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歐美出品的推理懸疑片，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西班牙導演奧瑞歐‧保羅的影響，這位導演的兩部揚名之作《屍物招領》和《佈局》在敘事角度及劇情結構上都有匠心獨運的突破，更在層層推理解謎中讓人有種好似不是不是在看推理電影而是在看恐怖片之感。為什麼《佈局》會被翻拍這麼多次？看完最新翻拍的韓國版本《局中局》，心中產生諸多疑問，於是又將西班牙原版重看一次。為了拓展並完備文章論述內容，我把印度翻拍的版本《復仇》也看了一遍，綜合原版電影及翻拍的兩部作品，我個人琢磨出關於《佈局》被多次翻拍的原因，和其影片最大優點，以及翻拍作品呈現出的不同特色如下。

號稱本世紀最具爭議電影《撒旦的情與慾》是丹麥導演與劇作家 Lars von Trier 的作品，在第62屆坎城影展首映後爆發爭議，劇情描述一對夫妻的互動充滿性、暴力、血腥與挑戰道德底線。精神分析師 Gullestad 對這部電影精闢的分析是妻子潛意識要佔有丈夫，容不下兒子的存在，間接促成兒子墜樓身亡，這沉重的罪惡感使她憂鬱；丈夫堅持擔任妻子的心理治療師，卻沒能理解她的內在世界，想要糾正她滅殺女人可怕的想法。如果，精神分析的觀點是一個探照燈，有別於 Gullestad 的角度，我想照亮丈夫與妻子的有語言和無語言的對話，向世間彼此相愛卻無法交心的伴侶致哀。

1992年，一位來自北卡羅來納州溫斯頓─撒冷各各他浸信會的宗教工作者寫了一本書，叫做《愛的語言》，這本書意外成為近三十年來最有影響力的浪漫關係心理自助書籍。按照作者巧門的理論，人們能夠感受到愛的方式有五種：肯定的言詞、精心時刻、接受禮物、服務的行動、身體的接觸，這五種方式可以視同是人類用來表達「愛的語言」。肯定的言詞是來自伴侶的讚美跟感謝，精心時刻是與伴侶共度的美好時光，接收禮物正如字面上的意思，意指餽贈物質給對方，服務的行動是為了伴侶而進行的勞動，身體的接觸當然就是表現親暱的肢體接觸。

當你聽到優美的鳥鳴聲，比如黑背鐘鵲的歌聲，你可能會認為應該是鳥類在爭奪地盤或求偶的招數。畢竟，這是鳥鳴聲通常被認定的作用——雄鳥彼此競爭的方式之一。然而，鳥鳴聲不只有這兩種功能。在一些物種中，鳥鳴聲與競爭無關，而跟社會合作密切連結。一項對群居性的斑胸草雀的研究發現，雄性斑胸草雀唱歌提高了當地種群的社會凝聚力，進而幫助牠們協調築巢、交配、繁殖和覓食。

當我們聽不到、或根本無視於身體的指令時，大部分人都會落入假同意的陷阱。這會導致我們承諾提供一些令自己悔恨的恩惠，例如在談判中接受了過低的薪資，或是說服自己接受其實不想要的接觸。你還記得這樣的互動嗎？ 你能立刻回想起那種感覺嗎？ 你的身體是如何感覺的？ 你是否曾注意到自己的直覺說了：「等等，慢點，別急著說出違心之論。」但你卻直接碾過了這個警告？尤其是女性，長久以來已被制約為總是說「好」，目的是要努力取悅人們，並滿足周圍所有人的需求，而不考慮我們自己的個人真理，或體力及精力上的限制。

專攻女性與性別研究的德雷克大學英語系副教授貝絲‧楊格在看《我的鯨魚老爸》之前，她就已經知道這是一部講述名叫查理的男子的電影，查理的體重超過600磅，因為伴侶過世而悲痛萬分，由於體重過重，他的日常生活實際上是被困在家裡。《我的鯨魚老爸》招來了大量批評，激起了人們的憤怒、厭惡和消費胖子的指責。儘管爭議不斷，布蘭登‧費雪的演技廣受好評，並且入圍了第95屆的奧斯卡最佳男主角。但楊格沒預料到的是，她看完這部電影哭了，但並非感動落淚。當她離開電影院意識到自己肥胖的身軀在停車場移動時，她冒出了一種感覺，這種感覺跟她平常從鏡子看著自己的倒影一樣：醜惡的怪物。

幾世紀以來，人類的頭髮引發了無數的文化衝突。蛋白質構成的頭髮被涵蓋在各種定義之中：文明與野蠻、謙虛與虛榮、貞潔與肉慾、有序與無序。最重要的是，頭髮被緊密地跟性取向和性別連結。生理機制讓頭髮不斷長出，但文化的問題卻是：留多長、剪多短、髮型怎麼設計、如何吸引目光與保持低調。

說到桑塔格很少人會說他沒聽過，就像對文青提到村上春樹一般，這也是書名以「桑塔格」為名的緣由，即便在書裡頭作者大衛‧里夫都以「蘇珊」稱呼他的母親。原先認為這是種消費，畢竟大家都認識桑塔格，但沒有什麼人認識桑塔格的家人。即便作者本身就是桑塔格的兒子，也跟母親一樣是位作家，但他無論在外國或台灣的境況幾乎都相對較為罕知，於我也不例外。然而，在閱讀過程中卻漸漸使我改觀，這並不是一本打著「我母親是桑塔格」的暢銷書，而是對於一位知識份子從旁側寫的報導紀實性文學，且也正因為作者具有血親的身分才能讓我們看見這些。

教養是一種社會遊戲的代名詞，特點就在於，遊戲的參與者對教養抱有很高的期望，而且也強烈地期望別人相信自己是有教養的；至於具體內容是什麼，則是不言而喻。如果能夠立即察覺到這種期望，並加以實現，堪稱是技巧嫻熟；然而，即使沒有成功，也要做到不露痕跡，才算功夫到家。所以，對教養的期望就像對愛情的期望一樣，都有些不現實，因此它們是不能被檢驗的。

這部電影裡的每一段劇情安排都讓人如鯁在喉，近乎身歷其境的對照回想自己成長時的一切經歷。我會把《窒友梅根》看做一個職業婦女養兒育女的故事，雖然一個是真人一個是機器，但機器人就相當於人類零號機，需要不停編碼更迭與無數次測試反應，才能內建各種程式確定最終表現於外的行為模式，這與教育子女根本毫無差別。只要父母肯餵小孩肯吃，那怕是諸如貓狗魚鳥之類的寵物都能存活，但教育小孩卻是千古難題。

在沒有寫作的十年結束時，布考斯基差點死於嚴重的潰瘍出血。這個事件讓他回歸了正軌，就像與死亡擦肩而過那樣：他隨後辭去了郵局的工作，重新全職寫作。但僅僅過了幾年，他迫於現實又回到郵局工作，但這次他繼續堅持寫作，在每天輪班之前在打字機前埋頭苦幹。這段期間，他持續地書寫創作，但似乎依然沒有任何成功的跡象，至少在他步入中年之前都是如此。一部影片文章的旁白說：「布考斯基花了年復一年的時間寫作，辛勤地勞動維持生計，終於找到對他有利的環境，這樣他能夠獲得關注，成為一名成功的作家。」不過，布考斯基的墓誌銘卻刻著這行字：「別試了。」

1914年9月1日，一隻名為瑪莎的旅鴿在辛辛那提動物園的籠子內死去，她自孵化以來就一直被關在這裡。以鳥類來說，29歲活得還算久：瑪莎只不過是老了。人們記得她，因為她被公認是地球上最後一隻旅鴿，旅鴿的學名「Ectopistes migratorius」，意思是「流浪的移民」。儘管在20世紀初，有一些在野外目擊旅鴿個體的報導，但這個曾經看似數量無限的物種，在瑪莎去世之前就已經功能性滅絕。

人們經常誤以為指揮存在的唯一目的，就只是讓音樂家跟隨他們揮舞的手臂。手臂確實傳達了樂曲的速度與位置，但你看過兩位指揮家用相同的方式指揮嗎？事實上，指揮的大部分工作在觀眾看見他們上台以前就已經完成。指揮家好比翻譯家，將樂譜上的小黑點演繹成聽覺上的愉悅。沒錯，指揮家在演出當天把音樂家凝聚在一起，但最重要的工作是為演奏的音樂家提供一種詮釋，刺激他們盡其所能地用旋律與節奏傳遞訊息。

有許多中文的報導提到，井上雄彥內心最認同的角色是宮城，他們的身高相近，而且都在高中時代打後衛的位置。雖然這是個十分浪漫的想法，某程度來說也很合理，但我找不到井上雄彥親口證實這件事情的證據。在井上雄彥的官方採訪中，他提到自己連載《灌籃高手》時的心境，是非常雀躍的，從23歲到29歲，畫了整整六年，主角們年輕而強大的身體、無限的可能性，深深吸引了他，他非常愛這部作品。然而26年之後，井上的價值觀經過時間歷練，已經有所改變，他了解到「人不見得擁有無限的可能性」，「我們都是與痛苦共存的」，重點已經不是夢想跟可能性，而是我們該如何與自己的痛苦和睦共處。

路修斯‧雪帕德筆下的戰火竟帶有一絲詭異之美。此等美麗並非源自於戰爭本身，而是來自熾然砲火與蓊鬱叢林之間的矛盾與失調。運用美麗與殘酷的對比，生機與死亡之拮抗，雪帕德迫使讀者面對歷史的糾結，直視自我的靈魂。這部小說歌詠的是這風雲莫測的世界，那是浪跡天涯的遊子最熟知的生命奧義。

這是Maria Goeppert-Mayer，1963年因提出原子核殼層模型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是繼瑪麗‧居里之後第二位拿到此獎的女性。雖然她是如此重要的科學家，但直到58歲之前，她都沒有得到任何一份正職學術工作。

說到母語，這又是令我迷惑的名詞。195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作出了如下定義：「母語是指一個人自幼習得的語言，通常是其思考與交流的自然工具。」在許多文化中，民眾從小在家或鄉里間習慣說的母語被認定是「方言」，在學校及正式場合則會以「標準話」來溝通。標準話與非標準話之間因此有著潛而不顯的地位高低。《那不勒斯故事》中出生在工薪家庭的女主角艾琳娜強調自己從小習慣說義大利語，讀者可看出那是她身為好學生的堅持，同時也能發現她對方言隱隱的鄙視。老城區的居民大多只有小學文憑，大字不識幾個通常只會說方言，但在小說中敘述所有人討論正經事、使自己有權威時都要說義大利語，只是教育程度不高的居民們總是艱難地說著不道地的語言。

約翰‧馬魯夫從舊貨拍賣會上帶回一個裡面全是攝影膠卷的箱子，他只知道物品原有人的名字叫薇薇安‧邁爾，基於個人職業經驗與直覺，約翰開始逐一買回薇薇安‧邁爾被賣出的遺物，也因如此，約翰得到了更多薇薇安的膠卷、無數張她使用過的單據與信件、穿戴過的衣物與飾品、錄音帶與影片。這些細小繁瑣到令人幾乎產生密集恐懼的物品是薇薇安身體的骨，約翰因好奇開始追查並對薇薇安舊識的訪談則是她體內的血，而那數量龐大整理費時的攝影作品則是薇薇安的意志與靈魂，這一切融合成薇薇安‧邁爾這個人。當社會大眾多少次為薇薇安的作品發出震撼驚嘆，同時就有多少次為何這已是故人身後的惋惜，每個創作者都像薇薇安‧邁爾那樣矛盾、複雜、古怪並且遙遠嗎？《尋秘街拍客》這部記錄片裡有很大一部份的訪談都在描述薇薇安注重隱私而且極度孤僻的個性，每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既不好懂也不易了解，但荒謬的是，有時人類居然又比任何一種生物更容易被看透被戳破，這莫不是身而為人的一種悲涼。

在惠妮‧休斯頓去世後的十年內，就有四部電影嘗試述說她的人生故事，包括一部未經授權的紀錄片、一部官方認可的紀錄片、一部電視台「Lifetime」製作的影片，還有一部劇情聚焦在她與女兒芭比．克莉絲汀娜兩人關係的電影。根據第一部好萊塢大製作的惠妮休斯頓傳記片《與你共舞》的編劇安東尼‧麥卡騰說法，這些關於惠妮休斯頓的電影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癡迷於她所犯的錯誤，它們都想嘩眾取寵。」與此同時，他也認為這些電影準確地反映出許多人長期以來對惠妮休斯頓的偏見，麥卡騰說：「當人們聽到惠妮休斯頓的名字時，總是難以避免地使用『悲慘』這個詞，這是一種很普遍的看法。某方面來說，《與你共舞》這部電影想要反映這種現象，並且糾正這樣的心態。」

對於現代人在民主時代的精神困境，托克維爾有一個生動的比喻，人們像是被困在激流之間，眼睛卻仍緊緊盯著岸上的廢墟，渾然不覺激流正將人捲入深淵。然而，這幅聳動場景所欲傳達的迫切，現代人基本上體會甚微，畢竟與民主時代共生的精神氣質，傾向迷戀輕盈細微的事物，其對災變的想像，最驚悚者或者不過是「自我之謎」。

被稱為龐克女王的英國設計師薇薇安‧魏斯伍德於1941年出生在英國德比郡，父母都是藍領勞工。她幼時就對藝術設計有強烈的興趣，但無法想像自己身為一個「工薪階層的女兒」要怎麼踏入藝術的路。因此她從藝術學校輟學，去工廠找了一份工作，一邊在師範學校進修，成為了小學教師。

卡麥隆曾經表明《鐵達尼號》是人類世界的隱喻，而這艘不沉之船最終淹沒大海，被生命之水毀滅是人類世界毀滅的某種寓言。我們不該太驚訝，就像《阿凡達》裡的人類已經把自己的星球給榨乾了，高科技高污染的世界即將毀滅，這也是為什麼人類要展開星際旅行，前往潘朵拉的原因。《阿凡達》從一開始就是個對人類失望的故事，科技的發展毀滅了宗教的信念，只剩下貪得無厭的掠奪，卡麥隆大可以上演一齣跨物種愛戀，讓人類與外星人和平共存，然而他卻要讓主角捨棄自身肉體，並回頭對抗自己的同類。

多年來，你沿著相同的路線開車下班回家，但最近卻常停在十字路口絞盡腦汁地思考是要左轉還是右轉。日常生活碰到的許多情況都會讓我們懷疑記憶衰退是否正常，這是認知能力下降的徵兆嗎？還是失智症的症狀？

挪威的特羅姆瑟位於北極圈以北兩百多英里處，是季節之間光線變化最極端的地方。從十一月持續到次年一月的永夜期間，太陽從不升起；之後白天逐漸變長，直到五月至七月的「永晝」，太陽永遠不會落下。永晝之後，白天變得越來越短，直到永夜。就這樣周而復始，從不間斷。因此，當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卡莉‧萊柏維茲在2014年準備搬去那裡時，她的親朋好友都很難理解。「我永遠不會住在那裡。」這是她聽到最普遍的回答，「那裡的冬天會讓我很憂鬱」或「天黑會讓我感覺很疲倦」，也有很多人這麼說。但永夜卻是吸引她前往特羅姆瑟的主因。

蠢人基本定律第一條就要開門見山：「從古到今，人人都低估了橫行社會的蠢人數量。」這句話乍聽小家子氣、語意不明又有夠不厚道。然而，仔細思量就會發現非常貼近現實。無論大家多高估人類的愚蠢，都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對以下事實感到詫異：一、原以為理性又聰明的人，最後卻變得厚顏無恥又愚蠢。二、愚蠢之人會日復一日、如無限迴圈般地擾亂別人的活動，老是毫無預警地在最令人尷尬的地點和最不適當的場合現身。有鑑於第一條基本定律，我難以給出總人口內確切的蠢人比例，無論最後得出什麼數字，終究都只是低估。因此在後面章節中，我統一用「σ」這個符號來表示蠢人的人口比例。

1938年夏天，一名意志堅定的推銷員來到了一座鬧鬼豪宅，兜售他的「無聲無息」真空吸塵器。它能「幫你節省時間度過美好時光，任何一個裝潢設備齊全的家庭都不應該沒有它」。這是《紐約客》第九版的一篇單幅漫畫，作者賺到了整整85美元稿費，而這篇單幅漫畫向全世界介紹了一個當時還默默無聞的家族：阿達一族。

曾有一段時期，打撞球可能會造成爆炸，而人類不想讓撞球一天到晚起火，所以改良了塑膠。原因在於當時撞球材質採用賽璐珞製造，而遺憾的是它極其易燃。賽璐珞於1869年取得專利，就在第一種人造塑膠「Parkesine」問世的幾年之後。雖然後人經常把賽璐珞跟膠卷連結，但它就跟其他許多早期塑膠一樣，一開始都是為了解決撞球材質的問題，也就是「象牙」。

英語發音出洋相是常有的事，講錯了更正就是，沒什麼大不了，可惜譯者沒這福氣。錯譯洋名是譯者的日常，也是譯者的無奈。寓言勵志作家保羅．科爾賀是巴西人，我接譯《愛的十一分鐘》時，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成名的科爾賀譯名已響叮噹，小譯者豈敢照葡萄牙語為他正名為「奎呂」？沿用既定譯名為上策。但話說回來，幾十年後，假如《愛》是某讀者第一次接觸到的科爾賀譯本，而這讀者聽慣了外國媒體對他的稱呼，挨罵的譯者是哪一個？

現在普通的定格動畫已經不夠看了，你還必須有其他巧思，比如後設元素，來讓你說故事的手法能更加讓觀眾感到新鮮，《狗和義大利人禁止進入》就是這樣的作品，法國導演艾倫‧于格多利用自己的動畫與紀錄片專業，說了一個關於自己身世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巨大的像是造物主的他，用自己的巨手打造著各種說故事的道具，並讓這個打造過程成為故事的一部分。

在《格林童話》的第一版中，兄弟倆聲稱他們從家鄉卡塞爾周圍村莊的老婦人那邊收集了這些民間故事，表明他們正試著保留瀕臨消失的德國民間傳說與說故事傳統。但他們言過其實了，格林兄弟或許羞於說出真相──他們的故事並不是從住在黑森林偏遠荒野、聲音低沉、眼神銳利的老婦人那邊所收集到的，而是他們跟女人調情時得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