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則來自英國的人類學研究，試圖透過電腦分析證明《小紅帽》是貨真價實的西方民間傳說，「並不是虎姑婆衍生了小紅帽，而是小紅帽衍生了虎姑婆」。這是為了回應過去曾有學者假設，小紅帽的傳說起源自東方世界，沿著絲路傳到了歐洲。

或許你曾經想過，到底古人講出「天地玄黃」的時候在想什麼？究竟在哪種意義上天空可以是黑色的？又好比「眉若遠山」、「青絲成雪」，都是把分明是黑色的毛髮描述為藍綠色。比起這種奇怪的錯亂，古人很明顯把藍色跟綠色歸類為同一種顏色的不同層次這件事，反而顯得好理解多了。

就結論而言，鄂蘭並不反對艾希曼有罪，但是1963年的書中，她提出了「邪惡的平庸」的概念，提醒世人，在她眼中艾希曼並不是魔鬼──事實上，他根本不配做個魔鬼。艾希曼是個可憐兮兮、流著鼻涕的老頭，他辯解自己並不仇恨猶太人，只是「依法行事」而已。與康德曾提出的根本之惡不同，鄂蘭認為此人的惡行沒有伴隨著什麼激情或信念，因此只能稱得上是渾渾噩噩的惡。

人人都想趨吉避凶，為了基因上不相關的人冒生命風險，似乎是不科學的，若陷入危機的不是自己的父母、子女跟戀人，正常人似乎不應該有理由奮勇相救。但我們經常聽說諸如火車司機犧牲自己避免列車對撞、消防員不顧危險進入火場救難、或者素昧平生的路人拯救卡在平交道上的老太太之類的訊息，這些人究竟為何能抗拒自己求生本能的呼喚，如此無私奉獻？

經過幾個月的心理測試，凱利發現這些納粹領導者並非什麼心智異常或特殊的人，他們只是有兩項共通特質，一是目的導向，二是工作狂，不怕累。凱利如此寫道：「換作在美國，也可能出現許許多多的納粹。」

一個好的科幻作家，通常應該具備準確的嗅覺，知道什麼樣的科學進展正在或即將影響她身處的時代。曾經有那麼一個時代，人類關心的是火星人入侵、地心裡的世界，也曾經有那麼一個時代，人類關心亡者透過電流復生的可能性。早在ＣＳＩ躍上銀幕成為晚間影集的王者之前，清水玲子就已經開始了她關於鑑識科學及其倫理議題的創作。

日裔英藉布克獎得主石黑一雄2005年推出小說《別讓我走》，故事主軸與早在1993年就開始連載的清水玲子漫畫作品《輝夜姬》幾乎完全相同，以複製人少年少女被豢養成為器官提供者為背景。前者獲選為時代雜誌百大英文小說，然而後者對於不熟悉漫畫的人來說，依然只是次文化的產物而已。一樣的故事，出版相差十年，就其本質是否真有這麼大的不同？

「我只看過我的學弟妹一次，就是他們剛入學的時候。」有人這麼跟我說。那是一種聊備一格的親切，不應該有人當真。那是一種對於真實的血緣、真實的感情的拙劣模擬，只是為了提醒我們，真正的「本物」有多麼珍貴而已。

歐思嘉面臨的考驗並不只是法國首都日益嚴重的民間暴動跟不幸失戀而已，她真正無法處理的問題是──她想當什麼樣的人？繼續假裝自己不同情革命份子，為皇室效犬馬之勞？繼續假裝自己是個完美無缺的「硬漢」，無視於內心對於親密關係的渴望，以避免女性身分被拆穿後的恥辱？

始終有一些智利人相信聶魯達司機的說法：「有個醫生進來在我肚子上打了一針。」他們認為是特務毒殺了聶魯達。聶魯達告別第二任妻子德理雅的時候，或許從沒想過他會比她更早離開人世。德理雅於104歲時過世，那是1989年，她未能親眼見到智利重回民主懷抱，皮諾切特下台，是隔年的事情。聶魯達與馬蒂達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