「性工作」（sexed work）。一般人難以接受的是，賣淫與母職，在這個脈絡下同樣都是基於性而產生的工作，同樣服務於男性的需要。如果要全面地討論這件事情，必須回到啦啦隊文化的歷史脈絡。

泰勒絲並不只是歌手，也是創作者，更有甚者，她是史上第一個「全部參與自己出道專輯每首歌的製作」且「獲得白金認證」的音樂家。如果考量她的性別在內的話，能夠一直「唱自己寫的歌」這件事情在21世紀音樂產業是非常罕見的。2022年，美國告示榜上的熱門歌曲平均每首背後有六位詞曲創作者，其中男女比例為五比一。這看起來沒有特別奇怪，但如果仔細分析告示榜前一百名的歌曲的歷時變遷，會發現基本上多數時間是由42首歌曲壟斷前五名，而這42首歌曲有一半以上是由「全男性團隊創作」。而「全女性團隊創作」的熱門歌曲，在2022年一整年只有一首入榜：Kate Bush的〈Running Up Hill〉，而這首歌甚至不是新歌，而是1985年的歌曲，透過Netflix影集《怪奇物語》才重新翻紅。

JK羅琳說台灣人是蠢貨（bonkers）。以《哈利波特》等著作躋身世界身價最高作家的JK羅琳，最近幫台灣人上了一課。這堂課的內容叫做「我不管你實際上是什麼性別，我說你不是女的你就不是」。近年JK羅琳醉心於新發現的「排跨女性主義」議程，她堅持男跨女的跨性別者「不是女人」。2024年4月，JK羅琳為了表示反對蘇格蘭《仇恨犯罪與公共秩序法案》──此法案限制人民不能刻意以「別人不想要的性別」相稱──在推特上發布了一份跨性別女性名單，並且寫下：「這些人是男的，每一個都是。」

本書試圖在21世紀迄今分歧動盪的民主社會中，重新尋找人、身分與科技之間的關聯，以及所能構連到的政治層面。作者們明確的指出，唯有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才能打造共同利益，也才能讓人走在一起。雖然這段是出自「結社權」段落，但我想放在今日的台灣，也有各議題整體適用的效果。2024年1月，作者之一的衛谷倫親自訪台見證總統大選，他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在執政的民進黨造勢場合上，並沒有官方旗幟，大家揮著象徵島嶼以及彩虹的旗幟；相反地，國民黨的場合，則全都只有中華民國國旗。於是他說，假如美國的總統大選上，有一方陣營揮的是星條旗，另一方揮的是英國國旗，那麼這個國家「究竟會分裂得多麼嚴重」？

無論在法國或台灣，一個女人即便不結婚也能好好過完一生不致於流落街頭。但是竇加畫作的故事顯示了，社會中多數女人不必提供「家庭內」或「家庭外」性服務以換取生存的日子，其實不到一百五十年，至於女性擁有選舉權，無論是法國或台灣，都不到八十年。女性不用賣自己的日子，並不是人類歷史中的常態，我們當然不能停止反抗。

如果說台灣已經有真正嚴格意義上的取消文化，無論是政治、性別、文化認同等任何方面，那絕對是言過其實。取消文化的最終結果，是意見不同的陣營之間彼此保證毀滅，你可以抵制我，我也可以抵制你，而且非進步陣營還會因此取得進步派的武器，永無寧日。與很多只因為網路上有人反對他就自認言論自由受損的人所想的不同，台灣現在的問題並不是出在取消文化，而是出在「根本沒有足以構成取消文化的共同體意識」。不過是這些散裝版的小打小鬧，卻哭訴自己被出征，根本是高齡小雪花在那裡吃進步價值自助餐。都幾歲的人了，就別裝受害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