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喜劇都帶著對現實的理解與哀悼，《世界上最快樂的女孩》就是這樣的一部片，講述一名用果汁標籤抽中汽車的女孩有幸從鄉下前往大城市拍攝得獎廣告，卻因為與父母對汽車的去留產生爭執，同時到了冀望以久的大學校園內準備進行拍攝時才發現，自己手上拿的台詞跟實際拍攝的根本不同，而且只有幾句，另一方面拍攝過程又因為導演和贊助商意見不一而被頻繁打斷，於是一個簡單的片段竟花上了一整天。而一直在廣告詞裡重複「我是世界上最快樂、最幸運的女孩」的她，也開始懷疑自己有沒有那麼幸運。

當女孩打開電腦，對著鏡頭微笑，以及跟裡面的人打招呼，鏡頭慢慢拉遠，一隊全副武裝的男人正盯著螢幕專注的看，原來剛剛那是色情直播聊天室。當男人們因公離開前，留下兩名男孩，其中一名男孩的眼神並不只是看到美女的眼神而已。他迷上了電腦裡這個金髮碧眼的女孩。

對自己作品《下女》的翻拍，金綺泳的這部作品我只能說是一部「全員瘋狂中」的魔性電影，在大多時候裡頭的演員都像著了火一樣相當過火，無論是禁慾導致暴走的作詞人丈夫，還是要女僕不惜殺人也要別讓丈夫出軌的太太，或者是與片名火女相稱的女僕，尹汝貞真的好會演，演出這個又可憐又瘋狂又可惡的女子。

梅黎安在學校成績優異，但她卻不覺得上學有什麼意義。小時候爸爸常打媽媽，後來爸爸死後，哥哥對她也有暴力傾向，但媽媽卻置之不理。她媽媽丹尼絲從很小就對男人欺負梅黎安這件事漠不關心。小說中只用了一句話精準描述了她的心境：「她相信梅黎安缺乏『暖意』，而所謂『暖意』，在她的定義裡，也就是哀求痛恨自己的人愛她的能力。」

儘管女性也對科學、數學或哲學感興趣，但在18世紀的科學革命期間，大部分女性還是被學術機構與社團拒於門外：在1800年以前，只有少數女性——已知只有七位——獲得博士學位，而直到1678年才出現第一位女博士，距離博士學位的誕生已經過去了大約四個世紀。特別的是，前七位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中，有四位來自義大利。首先是帕多瓦大學的愛蓮娜‧科納羅‧皮斯科皮亞於1678年成為史上第一位女博士；然後是蘿拉‧巴斯於1732年獲得波隆那大學的學位。巴斯在物理、數學和自然哲學領域都很傑出，並成為第一位在大學任教的帶薪女性（而且是這所大學薪水最高的職員）。巴斯是18世紀在義大利推廣牛頓物理學的重要人物，並得到波隆那大主教波羅斯貝‧蘭貝爾蒂尼的大力支持。蘭貝爾蒂尼後來成為教宗本篤十四世時，選她為精英科學協會的第24位成員。

一個世紀前，在百貨公司「櫃姊」剛成為職業的時代，這是一份相當摩登又時尚的前衛工作。應該說，那個時代女性有工作就已經不得了，更別提其他選項只有農婦、環境惡劣的工廠女工、女僕跟妓女等等。但有些人卻懷疑她們賣得不只是商品，還偷偷向客人傳遞反動思想，或是私底下從事性交易。

每個偏僻的小鎮都要被地圖遺忘，每個流浪的作家都要被心魔糾纏，而每個美麗的女子都要被詛咒纏身，而偏僻的小鎮裡，總也要有因為知曉傳說故敵視與輕視外人的鎮民，他們是活在傳說裡面，故對不知傳說的外人又恐懼又嘲弄，恐懼是他們不知道外人會對傳說造成什麼影響，是否會促使傳說裡的怪物現形，嘲弄是他們能想像外人被傳說影響而恐慌的狀態，這讓他們覺得自己沒那麼悲慘。

初涉寫作的青年男女常常聽人說，要盡量寫得簡短，寫得清晰明白，只要準確地表達內在思想，不要有其他雜念。這種忠告貌似有理卻完全不實用。在這件事上，從來沒有人補上一條必要條件：「務必要明智地選好贊助人」，儘管那是整個問題的關鍵。因為，書總是寫給人讀的，贊助人不僅僅是給錢的人，而且對於寫作是微妙而隱秘的鼓勵者和啟發者，所以他是否理想至關重要。

《魔鬼終結者》和《機械姬》這類以「類人機器人」為主題的電影在近年越來越多，它們不僅展現了人工智慧技術，而且在外型上也展示了與人類相仿的模樣。如果未來類人機器人成為常態的現實，那我們將很難區分它們與真正的人類？假如未來的機器人或複製人的臉都長得一樣，是否也會產生恐怖谷效應呢？

自由城市是一款遊戲，蓋伊在裡面是一個NPC，身為一個銀行員，他每天早上鬧鐘固定響起，伴隨著瑪麗亞凱莉1995年的金曲〈Fantacy〉，他雙手高舉伸展身軀，然後親吻魚缸中的寵物魚高迪，穿上他那第一百零一件、淡藍色燙得筆挺的制服襯衫，佩帶斜紋領帶，出門抵達銀行前，先買一杯咖啡。咖啡店裡的女店員永遠為他準備的是中杯咖啡加奶油與兩份糖。在銀行裡，他固定在手續完成後招呼顧客一句：「Don’t have a good day.」顧客總投以懷疑的眼神，他再固定報以燦爛的微笑補充：「Have a GREAT day！」蓋伊的一言一行都被設定，分毫不差的無盡重複，以至於他與遊戲場景幾乎難以區別，恰如其分地成為一個「道具」。

幾年前，四隻雌性山地大猩猩離家出走，不僅拋棄了配偶——一隻生病的「銀背」（年長的雄性大猩猩的背毛色變成銀灰色）——還拋棄了年幼的孩子們。離家出走的雌性大猩猩認為，與其讓後代跟著他們到新的群體生活，還不如讓他們與生病的父親在一起比較安全，因為新的雄性大猩猩通常會殺死其他群體的幼年大猩猩。科學家原本很擔心這些幼年大猩猩的未來，因為大多數被母親拋棄的哺乳動物都有早逝的風險。

華僑一直是個問題，無論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他們所待的國家。對台灣人而言，所謂華僑，大多都是基於「中華民國」而非「台灣」而與台灣產生聯繫的，除了一些清楚認同台灣的「華僑」外，聯想到「華人」時，當然會自動自發的魂歸中國。而在韓國，「中華民國」華僑形成有多重歷史因素，包括那段「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搶「海外華人」為「華僑」以爭奪「正統中國」的歷史。片中炸醬麵這個符號就是一個複雜成因的體現，韓國炸醬麵乍看來自山東，然而上面所淋的「春醬」卻是在韓中國人依據當地口味而改造的味道。所以當我們看到光龍討厭炸醬麵時，我們或許可以思考，他到底是討厭炸醬麵所代表的「中國」，還是炸醬麵所代表的「中韓混血」？

有些歌手喜歡嘗試不同的樂風，可能每張專輯的風格都大相逕庭；有些歌手則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不同的作品當然帶有差異，但整體而言仍然維持一貫強烈的自我風格，音樂只要一播放就有極高的辨識度。來自美國波士頓的 Marissa Nadler 就是一位多年來堅持自己音樂藝術風格的唱作女歌手，從 2004 年發行第一張專輯來，她就以優美空靈的歌聲和動聽的吉他演奏擄獲樂迷的心。多年來，她堅持寫自己風格的歌，不嘩眾取寵、不刻意為改變而改變，她所勾勒出的淒美歌德民謠音景獨樹一格，聆聽時會讓人覺得彷彿時間靜止般，是需要逃離塵世喧囂或專注沉澱時的良藥。

武士，長谷倉六右衛門是三座小村莊的首領。本來應該會在藩主的出令、徵召、遷徙下，度過自己平穩的一生才對。至少，他原本是這樣想的。但是在這個日本與西洋互相試探、交鋒的時代，他被派去遠渡大海，從墨西哥到西班牙、羅馬，卻因為日本天皇的一紙詔令而使任務失敗，回國後被處死。在故事的開頭，武士為了贖回祖先的領地，想立下功勞，才進入這一趟浩瀚迷人、卻有無數死亡威脅的旅程；但旅途的終點，他卻在命運與政治權謀的操弄下，成為時代的一枚棄子。怎麼會這樣？在我被不講理的軟禁、判決與處死之前，生命中的最後一小段時光，還可以走向哪裡？

共濟會強調他們不是宗教，但可能有人會反對這項說法，認為他們有形同宗教的儀式和象徵符號，且涵蓋相同的道德及心靈領域，若還聲稱不是宗教，無非就是強詞奪理的詭辯。或許我們能把該會視為某種「準宗教」或「次級宗教」，因為它賦予良知自由，允許每個男性會員在複雜的宗教體系中決定自己的信仰，同時提供一個能讓所有人積極向上、和平共處的框架。這或許看來可笑，卻難以落人口實，教人心服，不少共濟會員往往行善不遺餘力。

「（以前）成功的男人不會讓妻子出去拋頭露面工作」，這個句子聽起來像是天經地義，我們似乎以為在女性主義者抗爭要工作權之前，數千年來都是丈夫負責全家的經濟來源。但其實不僅在工業革命之前，除了絕少數的貴族婦女以外，幾乎絕大多數已婚女性都要協助務農、紡織跟繁重家務，根據澳洲研究，20世紀以來女性可以不用在家事育兒之外額外賺取家庭第二份收入的時間只有約莫20年。

大西洋雜誌記者海倫‧路易斯評論了三本關於美國女性性解放的書籍，她提出一個問題：數十年來女性主義推動性解放，男女雙方同意的性行為不再成為禁忌，但流行文化中「性應該很輕鬆」、「性沒什麼大不了的」、「對性大驚小怪的人一點都不酷，還可能是卑鄙的審查者」的論述，則顯然不成比例的對男性有利，女性至今仍然不可能跟男性一樣享受沒有罪惡感與心理負擔的性事。

當我們每天賴以為生的城市因疫情封鎖即將陷入停擺，熟悉的「日常」變成了「非常」，為了彼此的安全著想，大多數人只能待在家裡。當我們往窗外望去，究竟還有哪些人在空曠的街道上，為了維持城市運作而來往奔波呢？這些人是外送員、物流人員、大眾運輸司機、水電、天然氣、網路設備檢修員、警消人員，以及所有最前線的醫事從業人員和緊急救護技術員。

近年來有關女性主義的電影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女力團結的力量似乎變成最近炙手可熱的題材。令我們欣慰的是女性意識歷經多年終於發光發熱，卻不禁開始擔心這是否只是一時熱賣的流行趨勢，隨著潮水湧退又會被淡忘。Greta Gerwig 的編導作品《淑女鳥》和《她們》像兩只清新可人的炸彈在大螢幕綻放煙花，為我們帶來不同凡響的細緻感受。兩部電影在上映後廣泛地被關注，在各大影展中囊括了許多獎項，包括好幾座最佳編劇和最佳導演。在此之前鮮少人知道原來 Greta Gerwig 除了演戲，還是個從小立志當導演的夢想實踐家。

說到典型的科技宅男，人們通常的想像是：蓬頭垢面、怪裡怪氣，而且不擅長跟女性互動。然而，寫程式並非原本就是男性主導的領域，電腦歷史學家內森‧恩斯曼格指出，寫程式剛開始被視為女性的文書工作。

電影有很多難解之謎，你很難解釋為何一個一直在修理機械的老頭會養黑色紅眼的馬，或許是因為他曾記住有個騎黑馬的獵人拯救了還是小孩的他？你也很難解釋為何Ｄ在這個有槍枝的世界，還堅持要用手中的劍來斬殺敵人，明明有車不開卻要堅持騎馬，還在大熱天穿著一身看起來很熱的皮衣在沙漠中前行，這件事連他的手都吐槽他。對，他的手上有張臉會講話，而且有別於俊俏少言的D，這張臉的話比死侍還多，但他卻肩負在D獨自行路時的氣氛調節任務，因為觀眾可能無法忍耐D一路無語。

在探討宇宙形成的問題上，科學明顯遲到了很久。無數代的哲學家、神學家與詩人都對宇宙的起源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但這一切在20世紀發生了改變，隨著物理學和天文學的理論、實驗與觀測發展，這些問題最終進入可驗證的科學領域。塵埃落定後，宇宙膨脹、初期的輕元素豐度、宇宙的大尺度結構以及宇宙微波背景，科學在結合種種因素後得出「大爆炸」為現代宇宙的起源。雖然直到1960年代中期宇宙微波背景才被探測到，但人們卻能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發現它的蹤跡：舊型的類比電視機。

疫苗猶豫或許出於個人的恐懼，或許出於個人對於風險的理性計算，但從集體的角度來看，此種決定卻會增加疾病在社區中傳播的風險，還有可能導致疫情警戒級數無法下降，連帶造成集體的社會問題與經濟損失。本書在第八章以群體免疫的概念和賽局理論「囚徒兩難」的邏輯來說明此種個人決策的後果。群體免疫也是這次疫情經常聽到的字眼，從早先英國政府被懷疑打算讓疾病流行、感染相當健康人口以便達成群體免疫，到疫苗問世後出現不少關於需要多高的覆蓋率才能達成群體免疫的討論，此一概念在過程中引發不少爭議。

《麥田群鴉》歷來被認為是文森‧梵谷的最後作品，這幅畫雖然可追溯至1890年7月，也就是梵谷去世的那個月，但它究竟是不是梵谷的最後一幅畫仍是一個謎。最近的研究表明，梵谷開槍自殺的那天早晨，他正在畫的其實是《樹根》。藝術記者、研究梵谷的專家馬丁‧貝利在著作重新審視了《麥田群鴉》這幅作品，他說：「當人們接受《麥田群鴉》不是梵谷的最後作品時，它的微妙之處才會顯現出來。」

入選柏林影展特別單元的科幻電影《浪潮》所欲傳達的並不是某種奠基於地球毀滅後的反烏托邦故事——如多數的媒體所介紹的那般——而是一個奠基於女性主義思想的科幻類型電影，只不過這個概念非常模糊。

日本社會學家岸政彥的散文集《片斷人間》有個稍長的書名副標「貓、酒店公關與乘夜行巴士私奔的女子，關於孤獨與相遇的社會學」。作者在書中簡述自己的工作是傾聽人們的「生活史」，透過社會學的理論框架去分析和詮釋這些調查和收集來的故事，並據此去思考「社會」的涵義。然而他真正喜歡的，是那些無法分析也無法解釋的事物，那些無法放進社會學論文和報告的觀察與體悟；於是集結、出版了這本精巧的小書。

1980年代，皇后樂團發生了不少好事，一切看似美好……但其實沒有。到了1980年代的後半，顯然高高在上的「皇后」不會永遠在位：主唱弗雷迪‧默丘里於1987年被診斷出愛滋病，他一開始並沒有打算告知媒體或樂迷；吉他手布萊恩‧梅正面臨婚姻破裂與喪父之痛的雙重打擊。

第一主打〈I Still Have Faith In You〉雖然聽起來「就像是原汁原味的ABBA歌曲」，但卻不是一首真正的迪斯可舞曲，而是一首帶有音樂劇風格，以柔和敘事開頭的強力民謠。編曲也捨棄了招牌的迪斯可時代強勁配樂，而引入更為纖細、扣人心弦的管弦伴奏，後製的人聲渲染亦減少許多。而且最奇怪的是，這首歌記憶點最強的地方，並非ABBA過去歌曲中女聲合唱的高音部分，而是鬼魂一般繚繞的低音呢喃：「Do I have it in me? I believe it is in there.」

前廳放著一具棺木，我哥哥就躺在裡面。棺木是橡木材質，上面做了個跟他的臉一樣高的玻璃窗，還有金屬把手。棺木已經在那裡放了三天。第一天，哈娜用指節敲敲玻璃，小小聲說：「馬諦斯，我已經覺得不好玩了，不要再搞怪了。」接著她一動也不動地沉默了一陣子，像是擔心他或許正小小聲地回話，但要是四周沒有完全安靜下來，她會聽不到他說什麼。但他沒有任何回應。哈娜走回沙發玩洋娃娃，瘦巴巴的身體像蜻蜓一樣發抖，我好想用虎口圈住小小的她，從嘴巴呵出熱氣幫她取暖。但是我不能告訴她馬諦斯會永遠沉睡下去，從現在開始，我們的心中只剩下一個小窗口，而我們的哥哥躺在這扇窗後面。除了我們信仰比較不虔敬時的奶奶以外，我們不認識半個睡著了就永遠起不來的人，我們總是會再醒來。

這是一個特殊的鬼故事，鬼是什麼？鬼是我們所不能指認因此恐怖的，嘗試遺忘卻忘不掉的，揮之不去的回憶。所以男人忘不了地下道裡裸體的女孩，而他的兄弟忘不了他的眼神，而一個女人忘不了自己的丈夫，忘不了自己女兒溺水的時刻……拆不掉的房子，拒絕清理的閣樓，吹的整棟房子震動的風，還有那在天花板上跑過的老鼠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