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角度來看，我們當下的確是個「自我實現」的時代。哪怕拍的東西多偏門，或者喜歡的東西多獵奇，你都不知道這些東西何時會「爆紅」，讓你成為一時的風暴中心。主流與支流已經越來越沒有界線，只要支流觸及與點閱夠高，就有可能成為主流，而所謂主流也很容易成為明日黃花。我們懷疑影像，卻又迷戀影像，因為影像會帶給我們一種立即性的愉悅或者不悅，這意味著某種「體驗」。

到了在那個時候，波蘭人民會記得華勒沙，會記得若望保祿二世，但很少人想起畢蘇斯基，想起他的民族戰略。這本傳記題為《波蘭國父畢蘇斯基》，但人們、歐洲的人們、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的人們，以及身為帝國邊緣弱勢民族的人們，或許應該謹記，「波蘭國父」這等獨一無二的殊榮，對於畢蘇斯基而言，仍是過於蒼白了，它可能也不是畢蘇斯基最希望被記住的聲名。畢蘇斯基，歐洲文明秩序的前瞻戰略家。

近來反應熱烈的動畫《葬送的芙莉蓮》上映，在這部作品看似緩慢而沈穩的步調當中，卻有許多作者群在潛意識裡或隱或顯的民族主義等政治觀點。主人公芙莉蓮與魔族的爭鬥裡，不免有人會將這樣的對抗態勢適用於當今台灣的政治局勢。與此同時卻有許多人反對，其中的意見不乏有認為是強作解人；也有人認為不該將這部作品「泛政治化」。然而作為一部大眾作品，《葬送的芙莉蓮》當然允許被以各種角度加以解讀，更進一步，這部日本式的奇幻類作品當然也能讀出屬於東亞後進國家的國族敘事。

又一次，電影的轉折指向缺乏的自我認知，及其如何容易在社會關係裡被塑型。布蘭登擅長的迷幻蒙太奇再度讓我們看見詹姆斯的惡夢，這是一個《寄身殺手》出現過的意象，一個對象在你面前被撕開，或者你自己被撕開，但裡頭除了笑聲什麼都沒有。難道，自我豈非另一個沒有邊界的泳池嗎？

後人對於《失樂園》的隱微教義有一個近乎共識的觀點：撒旦，才是真正主角。人們很難不被膽敢反對上帝，在天上發起戰爭，在人間發起密謀的撒旦的風采所吸引。「撒旦派」的解讀傳統其來有自，可能要歸功於18世紀的浪漫派詩人布萊克在他的長詩《天堂與地獄的婚姻》中，布萊克直把撒旦當成了解放英雄，「密爾頓寫天使與上帝時像是帶著枷鎖，而寫魔鬼與地獄時則自由奔放」，布萊克把密爾頓的顯白的情緒歸之於他「詩人」的氣質，「原因是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就會不自覺歸於魔鬼一黨」。

相較於電影中其他角色都有透過職業被公眾關注的機會，咖啡店員席格娜想到的是改變她的外表。但卻不是讓自己變美，而是要刻意把自己變得醜陋。得知有種外國精神藥物副作用是嚴重皮膚病變，便拿來服用，結果可想而知，她臉上變得充滿疤痕與瘡傷，徹底毀容。送醫醒來後，席格娜立刻走到鏡子前自拍，來探訪的男友湯瑪斯問的第一句話是：「這不會傳染對吧？」從這句話就能發現湯瑪斯是性轉版的席格娜，他們兩個人都是只求外界關注不真的在乎自己以外任何人的自戀狂。

正因子宮由女人專生，卻又任意由男人所用，瑪麗自小便明白，美貌是一種罪，而她是這罪行之下的產物：行軍中的國王看中田野中獨自嬉戲的少女，因施展權力而生的歡愉讓他誤會，自己的肆意存在比少女的人生更重要，正如幾乎所有男人一樣。於是在小說開篇中，讀者很快明白，這是一個奪去男性角色姓名，卻仍無法抵消其之於女性影響力的故事，她要成為修道院中「唯一的男人」，以保護她的姐妹與孩子。

《魔鬼的自白》是最新的艾希曼影視作品，首度公開了艾希曼的自白錄音帶，讓艾希曼解讀有新的可能。此錄音帶顯示艾希曼從頭到尾都明白二戰期間的所作所為，這樣的說法與艾希曼大審時和漢娜鄂蘭的理論並不一樣，前者最後因為證據和自白等問題不算成功，後者則將艾希曼定位在平庸的邪惡，是一種國家行為之惡而非個人之惡。顯然錄音帶推翻了早年較為主流的論述，艾希曼不再只是平庸之惡，更有其他種惡的可能。如果錄音帶更早公布，漢娜鄂蘭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審判也會有不一樣的結果吧。

1806年，甫完成《精神現象學》的黑格爾，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及了拿破崙，他將這位在兩年前靠著戰功稱帝的帝王稱為「世界的精神」。當黑格爾看著這樣一個「個體」，騎在馬上專注於一件事情，在這個世界掀起波瀾時，他的心中泛起奇妙的感受。拿破崙對黑格爾來說有種難以言喻的吸引力，他多次提及這種感受，其中包括了後來知名的「歷史終結」段落。

馬丁史科西斯採用的敘事有別於原書的採用的FBI視角，並未一步步揭開幕後真兇，反讓觀眾打從一開始就以俯瞰式的視角看穿這整個陰謀，以及原住民女性茉莉的直覺有多麼準確，從一開始就懷疑那些同胞死亡案別有蹊蹺。電影說的不只是過往白人殖民印第安人的歷史，不是那些已說過上百次的陳腔濫調，而是更複雜的結構，以及更隱形的事實，關於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難以分割的親密關係。

「不管家族有多少人，最後長照的責任都只會落在一個人身上。」數據顯示，比起真的已經照顧太久的那些人，剛開始照顧幾個月的人反而更容易殺人。進入長照是一種生活型態的變動，比起已經做了十年、二十年，剛剛進入長照的人反而是心態最不穩定的。在書中，很多受訪者描述自己「人生已經沒有意義」、「看不到未來」、「經常在思考究竟是要讓照顧對象去死，還是自己去死」。長照跟養育小孩不同，雖然兩者經常都落在女性身上。養育小孩可以看見他們茁壯獨立的一天，但長照的終點只有死亡，問題只剩下究竟誰先死。

事業有成的主播立美，在即將結婚之際，發現她的老年父親愛上一名中年婦女秀蘭，而在簡單調查之後，便發現此人竟然涉嫌多起殺人案件，其對象紛紛在與其交往後死亡。如果你看過《幸福路上》，就會發現裡頭比起幸福，更多的是不幸福還有人生的困惑。正是因為幸福未至，才在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多年後再次出手，拍攝《惡女》，則接續女性的成長故事，並加入大量的性愛與殺戮元素，儼然是更加露骨的「成年禮」，關於女性與男性之間難以化解的矛盾與衝突。

《盲目》敘述人們遭逢一種怪疾，會如疾病那般將眼前全白的失明狀況傳染給下一個人，整個族群於是陷入了返祖的社會結構，陷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奇妙的是，這疾病某天突然便毫無來由的痊癒，如它毫無理由的出現。《投票記》是《盲目》的續作。四年之後，同樣地點舉辦選舉，大雨後的投票所開出70%的空白票，當局大為震驚，馬上發表聲明，數日後舉辦第二次選舉，結果天氣晴朗的第二次投票，空白票不降反升，來到83%，總理這次不只是震驚，更是震怒，直言選民破壞了民主價值的底蘊，開始試圖懲罰那些投下空白票的人民。

《青春並不溫柔》透過兩名女性，以及這場結果其實並不重要的運動，做出了它自己的宣示。那就是比起春秋大業，有時兒女情長更加重要。在革命的浪濤間，被褥的耳語亦有萬鈞之力，因為當人沒有辦法在情感裡去做出革命，從觀念上予以改變，無論選舉多少年，政黨輪替幾萬次，政治的變革永遠只會是表象的。甚至連所謂素人都難以豁免

鄉愁的命題藉人的生命異化成時間的跳躍性，這裡不免帶有被動象徵，言下之意，人在所謂「觸景」中而生發「情意」──觸景傷情──將五感推至到另一個象限內，此外，你將偶然感受到心靈或許自此能夠與肉身相悖；我不夠確定這是否歸循於某種心物二元，不過顯然地，當我們指涉一客體使現象顯現，那我們進而承認主體亦可以透過客體使自身的某一小部分再現。這件事在音樂的場域獲得最好的詮釋，甚至它用以極少的媒介去誘發現象產生。那麼簡易的問題便是：是什麼促使我們情動？注意到，這裡並非寫於「動情」，在於人本不是積極地讓情感湧出，而是情感受刺激迫而流淌，相較於給予、餽贈，人於此狀態中縱然是具反身性的。

《頭戴灰氈帽的皮卡丘》限量卡片最近炙手可熱，荷蘭梵谷博物館與寶可夢合作的立館50年紀念聯合特展，門口出現了奇怪的人潮，他們像是賣世足賽、流行明星演唱會門票那樣兜售入館看展覽的門票，這讓館方十分困擾。黃牛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原本梵谷博物館推出了「解任務、買周邊就送《頭戴灰氈帽的皮卡丘》限量卡片」活動，但沒想到這張「阿姆斯特丹限定卡片」竟變成收藏家瘋搶的對象，網路交易價一度飆到600歐元，約合台幣2萬，也導致博物館外黃牛聚集。

不太粗心的讀者卻不太可能不被卡爾維諾作品中的冒險感吸引，這是他相信童話始終是所有故事無以取代的原型，不管是被拋棄在樹林中的孩子，還是在與野獸以及魔法的衝突中獲勝的騎士，其主題都是「人類經歷考驗以及戰勝這些考驗的方法」。童話故事的結局往往是美好的，因為重點一直都在主角如何在連番困境中倖存，如果只憑機運或者天馬行空就擺脫困境，故事難免索然無味，能精細的算計與評估，在看似全無出路之處探索出生路往往才是童話的迷人之處，就像《基督山伯爵》的啟示，脫困需要一種重新理解世界幾何模型的能力。

對既像大林宣彥又像大衛‧林區的鄭淑麗而言，性與權力只是一體兩面，是她用來形塑作品的兩種極端面向。如果說多年前的《I.K.U》是用性來展示權力，這次的《UKI》就是用權力來展示性。你看不到《I.K.U》裡霓虹閃爍的肉體交纏甚至是跨性歡愉，而是一則又一則愛德華霍普式餐館裡的新聞討論。裡面的人們甚至只要透過握手就能感到性愛般的歡愉，宛如社群網站世代生長起來的新人類們只要透過各種網路的連結即能得到快感。

電影結束後字卡告訴我們，根據聯合國報告，在這不到九十分鐘的紀錄片播放過程裡，平均已經有超過五點二個女人被男人殺掉。2022年全世界一年有至少八萬名女性被殺，行凶者是家人特別是伴侶的比例超過一半以上，而片中許多男人都不知道這件事情，如同許多女人都覺得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那樣。她們被教導忍耐，少生氣，懂得察言觀色，這讓她們註定在受害者與怪物之間只能二選一，再她們再也忍受不了的命運時刻。

「薛丁格的貓」處於活與死的疊加態中，這只是一個思想實驗，沒有貓咪受害。但這位1933年即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量子物理學家為何會提出「在想像中謀害貓咪」的概念？薛丁格為人十分謙遜，很少談論自己，這部傳世的人生札記，是他少數遺留下來顯示他如何受到叔本華與斯賓諾莎哲學思考影響的證據。

《蒼鷺與少年》在動畫電影史上或許無法堪比《風之谷》的開創性、《神隱少女》集大成乃至於《崖上的波妞》兒童向，卻是宮崎駿最為私密的自我反思作品。另一部具有如此深刻檢討自我價值的作品，應該就是《紅豬》中處理中年自我。《蒼鷺與少年》內含了與自我和世界的和解，接受自己的不足，接受世界的不完美。宮崎駿將《蒼鷺與少年》送給了自己，也將其生命集大成、充滿希望的未來結局送給全世界。

《明天，我要和昨天的妳約會》令我想起另外一部短篇小說，名為《行屍走肉》（All You Zombies─），作者是美國硬科幻小說大師──羅伯特‧海萊因，該小說曾被翻拍成電影《超時空攔截》。在一間酒吧裡，一位專欄作家和酒保在聊天，作家忿忿不平地控訴那個曾經傷害她的男人，沒想到最後真相揭曉：這三個人竟然是同一個人？有可能發生這種事嗎？乍聽之下完全不可能，但偏偏海萊因就有辦法用緊湊的對話、環環相扣的故事線、以及無懈可擊的邏輯來印證這不可思議的設定。

十六歲的阿里清楚記得最後一次見到母親在家裡的情景。她為他和雙胞胎妹妹琪亞娜煮雞蛋當早餐，叮嚀他們要努力讀書，告別之後送他們去上學。當阿里和琪亞娜回來時，母親已經走了。那年他們只有八歲。阿里的母親，是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哈瑪迪。她在大學修讀物理學，日後成為工程師。從大學時期，她就經常投書報紙，爭取女性權益。說來諷刺，穆哈瑪迪1972年出生，在她父母那個世代，伊朗女孩可以打扮的跟西方世界女孩一樣，穿崔姬的貼身洋裝、自由披散秀髮、跟男孩子出去跳舞，但到了1979年，政府立法強制所有女性穿著都需符合宗教規範，從那之後，伊朗女人失去了著裝自由。

阿波羅妮亞·索科爾是當前新生代最受矚目的法國畫家，《她與她的自畫像》由朋友莉雅・格洛的鏡頭捕捉了成名路上13年的坎坷時光。然而，有別於絕大多數藝術家自傳性質電影，這部紀錄片中的阿波羅妮亞性格極為逆來順受，連住處被人惡意放火燒、作品被評審說太爛，觀眾都不曾看到她有任何一點情緒失控。就連被說「角色畫得像殭屍，顯示沒有投入愛」，阿波羅妮亞都只是向鏡頭外的導演好友表示，這些批評說得「太中肯了」，流露出徹底真實的無助。

「文本」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封閉性」，在其自成體系的同時有其必要的排除。作者以「人民的自我賦權」來表述左翼的政治理念，我承認，這個政治想像基本上是被排除在《銀英傳》的文本體系之外，無論是專制還是民主體制中的人民，或者因為對領袖的信任，或者因為對體制以及自體安逸的耽溺，從而都無從實現「人民的自我賦權」。

波娃10歲那年在學校認識Elisabeth Lacoin，暱稱「扎扎」（Zaza），一種把sa拼成za的時尚，這段友誼一直延續到扎扎21歲猝逝那年。扎扎之死是波娃在遇見沙特之前最重大的事件。波娃對扎扎的情感是複雜的，叛逆的扎扎曾經讓她感受到生命的另一種可能，但扎扎不敢抗拒媽媽安排的包辦婚姻，卻讓波娃困惑與失望，當波娃表達應該為了自己的幸福抗爭時，扎扎的理由是：「應該拿自己的生命反抗那些我所愛的親人嗎？」並且告訴波娃女人嫁給一個比自己笨的男人很正常，「女人只能被愛，不能愛人。」

不可否認，《芭比》是一場屬於女孩的盛宴，無論你喜歡芭比，或者討厭芭比，這部電影都會讓你想看。它也確實很有趣，充滿各種讓人會心一笑的小細節，正如你會期待潔薇做到的那樣。但這始終解決不了本片真正的悖謬弔詭──《芭比》聲稱批評美泰兒，但同時卻又受到美泰兒的熱情贊助。你多花一分錢看《芭比》，美泰兒公司就多賺一些分潤。然而，比較有趣的是，《芭比》電影中，萊恩‧葛斯林飾演的那個「肯」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肯」，是如何「恰巧」對映到現實生活中針對女性主義而產生憤怒和嘗試反制甚至不惜採取暴力手段的男權運動者。

對我而言，好的評論在於「言人所不言，見人所未見」：講出那些「難以言喻」的，或者讓我們知道，原來這作品也能這樣看，我還不趕快回去多複習幾遍。前者多仰賴文字的經營，後者則更彰顯作者的拆解功力。讀嚴淳齡評論漫畫《進擊的巨人》，最讓我感到趣味的，是她們最後一節「自由的意志｜知」對於古利夏（葉卡醫生）及其子艾連的描寫：從故事鋪排如何「致使那個曾經眺望外面世界的少年，走到距離自由最遙遠的位置上」，短短幾句點明我會深愛《巨人》的原因之一，就在於這部連載十二年的漫畫，伴隨著我求學出社會的經歷，也預示了嚮往自由意志可能的非意圖後果。

《進擊的巨人》特別的地方在於，這是一部非常「政治」的作品，但採用的觀點與探討的方式卻完全不同於日本過去任何一部漫畫。諫山創徹底思考了個人的自由、民族的命運、正義的意義，從微小的心靈層次到廣大的人類歷史之間，創作了這部里程碑等級的政治漫畫。

一般的冒險作品，故事經常終結在打破第一道牢籠。畢竟，「一切都是政府在玩我們」已經算是很大的反轉。然而《進擊的巨人》卻還有第二道、第三道牢籠，第二次、第三次反轉在等著讀者。第二座牢籠是地理的界線打開之後才看見的。當島上人類超越城牆、橫渡大海後，卻發現自己是不受歡迎的人種，等著迎接他們的不是一個友善、和平的世界，而是恰恰相反。這讓主角群陷入了極大的悲劇感之中，他們費盡千辛萬苦來到「自由世界」，但卻面臨到更大的敵意跟歧視。羊駝與卡歐魯將這種互相仇視敵對的狀態比喻為「森林」。