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過程中，Tinder作為展示貨架，使用者自己不僅是評比商品的消費者，同時自己也是貨架上的商品之一，並且不斷地為自己改版更新以吸引其他消費者。我們訪問了幾位曾經或現在高度依賴交友平台拓展社交圈的Tinder使用者，他們共通提出的一個使用理由在於「隨時隨地、方便又省時」，在交友軟體上的低門檻情感交流，使現代人花費休息時間使用，投入注意力、時間及情感的同時，也正在進行一種非具體、非典型的勞動，在這樣的過程中，注意力經濟持續製造收益，而個人資料的生產也理所當然地發生著，這些資料又被使用者授權給平台，使平台得以拿來投注於演算法及廣告行銷策略中。

李歐‧卡霍無疑是世界上少數懂得「電影是一門綜合藝術」的人，他將歌劇、脫口秀、魁儡劇、新聞影像、手機影像、巨蛋表演秀……通通以音樂劇形式整合為一部電影，以最誇張、最刺眼、最煽情的方式告訴我們，一個自卑又自戀且有才華的男人可以多麼有毀滅性，表面上他看輕一切，嘲笑一切，實際上他卻懷揣恐懼活著，因為他害怕失去。

「網路暴露」——主動傳性器官照片或影片——可能很快就會在英格蘭與威爾斯變成一種犯罪行為。據調查發現，近一半的年輕成年女性曾經收過男性不請自來的屌照。在約會軟體的女性用戶，收到「屌照」的情況更是普遍。甚至還有一些案例是人們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時，收到附近陌生人傳來的屌照。網路暴露與現實的猥褻暴露具有明顯的相似之處，而後者已經被列為性犯罪，但網路呢？倡議人士、國會議員與約會軟體「Bumble」皆呼籲修改法律，堵住這個法律漏洞，英國政界也正在討論如何將「網路暴露」納入即將推出的《網路安全法》。

安東尼‧高第設計的聖家堂從1882年修建以來至今仍未完工，最近在聖母塔塔頂安置了十二角星，並選在2021年12月8日天主教徒慶祝的「聖母無染原罪日」連同800扇窗戶點亮，照亮了巴塞隆納的夜晚。然而，聖家堂的星星卻再度引起民怨。

二〇二〇年春，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許多博物館都被迫暫時關閉，大英博物館也不例外。八月二十七日重新開張時，眼尖的參觀者和記者都發現，博物館創始人史隆的半身塑像從原本單獨擺放的位置，被搬移到一個玻璃展櫃內，而展櫃的標題是：「帝國與收集」。旁邊則標示：「第十四櫃：漢斯‧史隆爵士、帝國與奴隸制」。這看來只是短短幾公尺的移動，其實改寫了大英博物館兩百六十多年來起源敘事的基調：過去從來沒有一個策展人會從奴隸制的角度來檢視博物館的奠基者。事實上，十餘年前，當時已多少被淡忘的史隆雕像才被博物館的主事者放進新闢的啟蒙運動展示廳，以肯定他對歐洲啟蒙的貢獻。如今，史隆生平被忽略的另一面向受到關注，參觀者必須以大西洋三角貿易和黑奴勞力的角度觀察，才能瞭解他的收藏財富形成的背景。

在冰島的一個畜場中，伴著暴雪的沈重踏步聲與焦躁的羊群，燃起本片中的漫霧。後來，是兩個人的生活，主角瑪莉亞與英格瓦自力更生在島上，與牧羊犬一同照顧著一整群的羊，這包括了餵食，也包括了接生。故事分成三章，在第一章接生的其中一個羔羊在章尾中對觀眾揭示在襁褓中的軀體：是個羊頭人身的，而這是主角喚作「艾妲」的新家庭成員。

無論胎盤的作用為何，新發現的異質性強調了胎盤能夠躲避母體免疫系統的檢測與破壞，這件事非常神奇。科學家早就注意到癌症與胎盤之間的相似之處——它們如何避開免疫系統、它們的入侵策略，以及它們細胞DNA上指導著基因活動的化學標記。羅賓森表示，兩者的行為很相似：為了成功懷孕，胎盤必須侵入母體的子宮內膜，利用母體的血液供應並創造自己的血管網路——而所有癌細胞也都是這麼做的。

奈莉‧拉森的《白色通行證》探索了一種微妙的騙局——生來是被排斥歧視的種族，但為了特權、安全或權力而冒充為另一個種族。然而，《白色通行證》的意義不在於表面的事實，而在於其出色的手法：優美的文筆，細膩的人物刻畫，以及心理焦慮之強烈。

約翰葛林在《人類事評論》的序章中提到自己在2014時對於書寫評論的態度是想像自己是對一切事物隔離，不感興趣，從外側觀看一切事物的觀察者。而他也以這樣的角度書寫了幾篇，如收錄在本書中的對於健怡胡椒博士飲料=以及加拿大雁的評論。其後他將這幾篇文章寄給了自己的太太莎拉，而莎拉給他的回應是：人類史中沒有不感興趣的觀察者，而只有參與者。她進一步說，人們在寫下關於一件事的評論時，其實是書寫一種回憶錄，用以表達自己對某種體驗的經驗。

約翰尼斯‧羅勃茲這個名字當然值得記住，因為有了他，我們就知道當初創作出2002版《惡靈古堡》電影的保羅‧W‧S‧安德森到底有多神，而《惡靈古堡：拉昆市》又有多麼爛，卻又打著壞心眼，打算濫用粉絲愛心去為自己的爛作品辯護。無論就恐怖電影或者粉絲角度而言，這都是部無可救藥的爛片。

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家一直不明白牡蠣如何將不規則的沙粒或碎片，包覆形成極對稱且完美的圓形珍珠。現在，科學家已經證明，牡蠣、貽貝和其他軟體動物運用一種複雜的過程形成珍珠，並且遵循了自然界常見的數學規則。

《今晚來點史密斯》是一部殘酷中帶有溫柔的電影，有點懷舊，但卻不會過時，有點幼稚，但卻不會可笑，聽著史密斯的音樂，看著片中的青少年們在青春的最後一夜奔馳，你可能會想起那些羞於告訴他人的年少時代，並想起當時殘留在心裡深處的夢的碎片，以及碎片代表的真摯與純真，然後在黑暗中歡笑，在燈亮前偷偷擦掉眼角的淚水。

如果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那士兵總是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所苦似乎也不足為奇。從《聖經》到古希臘與古羅馬經典，士兵飽受戰爭噩夢困擾的故事比比皆是。心理創傷的病因概念也隨著時代變遷而改變，在生理和心理原因之間搖擺不定：思鄉病、戰爭精神官能症、軍人心臟綜合症、彈震症、厭戰症，這些症狀的病因或確切症狀並不一致，但人們逐漸意識到嚴重創傷在部分受創者的內心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記。然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診斷相對較新，直到1980年才被列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每天都有人死去，他們可能是自然死亡、意外事故或遭到殺害。不當致死的定義是：一個人由於他人的疏忽、不當行為或故意傷害而死亡或被殺。不當致死包括醫療過失、職業風險、車禍、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死亡。不當致死的民事審判都必須有一個被告—亦即可被起訴的一方。不當致死發生時，有多種不同的損害能納入賠償的考量，包括受害者的痛苦與折磨、葬禮費用、受害人為眷屬提供財務與服務的能力消失了、配偶失去受害者的陪伴、倖存者遭受的創傷與喪親之痛、受害者失去性命等等。不過，在民事審判中，最後兩項──倖存者的悲痛與死者的性命──常被忽略，因為在美國的多數州，民法不為生命賦予金錢價值。民事審判關注的是成本—包括實際成本（例如受害者的葬禮成本）和機會成本（例如受害者原本可為家庭提供的預期收入與服務）。這導致民事判決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受害者死亡反而幫家庭節省金錢時，就不判予損害賠償金。

在一片輕柔甜美抑或高亢激昂的女聲中，低沉憂鬱的吟唱也許有時更能觸動人心，除了與眾不同外，能散發出更深層的療癒魔力。有一位非常特別的法國創作女聲，就擁有這般溫暖渾厚的低沉嗓音，她用自己獨樹一格的嗓音和氣質，唱著傷感、浪漫又不失個性的英文歌曲，不論是晴空萬里的早晨，還是陰雨綿綿的夜晚，她的音樂都很適合陪伴著獨處的靈魂。這位來自巴黎的獨立創作女歌手叫做 Swann（本名 Chloé Lenique），從小因父母的關係深受英美經典搖滾樂的薰陶，很自然地自己也踏上音樂之路，開始彈奏樂器並以英文創作演唱。

每天都是漫長的一天：早起通勤到公司，會議一個接著一個，好不容易離開了辦公室準備慶祝下班，你可能會出門走走，或是用網路聊天聊到淩晨，但不知為何這些方法好像都沒幫助，因為你真正需要的是紓壓放鬆。於是，你開始好奇有哪些紓壓放鬆的方法，然後在網路搜尋到流行的北歐生活方式——Lagom與Hygge，但它們真的有效嗎？或許你該試試芬蘭人的幸福方法「Kalsarikänni」，它的字面意思是「獨自在家、穿著內褲、癱在沙發上喝酒」。

大約在十年前，兩位巴西研究員向巴西國家檔案館索取司法部關於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的資料，並取得巴西獨裁政權所建立的情報機關國家情報院整理的傅柯檔案。檔案顯示，1975年傅柯在聖保羅的學生集會上參與了抗議活動，因此成為巴西國家情報院的目標。這件事情引起了獨立學者、作家馬塞洛‧霍夫曼的興趣，他好奇美國聯邦調查局是否也曾經調查或監視過傅柯？這個問題一點都不奇怪，畢竟在1970至1980年代期間，以「基進左派份子」身份聞名的傅柯頻繁造訪美國。

如果說要從這三段裡下結論《偶然與想像》魅力何在，那就是本片中濱口竜介承先啟後，有意識地處理「說到心坎裡」的「私人言語對話」，指出日常幸福「幻覺」，讓觀眾窺見角色「真相」。而且因為他做得很成功，儘管充滿許多「偶然」，觀眾卻不會覺得一切過於虛假或者生硬。因為這些「偶然」是濱口竜介精心塑造的，讓角色更加認識自己的情節，而這之中具有某種真誠，提醒了我們去凝視、去傾聽、去思考電影的必要性。也提醒了我們電影並非僅是一種把不在場的東西帶到眼前的娛樂，更是讓人從眼前的娛樂，去召喚不在場的想像的，具有自返性的一門藝術。在公共的語言中，聽見私人的言語，才可能認為電影是為我們而拍，才會高高興興的拿出鈔票，前往支持，而非基於一種為了產業興亡而含淚買票的悲壯卻不偉大的情懷。

派屈克．布萊契佛愛上玫瑰，心意堅定，甚至愛得狂熱，她則一直覺得驚訝。他想和她結婚。她下課後，他等著她，靠近她，走在她身旁，如此一來她交談的對象就不得不正視他的存在。只要她的朋友或同學都在一旁，他不會開口，但會設法吸引她的注意，這樣便能以冷漠、質疑的眼神，表達他對她們聊天內容的看法。玫瑰受寵若驚，卻也緊張不安。她的朋友南西．佛斯曾在他面前誤念「梅特涅」的發音，未想他後來竟對玫瑰說：「妳怎麼能跟那種人當朋友？」

《偶然與想像》是給看了太多電影的人，給厭倦了當代敘事主流的人，用對於角色和電影深深的愛，寫出非常浪漫也非常勇敢的挑戰信。或許這也是電影人也好、影評人也好，大多都深深喜愛這部電影的主因，至少對於同樣的問題，有人願意給出不一樣但有趣的答案。

孩子讓一些人快樂，也讓另一些人痛苦；其餘的則介於兩者之間——取決於你的年齡、你是母親還是父親，以及你住在哪裡。但最大的謎題是：幾乎所有的研究都顯示生小孩後幸福感會下降，不生孩子能擁有更幸福的生活與婚姻，但為什麼很多人依然把為人父母形容為「人生中做過最好的決定」？為什麼他們不會後悔生孩子呢？

如果想知道地球深處藏著什麼，鑽石是地質學家最好的朋友。科學家在鑽石微瑕中發現了全新礦物，得以一窺下地幔的面貌。這種名為「Davemaoite」的矽酸鈣礦物只能在地球的下地幔形成，也是科學家第一次成功地證明了這種理論性礦物——之前只能透過實驗室的實驗預測——存在於自然界之中。

周冠威賠上自己的導演生涯，用大銀幕為觀眾開一扇小窗，讓我們稍微看見同時代的香港人們如何抗爭，在極大的不對稱壓迫下，爭取自己的自由空間。其中被對準的則是本該在學校讀書，或者工作的年輕人，好端端的年輕人為何不讀書、不工作，被「洗腦」上街抗議呢？年輕人賠上自己的前途，只為告訴世界為什麼。其實也不過是幾年的事情，然而就像人們很快就會忘記武漢肺炎從哪裡來，人們也很快會慢慢忘記這場當初鬧得轟轟烈烈的香港革命，而可能坐在電影院裡對一群雪糕哭泣，或者對一群穿緊身衣的男男女女，或第三性對抗外星人展現的勇氣而落淚。為了精神健康，人們的本性傾向遺忘，更別說是那些有意被蓋過或者消失的影像。

「選擇你想成為的人」，這樣的一句話對他們十幾歲的他們來說，或許就像是一句笑話：由「大人」的眼光來看，這些孩子幼稚地只懂得互相計較，卻也比更多大人成熟地知道，世界很美好，但也很殘酷。電影裡，對逐漸淪陷於這般現實的「孩子們」而言，正是因為看過陽光、大海、正直的人，才能忍受或不能忍受黑暗、泥沼與絕望。然而對於這個存在著一體兩面的世界，他們是沒有權力拒絕的。幼小的心靈還跟不上迅速成長的肉身，更別說是動盪的社會。

諷刺的是，雖然成為頂尖模特兒有標準的身高、體重、衣服尺碼門檻，這明顯與性跟肉體有關，但高級時裝設計師在尋找真正一流的時尚模特兒時，以米爾斯的話來說，是在尋找「空白人肉衣架」。換句話說，雖然模特兒應該要是修長美麗的，但不能給看秀的觀眾任何太過直接聯想到情慾的暗示。她們應該像是一顆徹底格式化過後毫無內容物的硬碟，才能裝得進設計師的藝術創意。基於此一標準，黑人、亞裔女性並不符合空白人肉衣架的設定，因為從西方主流文化上來說，黑人與亞裔女性「太過情慾」。

顏色是一種光譜：紅色從橘色逐漸變成黃色，綠色從綠松色逐漸變成藍色。然而，不同的語言卻以不同的方式表達顏色：一些語言有單獨的詞彙表示「綠色」和「藍色」，但有些語言卻沒有這種區別，將藍色和綠色說成同一種顏色，里昂第二大學的演化語言學家丹・德迪烏問道：「問題在於，為什麼？」

龐德系列的反派往往居住在寬廣的現代主義空間。亞當看到了現代主義建築與戰後權力之間的關聯，而這種關聯源於完全地控制，以及冷戰時期全球對於毀滅的恐懼。在亞當的作品中，現代主義代表著冷酷無情的力量，一種既迷人卻邪惡的力量。亞當的手法跟佛萊明個人的意識形態不謀而合。眾所周知，佛萊明極其厭惡現代主義，他鄙視現代主義的建築先驅勒・柯比意，甚至用現代主義建築師埃諾・戈德芬格的名字來命名他筆下最著名的反派人物「金手指」。

在二○一八年十二月的某個平淡的日子，在溫哥華轉機的孟晚舟遇到了令她驚恐萬分的意外。孟晚舟是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公司的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也是華為的財務長，她在前往墨西哥的途中於溫哥華機場轉機，加拿大政府應華盛頓的引渡請求逮捕了她。從那一刻開始，川普政權就再也不用擔心需要行使USMCA第三十二號條款來遏止中國走後門了。北京報復性地把兩名不幸的加拿大人關進牢裡，其中一名是前外交官，另一名是加拿大商人，罪名是中國政府編造出來的間諜活動。這兩人被囚禁了四個月，而後在二○一九年五月被正式起訴間諜罪。加拿大媒體全都重點報導中國的報復行為，人民對於加拿大和亞洲巨獸中國協商貿易協定一事的態度也有了巨大的轉變。渥太華先前對北京提議要簽訂引渡條款抱持著默許態度，如今看來是再也不可能了。在二○一九年的大阪二十國集團峰會舉辦之前，中國逐漸增加了對加拿大的貿易報復。中國禁止了所有加拿大進口的肉品，宣稱在這些肉中找到了極微量的獸醫用藥萊克多巴胺，這是一種在北美合乎法規，但在中國不被允許的藥物，同時中國也偽造了健康檢驗文件（後來中國在非洲爆發豬流感的隔年就解除了這項禁令）。

少女艾莉從鄉下來到城市，進入位在南倫敦的設計學院，卻因適應不良無法融入群體，於是自己搬到老宅去，卻發現自己聽著舊唱片，睡著舊床，照著舊燈，竟可以回到1960年代，到一個名為姍蒂的另一名追夢女孩身上。她與艾莉一樣，年輕，漂亮，富有野心，而艾莉也因此從姍蒂身上看到了設計的樣式，獲得老師讚賞，然而……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了無數珍寶，但其中最吸引人的肯定是已知第一個描繪女巫騎掃帚飛行的圖。女巫騎掃帚的形象已經深植在文化之中，以至於我們很少停下來問為什麼，或者它起源於哪裡。1451年版本的法國詩人馬丁‧勒‧法蘭克著作《女士的保護者》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內頁插圖描繪了兩名女性在空中飛行，一個騎著棍子，而另一個騎著掃帚。歷史學教授斷言，這個版本包含了「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樣的女巫形象」，並稱其為「已知最早描繪女巫騎掃帚飛行的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