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對電影製作的要求時，施瓦策爾將北京比喻為納粹，他說：「北京的做法與美國參戰以前的納粹極為相似。當時納粹政府明確表明，將懲罰製作反納粹電影的電影公司，即使電影沒有在德國上映也是如此，這跟中國對《達賴的一生》和《西藏七年》所做的一樣，這兩部電影雖然一開始就沒打算在中國播放，但還是讓兩間電影公司吃盡了苦頭。另一件事是在前期製作階段控制電影製作方，明確表態如果電影繼續這樣拍攝，那能否上映就會是一個問題。最後是採取『殺雞儆猴』的做法，藉由公開懲罰中國政府不同意的電影題材，讓所有人都知道假如越界會發生什麼事。」

在眾多的愛情電影或小說裡，面對「愛情與麵包」的兩難抉擇，選擇愛情的主角，往往都被觀眾所喜愛與追捧，因為不被物質利誘所收買，真實追尋所愛，才符合世俗道德高尚的標準。但是在這類俗濫的愛情作品早已多不勝數的情況下，演而優則導的妮可賈西亞在《執愛不悔》裡，又能變出什麼花樣呢？

比起一般的愛情電影，妮可賈西亞的《執愛不悔》很明顯有先天劣勢，它並不適合喜歡快速吸收大量資訊的人觀看，而是適合那些願意慢下步調享受電影的人欣賞。因為它花了一百多分鐘其實只專注處理一個問題，那一個問題就是一個人能夠同時愛人又是自由的嗎？

李怡在《時代革命電影訪談錄》中說，如果當初有一百萬人上街頭上街頭反對《中英聯合聲明》，英國不會敢簽，但更多的港人選擇移民，選擇安慰自己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其實CEPA早就蠶食了「兩制」，香港今天所經歷，正在經歷的一切不過是final solution。於是所有抗爭都是遲來的醒悟，藏人、維人與港人一開始都以為自己所爭取、抗爭的是維持一國兩制的現狀，但最後都會發現，原來自己早就已經淪陷。

考古學家在溫克爾斯提格進行考古挖掘時，發現了「一個估計有2000年左右歷史的藍色玻璃碗」。它被金屬氧化物染上了醒目的顏色，做工漂亮精緻，而且保存情況意外地完整：「這個玻璃碗沒有明顯的裂痕或缺角，幾乎是毫髮無損，這是值得注意的的新發現。」

研究指出，人工智慧能夠在超過四萬名使用者的匿名手機服務中，透過我們與聯絡人的互動資訊來辨識我們的身分，而且正確率超過一半。即使在匿名化的資料庫，人工智慧還是能藉由社交模式來認出你是誰。或許，實名制在現代科技之中也只是個假議題，無論如何我們都會被認出來。

社會菁英階級對香氛的新用途，恰巧吻合了此時興起的盥洗新禮儀：個人不應使用嗅覺防護罩來掩飾自己的不良衛生習慣。相反地，應該要盡量讓大家聞得到個人身上，專屬於我的獨特氣層。只有某些經過嚴選，且明確能調和體味的植物性芳香，才會對人產生吸引力。加上鏡中我影概念的發酵，女性開始留意自己吸汲的香味並想要控制它。優雅香氛對心理與社交方面的功效，恰好可以解釋此時新興的時尚氛圍。「我們該想辦法讓自己喜歡自己，調香師戴讓在談到植物性香氛時，曾說：『香氛能讓我們在聚會中顯得活潑幽默，讓別人喜歡我們，這正是群居社會的基礎。如果很不幸的，連我們都不喜歡自己了，還有誰會喜歡我們呢？』」

即便時隔多年，在今日觀賞《花與愛麗絲》，還是讓人不禁佩服岩井俊二的大膽，在別的導演裡會是問題的結構鬆散，在岩井俊二手裡成了一種自在的舞蹈，你完全不知道這部電影會怎麼下去。即便我們知道開頭的謊言必然會被拆穿，因為這是個少女欺騙了一個撞到頭的男孩，騙他說自己是對方的女朋友，卻不慎將自己閨密捲入的故事。

藝術愛好者和哲學家普遍認為閱讀高品質的虛構作品具有教育意義，因為它們有著道德教育的功能：讓我們變得更善解人意和更好的人。但哲學家葛雷格‧柯里卻認為，雖然虛構作品提供人們各式各樣的知識，但沒有實質證據證明它能增加道德知識，也沒有證據表明它能讓我們變成更好的人。

觀賞濱口龍介的話題新作《在車上》，台灣口音的出現無疑是一個驚喜。雖然早知道台灣新生代演員袁子芸參與本片，但並不曉得片中演員大多以本國母語演出。因此聽到各國角色以各自的語言對戲，尤其是袁子芸帶有台灣腔調的華語，自然是觀影過程中的一大刺激。然而，這種「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感沒有維持太久。很快地，片中的華語要素反而變成某種揮之不去的異樣感，最終成為電影裡最讓我分心的部分。

死人是死的，但死人留下來的東西，仍然能開啟我們對其想像。而當一個人開啟了想像，他便從物理空間解脫了出來，猶如投影可以將本有的空間改變為另一個模樣。《在車上》裡的車，就像這樣一個空間，瀰漫著語言構成的光，這不是用眼睛看的光，而是用耳朵聽的光，是生與死共存的空間。而故事則是召喚死者與生者交會的媒介，說故事的人將自己交給故事，交給比自己更大的存在，存在藉由說故事的人傳遞，藉由說故事的人到聽故事的人身上。故事與意義乃是競爭關係，因為意義被洞穿的故事便會成為教訓，而那些無法被洞穿的故事則會繼續生長，交付到下一個人身上，對其產生影響，並藉由下一個人傳達並且產生變動。

許多音樂書籍是憤恨不平的老搖滾明星或過氣音樂人所寫，這是音樂產業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但很少有書能像《望向強尼的男孩》那樣尖酸刻薄。這本書出版於1978年，它是《NME》記者朱莉‧伯奇爾和東尼‧帕森斯所寫，副標題為「搖滾樂的訃告」，內容狠毒地批評了龐克運動的失敗。1970年代末，The Who的團長彼特‧湯森的心境陷入了危機，他的好友兼團員凱斯‧穆恩在32歲時過世，他的婚姻破裂，他對海洛因和酒精成癮。這個在1960年代呼風喚雨的搖滾樂代言人，突然不確定自己的未來。不久後，他在報紙上讀到一篇伯奇爾和帕森斯宣傳《望向強尼的男孩》的訪談，而且這篇文章批評了穆恩，於是他決定寫歌反擊來捍衛已逝的好友。

Adalita Srsen 是澳洲相當知名且受敬重的「搖滾女王」，從九Ｏ年代開始擔任樂團 Magic Dirt 的主唱，到 2011 年單飛推出個人作品，30 年來她在當地音樂圈的地位屹立不搖，至今仍有極大的影響力。九Ｏ年代初期，受到美國獨立油漬搖滾熱潮的影響，Adalita 和好友們組了自己的樂團，以演出快節奏、刺耳吵雜和充滿實驗性質的音樂為樂。當時以女性為主唱的樂團仍算少數，Adalita 鮮明的個性和演唱風格讓他們很快就受到注意，Magic Dirt 在短時間內就嚐到走紅的滋味，隨後也受到大型唱片公司的注意。

那些主流外的非主流，非主流外的非非主流，那些被掃出公共場合的塵埃，都會到哪裡去？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李琴峰寫了這本小說，以七位在新宿二丁目前後在一間名為「Polaris」的酒吧前後擦身而過的「女性」的過去與未來，展現了她們的不同與相同，在她們身上，我們將會看到多元共存的一絲可能，即便其如此希微，卻又耀眼奪目。《北極星灑落之夜》是一小杯有各種水果，七彩奪目的調酒，但與亮麗外表不同的是那入口的酸甜苦辣。

這是一個男人從馬戲團開始，在馬戲團結束的故事，而他不是唯一的一個。當《夜路》從一開始就層層疊疊地鋪陳、緊實地敘說整個馬戲團的生態時，你幾乎就可以看見史坦是躲不掉的了。而最後的史坦也唏噓地接受自己的逃不掉，幾乎沒有掙扎。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發明發生在5000多年前的中東，隨後在中國和中美洲被重複發明。今天，幾乎所有的人類活動——從教育、政治到電腦程式碼——都依賴於文字。儘管它對日常生活影響深遠，但我們對文字早期的演化卻知之甚少。由於起源地點很少，最初的文字發展痕跡不是支離破碎就是完全缺失。馬克斯‧普朗克人類歷史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團隊發表在期刊《當代人類學》的研究表明，為了有效閱讀與書寫，文字很快就會被「壓縮」。為了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望向一種罕見的非洲書寫系統，它從19世紀初發明以來就深受外國學者注意。

對現代電腦科學先驅高德納來說，創新與開發是生活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他說：「我平均每週會寫五個新程式。詩人必須寫詩，而我必須寫程式。我想繼續以我所知道的最好方式寫出優質內容，並涵蓋我原創的想法內容。我會盡我所能去寫，但不是說我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完成。我是如此幸運地駕馭著海浪，出生在一個適合我的特別時代。我現在已經實現了自己所有的人生目標，除了《電腦程式設計藝術》以外。現在的情況是，無論我找到什麼樣的故事，我都要繼續講，然後把它們傳遞下去。」

因為集中營前所未見的歷史創傷太難以接受、太過於誇張與疼痛、也因此它最好被拿來證成人類的恆久特質，是腐敗、是貪婪、是容易趨勢附利的證據；而壯觀宏大敘事的另一面是煽情、誇張，容易被取材挪用到各種載體，追求知識或娛樂都讓倖存者的面貌更加模糊──所以，到底什麼是倖存者？這是普利摩‧李維在《滅頂與生還》當中首先要釐清的問題。

《月影》就是那種具有催眠性質的電影，電影的故事並不複雜，就是關於被留下來的人如何走出死亡的陰影，跟上時間的腳步，擁抱笠日的陽光，如此而已。但本片的呈現方式，卻能很好地讓觀眾進入女主角的視角，那是失去摯愛後因為過於創傷，而進入的恍惚狀態，一切都彷彿靜止一般，她必須與同樣失去摯愛的男友弟弟試圖逃出這一切。

「最佳」和「最偉大」的音樂清單幾乎總是囊括某些歌曲和音樂人——披頭四、滾石樂團、海灘男孩——這些樂團是如何贏得一席之地的呢？當音樂人與其歌曲在清單上出現越多次，就越可能變成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最終被公認為所謂的音樂經典。這些眾所周知的經典歌曲與同樣知名的音樂人，每一位都在榜上佔據了好幾年，甚至是數十年。音樂學家拉夫‧馮‧阿潘和安德烈‧多林格透過分析38個最佳歌曲清單，解釋了為何某些音樂人和歌曲能歷久不衰。

「分離領域」的意識型態將19世紀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的生活限制在家庭或私人領域，幾乎與與男性所在的公共或社會領域隔絕。當他們結婚時，又會發生什麼事呢？歷史學家史蒂芬‧斯托透過研究19世紀女性的書信，觀察她們在離開親密的同性友誼後的反應，並發現女性對戀愛感到失望和空虛的證據。

《超級大國民》這部電影早在30年前就已將台灣的歷史以電影鏡頭省視，只是，至今有多少人願意如同電影角色願意奔波三十數年，只去探望當初的「書友」？電影的開場即是軍車載囚犯前往荒地槍決，而那槍決的畫面則是在主角許毅生的腦海中的夢重複播放，而那荒地就是馬場町。沒前往馬場町的，是那讀書會的其他成員，他們都去了綠島。儀式的孤島帶來的不是自由，卻是更深的囚禁火燒。

整部電影可說是一連串發生於皮與肉之間的事件，好像對導演而言，如果不拆開、穿透身體，那麼電影將不可能繼續。不只是內建於女孩艾莉西亞頭顱裡的鈦金屬，她纏繞於髮髻的鐵針亦不斷貫穿他人皮膚或是探觸著自我身體的孔洞，這皆是讓故事得以持續突進的動態；而在「隊長」文森身上也是以重複的植入、注射藥劑不斷地去填補和充實他的故事身體。甚至在最為光怪陸離的橋段裡，當艾莉西亞與那輛有著火焰圖樣的凱迪拉克的性愛當中，這一植入既是先前埋藏於體內的鈦金屬與車體零件的相互牽引，同時亦埋下使得電影繼續生長、變化的因子。

2005年，年方九歲的岡島雨子聽聞了國道有棕熊闖入，基於好奇，她和好友前往窺看：道路中央，一隻小熊努力的將嘴伸進瓶裡，那裏頭有瑩黃甜膩的蜂蜜，但瓶口太小，牠怎麼樣也鑽不進去。雨子越看越入迷，不斷趨前觀察，卻沒注意到身後另一隻大型棕熊逐漸靠近。眾人大聲呼喊，雨子仍未察覺，直到周遭的獵槍會成員開槍，射殺那可能造成的威脅。血洞汩汩湧動，巨大棕熊應聲倒下，雨子才發現自己釀成大禍──她間接殺害了這隻小熊的親族，從這時候起，她開始能「聽見」小熊所說的話，「媽媽，媽媽」，牠舔舐著再也無法起身的母親，而雨子的愧疚擴張成漩渦，默默牽引著她的生命軌跡。

1969年英國和美國的最紅單曲是一部卡通裡的假樂團The Archies所演唱的〈Sugar Sugar〉，而且當年竟然還擊敗了滾石樂團（Rolling Stones）的〈Honky Tonk Woman〉，登上年終榜單的榜首。然而，這首由傑夫‧貝瑞（Jeff Barry）和安迪‧金（Andy Kim）創作的泡泡糖流行歌曲，其實原本是要給The Monkees演唱。

所有完美的押韻都長得一樣，而每一個不完美的押韻都以自己的方式不完美。完美的押韻告訴我們，單字與單字之間的關係永遠不會改變，但更確切地說，這麼做很無聊。而如果把本來不相關的字拿來押韻，就會變得有趣，作家貝克寫道：「事情就是這樣：單從表面去審視字詞，是所有優秀的饒舌歌手幾乎不會做的事。他們會找出盲點、捷徑、巧妙的重疊，運用它們創造出令人驚歎的新詞。在這些空間裡，小小的不和諧結合為更美的回答，我們也看見與聽見生活在一個完美的世界是多麼的無聊，因為在那樣的世界裡只有相似的東西屬於彼此。」

從某個方面來說，「沒有伊斯蘭教的世界」是一個荒唐的說法。我們不能改寫歷史，我們也無法真實設想，某些歷史事件不曾發生，世界會是怎樣。換言之，只要開始了「如果」開頭的討論，那就是開啟了一個無止境的假想。雖然市面上有好些書正是以「如果」起頭：如果九一一沒有發生？如果一九一四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沒有遇刺，一戰失去導火線？如果列寧沒有從德國由一節火車車廂秘密送至蘇俄，就會沒有十月革命？如果南方的美利堅邦聯打贏了美國內戰？如果這些事情發生了，今日的世界會產生巨大的變化嗎？還是長期而言，趨勢並沒有改變？

作為一部頌揚俄國共產黨對抗納粹法西斯的歷史作品，《致命最前線》有很多那種給觀眾打腎上線素的東西，比如以少敵多，以弱抗強的不對等狀態，背景放置在納粹於主戰場外偷偷派遣部隊決定突襲俄國首都莫斯科，而俄國大部隊調配不過來，於是只好派那些還在學校的3500名學生來對抗這批機械化部隊。這些除了訓練就是談戀愛牽小手的青年學生們，還不知道自己將面對什麼樣的煉獄，那是呼嘯而過丟下炸彈的飛機、是列隊而行堅不可催的坦克、是神出鬼沒偽裝友軍的德軍，他們唯一知道且相信的是，大人組成的援軍就在路上，只要他們支撐過去，一切劣勢就會逆轉。真的嗎？

玩法很簡單，首先你進入這個幾乎等於沒有取名的「Wiki History Game」首頁，然後按「開始遊戲」，就會看到兩張卡牌。下方時間線上的卡牌是一個已經標示正確時間隨機的歷史事件，上方則是另一起歷史事件，你必須用滑鼠或者手指長按拖曳來排序究竟何者在前、何者在後。

一對才華洋溢的十年夫妻與他們的俊俏好友，一同來到非洲，打算進行一場修復婚姻之旅。畢竟有什麼，比起嫉妒與誘惑，以及未知的危險，更能勾起情慾，更能激起愛情的嗎？然而讓他們意想不到的是，無論對於彼此的內在慾望，還有這片黑暗大陸的威脅，他們的態度都過於輕慢，勝利國的子民，即將在此被擊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